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经外交仍处初级阶段 增强自身实力是根本

　　本报记者 唐玮

　　G7会议、财富全球论坛、IMC中央银行论坛、第六届亚欧财长大会、G20会议，还有12月香港即将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今年，重量级的财经会议一次次与中国亲密接触，凸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实力正稳步上升。但“取得他国的理解和宽容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国内经济自身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张斌在接受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不能因为环境缓和、外界态度暂时软化便将改革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跃勤也表示。他提醒，财经外交的成果有目共睹，外界给予了中国更多理性的理解。“但态度逐渐温和，并不意味着国外对中国没有要求，不能过分夸大国际财经会议的作用，尤其不能盲目陶醉。”

　　以内助外

　　增强自身实力是根本

　　林跃勤指出，抓住有利时机，制定改革时间表是重大任务。“应当不断增强

汇率弹性，形成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改革环境。但是仅仅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不足以取得良好的改革效果，应当有坚定果断的改革决心，不为内部的各种原因所阻挠。如果没有实力做后盾，制度不完善、与国际脱轨，再高明的谈判高手也难以达到目的，难免受到他国的挑剔和打压。应当顺应世界趋势，稳妥坚定的开展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建立起真正的市场机制，不能要求国际理解我国的特殊情况，必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稳健地推进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

　　张斌说：“贸易问题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内容。贸易纠纷在短期内将有所缓解，因为9月以来贸易顺差有所下降，但贸易冲突将长期存在，症结就在于我国的生产结构。扩大内需是改变生产结构的有效方法，但仅此还不够，因为产生经济问题的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取决于供给。因此应当逐步扩大服务业的供给，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目前服务业的现状仍然是垄断的老问题：质量差、价格高，消费如何提高。”

　　中国社科院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说，应当通过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调整谋求更大发展，届时世界各国都将在中国的发展中看到机会，“中国威胁论”在互利互惠中不攻自破。

　　外交学院教授熊志勇认为，“对中国来说，逐步加大影响，赢得理解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蕴含着挑战。因为汇率问题仍然没有妥善解决，而汇率对调整我国的产业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汇率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在贸易顺差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将会愈演愈烈。同时，如果贸易问题无法解决，汇率问题又将永远成为被他国指责的理由，这是必然循环。”

　　转变思维模式

　　树立为地区负责观念

　　熊志勇指出，中国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以及实力的增长，使得财经外交在整体外交中占有愈发重要的地位。比重的增大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在财经外交领域中，由于中国与国际接轨经验不足，还处于初级阶段，“任仍重道仍远”。

　　熊志勇指出，中国要转变思维模式，树立为地区负责的观念。中国目前的外交，包括财经外交更适合双边发展。作为一个地区的大国，对地区的影响日益加大，应当在为自身利益博弈时兼顾地区利益，甚至有时可牺牲自身利益。

　　熊志勇说，在国际机构中，不局限于财经领域，中国能够影响到最终决策的情况仍然占少数，同时，真正了解国际机制，能最大程度发挥外交作用的专家寥寥无几。“我国迫切需要这样的专家来影响国际机构的决策向发展中国家或者向略发达国家转移。仅有理论，缺乏实践的现状需要改变，我国需要尽快培养出能在国际机构中发挥实效的学者型官员。”

　　熊志勇还建议国内研究机构应多进行前瞻性、系统性研究，应对将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