赵志君：人民币升值 中国经济的可承受力有多大

　　赵志君

　　对人民币重估的争论始于2001年。200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廉价货币》的文章，关于人民重估的新一轮争论由此而引发并持续至今。一些日本官员也在各种场合呼吁人民币升值。例如，“金融时报” 在2002年刊登的《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称中国向其它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据报道，2002年2月22日，日本和七国集 团的其他六国呼吁人民币升值，以抵抗全球通货紧缩。2003年9月，美国财长在对东京和北京的访问期间，都明确地谈到了这一问题。美国总统在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访美期间也提及此事。2003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总裁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从2003年9月到2005年4月，七国集团接连发表四次公报，要求那些还没有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应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

　　随着中国通货紧缩在中国消失，日本对华贸易出现盈余，日本方面要求重估人民币的呼声因此有所减弱，但来自美国的压力却增加了。美方抱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仅影响了它的国内制造业，加剧了失业，而且是对美国的国家战略地位形成挑战。

　　本次争论有深刻的经济背景。到2001年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走出了东南亚危机的阴影，从1998和1999年的通缩中恢复过来。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年增长率，贸易额以30%的速度持续递增。从资本流动方面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国家。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11548亿美元，增加35.7%，贸易顺差达到320亿美元，贸易总额几乎是2001年5096.5亿美元的两倍。外汇储备6099亿美元，比上年提高了50%。到2005年年底，外汇储备已经达到创纪录的8000亿美元左右。国外直接投资、贸易和投机

人民币升值的“热钱”共同导致了构成外汇储备迅速增长。

　　与此相反，正当中国经济恢复之际，美国经济遭受了新经济泡沫破灭和恐怖袭击的双重打击；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压力尚未彻底消失；欧洲经济的复苏相对乏力。这些国家，尤其是美、日的一些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敦促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进行重估。致使对人民币重估的争论日渐升温。

　　按照对人民币是否应该重估所持的观点，经济学家们大致可以归为3派。第一派主张人民币应该钉住美元并保持稳定，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他们认为，美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泡沫经济的破裂、伊战和反恐军费开支增加以及减税政策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美国不应当只归咎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美国应该反省自己的国内政策，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中国。

　　第二派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应该尽快升值以避免不利影响。在他们看来，人民币升值不仅是美国经济的一剂良药，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可使中国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犯所谓汇率调整“太迟和太小”的错误。

　　第三派强调了估计均衡汇率的困难性和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性。一些人甚至否认人民币被低估，认为中国不应当过分关注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而应该努力改革人民汇率制度。

　　对于

人民币汇率的错位程度，学者们的估计也不尽相同。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差异很大，人民币低估的程度在4.7 %到30%之间。

　　虽然学者、决策者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建议，但没有一个能准确地告诉中国政府人民币升值有何影响。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在确切知道一个重估方案的影响之前，很难采取任何行动。尤其是在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国有银行重组、资本市场改革和加入WTO后削减关税等种种问题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从而引起经济混乱。

　　笔者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金森俊树先生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中国实行更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必要性，并对人民币汇率偏离均衡汇率的程度做了估计。我们认为，小国与大国的差别在于：小国是世界价格水平的接受者，没有商品的定价能力，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大国具有商品定价能力，可以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且大国通常也不愿意放弃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权力。大国之间相互影响，其汇率制度应该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适宜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

　　一般而言，相同的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是保持两种货币之间汇率长期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换言之，如果两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同，就没有长期稳定的均衡汇率。由于中国与日本、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处在不同增长阶段，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同，所以人民币汇率很难保持不变。因此，我们认为试图以一次性升值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徒劳的。

　　按名义有效汇率计算，2000年以来，人民币币值低估了7%到25%, 平均低估了17%。如果这个低估幅度与2005年7月21日中国

人民银行对汇率2%的向上调整比较，显然，2%的向上调整不仅低于市场预期，也低于我们的估计，这意味着人民币将仍然面临升值压力。尽管汇率被控制相对狭窄的范围内，人民币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缓慢的升值过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解决汇率升值的途径是人民币必须一次性升值17%。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渠道也包括国内外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变化。在制定政策时，除了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即时效应外，还必须考虑升值对经济的后续影响及其积累效应。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进行一次升值后，会引起名义汇率的连续升值。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升值趋势将减弱。总体而言，在名义有效汇率到达稳态之前似乎必然经历一个周期波动过程。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打击出口、鼓励进口，从而使贸易顺差下降，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另一方面，假若升值过程是渐进的，则会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资流入增加，这对经济会产生扩张效应。两种效应相抵，总的效应是不确定的，但是，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微弱的通货膨胀效应，而对外国产生通货紧缩效应。假如，中国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经常项目赤字，也不愿意看到出现人民币高估现象进而引起通货紧缩，那么，我们估计中国经济可承受的升值幅度在7-11%之间。由于人民币升值是非均衡汇率向均衡汇率的转变，只要不是升值过头，就不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而是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如何纠正人民币错位呢？其中一个答案就是人为地直接提高人民币对外币的比价。当然，其他渠道，如国内外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渠道不可能完全有政府来控制，因此要使汇率维持在均衡水平上是很困难的。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市场化，即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体制，同时降投机性操作控制在最低限度，让市场探索均衡汇率水平的位置。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智慧是有益的。与俄罗斯的大爆炸式改革比较，中国过去一直采用的渐进的市场化策略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由于汇率的可变性和预测汇率重估后果的困难性，中国政府采取审慎步骤，拉长调整过程，允许企业和个人在一段时期内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目前的调整是不够的，却是向市场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本文作者系经济所增长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