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欲破能源瓶颈节流比开源重要

　　本报记者 侯利红 发自北京

　　开源节流，这个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中“开源”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领头兵”位置，显见在古人心中，开源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节流。然而在中国经济饱受能源瓶颈制约的今天，国家应对能源紧张的战略决策却将这一成语演变成了“节流开源”。

　　“坚持能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在“十一五”时期的能源战略中，节流的地位首次超越了开源。这一决策的积极倡导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赋予了“节流”概念更多的内涵。

　　《第一财经日报》：我仔细数过，“能源”一词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拥有最高出镜率，前后露面20多次。国家明确提出，将开源、节流作为中国应对能源紧缺的策略。在您看来，开源，节流，哪个更重要？

　　郑新立：节流重于开源。

　　我觉得“十一五”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能耗。国家能源战略明确提出了“坚持能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这一方针，并将节约资源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与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并列。

　　近几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明显上升，我认为2003年以来的煤电油运全面告急就是对“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能源”敲响的警钟。

　　当然，为缓解能源紧张，我们要积极开源，“走出去”寻求能源基地。但是，现在全球经济发展都在备受能源紧张的煎熬，各国之间的能源竞争极为激烈。这种情况下，节能就是中国不得不作出的战略抉择。

　　《第一财经日报》：在今年6月开展的全国节能宣传周上，近30位院士和百名专家出席并宣读《科学用能——构建“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保障》的倡议书，认为“节能优先，效率为本”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提高用能的科技含量。您认为“节能”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郑新立：这里所谓的节约，不是不消费，它其实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节约资源，二是科学利用能源。即一方面尽力减少能源消耗避免浪费，另一方面提升科技含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充分暴露出“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弊端，如果执迷不悟，继续这种粗放型模式，不仅会加大目前已经存在的资源和环境制约，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近两年电力建设飞速发展，2004年新投产机组5050万千瓦,今年估计新增7000万千瓦。一些电力专家认为明年开始电力就要过剩，我估计明年不会，但后年电力过剩的局面有可能会出现。因此，我觉得电力建设必须加强规划，否则大量电力设备闲置就是极大浪费。

　　《第一财经日报》：“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有两个量化指标，我发现一些专家对万元单位GDP能耗降低20%这一目标的实现心存疑虑。您对此怎么看？

　　郑新立：是的，许多人甚至包括能源领域的一些高层官员都认为这个指标很难实现。但我觉得，任务虽然艰巨，只要努力从各个方面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目标最终是能够实现的。

　　其实，这两个量化指标透露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导向信号，就是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来调整当前的产业结构，事实上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等行业投资的过快增长，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大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生物技术和中医药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和服务产业。

　　《第一财经日报》：国家提倡加快发展新能源，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郑新立：新能源产业包括风能、

太阳能、核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能、海洋能、氢能、

燃料电池、生物液体燃料等可持续使用的能源资源。我国新能源资源极其丰富，但目前都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我认为，国家应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和制定完备的法律法规以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扶持。比如核电发展需要更多资金投入，水电资源开发力度应加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