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欣：垄断性行业的价格是升还是降

　　常欣

　　“十一五”时期，中国的改革需要排除干扰，继续向纵深推进，在关键领域寻求突破。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是战略性突破的关节点之一。概而言之，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应主要沿着三条线推进：一是以“引入竞争机制、构筑规模型竞争格局”为核心的市场结构改革；二是以“引入非公有资本，实现公私资本相机参与”为特征的产权制度改革；三是以“放松管 制与重建规制并重”为内容的政府监管改革。在垄断性行业改革“三线推进”的过程中，价格水平将呈现怎样的变动趋势？这不仅涉及垄断行业内部，而且对整体价格水平也会产生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伴随着垄断性行业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价格水平将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是考虑到三个因素的影响：(1)竞争机制的引入将刺激价格的降低；(2)民间资本的参与将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成本的节约可能会导致价格的降低，特别是当引入竞争机制与推动民间参与相伴时；(3)监管能力的提升和监管效率的改善将促进竞争，削弱垄断定价，迫使价格降低。

　　在考虑到上述三个“促降”因素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四个可能“拉升”价格水平的因素，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

　　第一，在改革的初期，为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需要适当提高部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这主要是从确保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考虑的。由于垄断性行业所涉及的产品或服务构成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础，因此长期以来，在政府垄断经营的体制下，这些产品或服务多被当作社会性物品而不是经济性物品来对待。价格标准由政府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制定，有人为低估的成分，通常无法弥补成本(包括日常运营和维护成本以及资本成本)，更不要说赢利。企业的存续性因此面临挑战。下一步，要积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就必须矫正价格标准，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使企业(在良好经营的基础上)有可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弥补成本并得到合理的回报。

　　第二，在改革的初期，通常会出现“资费的重新平衡”过程，特别是在电信部门，表现为移动通讯及国内和国际长途电话的资费下降，以及本地固定电话的资费上升。这是因为，在传统体制下，出于实现普遍服务的目的，在提供两种(及以上)服务的垄断性企业内部，通常会扭曲提供不同服务的相对价格，进而用提供其中一种服务(长途和无线业务)的盈余来填补提供另一种服务(本地固定业务)的亏损。这就是所谓的交叉补贴机制。引入竞争机制后，由于存在着所谓的“撇奶皮(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一般只愿从事带来高利润的业务，而不愿经营亏损的业务)”，因此高利润业务的价格下降，利润受到挤压，原有企业再无力利用高利润业务弥补亏损性业务，交叉补贴机制难以为继，需要为反映长期边际成本而进行的价格调整，过去被补贴的亏损性业务的价格水平向上回归到与成本相关的水平上。

　　第三，在改革的过程中，将涉及价格形成机制和政府价格监管政策的调整，调整的其中一个原则是要向消费者提供有效使用(消费)的激励，这就是资源节约原则或合理消费原则。特别是垄断性行业上游所涉及的产品不少属于战略性稀缺资源，如水资源、油气资源等，而资源短缺已经并将继续成为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为充分反映资源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培养节能意识，抑制不合理的高消费和浪费，就需要运用价格杠杆，调升价格水平。这可以从已经和即将出台的一系列与垄断性行业有关的价格政策调整中窥见一斑。

　　第四，在改革的初期，包括监管原则、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机构和监管程序在内的整个政府监管体系将面临系统性调整。在旧体制退出，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易出现某些监管“真空”，再加上监管经验和监管能力的不足，为价格上升提供了可能。

　　综合上述三个“促降”因素和四个“拉升”因素，可以看出，垄断性行业改革对价格的影响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既有向下的因素，又有向上的因素。只是向上的因素多是在短期内出现，而向下的因素中虽然不排除某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相对需要较长的时间方能显现。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短期内，垄断性行业的价格水平将出现有升有降的变化，但将以升为主；而长期内，伴随着垄断性行业改革的深度推进，价格水平将趋于下降。

　　针对这一价格变动趋势，特别是短期内价格可能上升的趋势，各方应该如何应对？

　　首先，对政府来说，应主要作好四方面的工作：(1)面对因价格上升而导致的来自消费者的压力，要坚定改革信念，特别是要看到与矫正价格标准、理顺价格关系和促进资源节约有关的价格提升中的合理成分。要意识到，价格改革和调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商业化运营是整个垄断性行业改革链条中的基础性环节，没有它，后续的重组和改革也难以推开。(2)向消费者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使大众普遍意识到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和潜在的好处。尤其是要看到价格调整基础上民间资本的进入有利于改善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基础设施服务，从而具有一定社会公平的意义。(3)进一步完善普遍服务的实施机制，确保低收入群体在价格上升后仍能享受到基本的服务。这里的关键是新型政府补贴机制的设计，以及鼓励企业针对消费群体的差异提供灵活的消费计划。(4)加快新型政府监管体系的建设，改善监管效率，提高监管能力，以促进竞争，抑制垄断定价。

　　其次，对企业来说，要意识到，为矫正价格标准而进行的价格调整更多地具有“一次性调整”的意义，不能指望这种调整成为常态，更不能期盼通过外部价格的调整获取利润，而要在外部环境趋于完善的前提下，着眼于内部效率的改善和自身

竞争力的提高，在竞争优势中寻求超额利润。

　　最后，对消费者来说，要客观理性地看待由矫正价格标准、理顺价格关系而带来的价格调整。要意识到这是改革必须支付的成本，旨在为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促进有效竞争创造条件，当调整到位，改革的阵痛期度过之后，拉动价格下行的诸机制就会发生主导性作用，消费者福利也会随之改善。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