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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季先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原本都是好的；而
一到了“经济人”或非“圣人”的手里，却全变坏了，譬如以“区域产业同构”和“区域行政壁垒”为代表的区域发展这个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不过，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发生改变。10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众多信息显示，在“十一五”规划的“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等六点重要内容中，消除“省籍壁垒”，实现跨省之间的经济合作，即从“以邻为壑到共谋繁荣”，成了本次全会审议的“十一五”规划中区域规划部分的重点，并被放在了突出显要位置。
中央之所以如此，道理应该也不难明白。现存的行政区域利益格局尽管其所引起的区际竞争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区与行政区划间的矛盾，中央规划与地方规划的衔接不畅，最终将使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的成本加大，经济增速放缓，统一、高效的共同市场难以形成，并促使该区域内“区际产业链”出现断裂；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区域内社会不公的消除。更何况，从现实状况看，行政区划利益格局的存在还出现了区域产业雷同、低水平重复布局等社会资源浪费的新情况。
例如这次区域规划的重点之一的“成渝地区”，原本曾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产业链顺畅紧密。但在重庆被列为直辖市脱离四川后，成渝之间为了争抢资源的明争暗斗却严重损害了两者间的“共生”基础，最终结果是双方人为设置的行政壁垒严重阻碍了两者间的经济联系，两个本来文化和地理位置都很接近的城市在相互拆台下相去渐远。这正是典型的行政利益格局下“以邻为壑”的典型表现。而“十一五”规划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受制于地方利益的人为割裂局面，让两者在一个经济区划下走向共同繁荣，而不是“双输”。
实际上，在中国区域发展遵循“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大框架下，如果区域发展能充分考虑各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分布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并统筹各区域经济布局和城市格局，则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即使最终不是以完美的“雁阵起飞”，那局部的经济协同发展至少也会促使区域经济在局部一体化，促成产业转移和政府职能转化，并产生面向周边的辐射效应，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切实可靠的 “物质支撑”和“发展脊梁”。
当然话说回来，关于经济区与行政区划间的矛盾，中央规划与地方规划的衔接不畅问题，如果要“追原祸始”，则其罪魁祸首几乎都可以归结为现行不尽合理的“行政区划利益格局”，或者具体而微，批评矛头直指不合理的财税制度和干部考评制度。相应的，按照惯常思维，病症拿捏清楚，对症下药自然也就简单，即改革现行不合理的财税制度和干部考评机制就是了，用不了多少心力。问题在于，这种改革当下走得通吗？或者说既有的交易习惯乃至市场制度能够为这种改革提供支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即使将来专责反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的《反垄断法》颁布了，其答案也是一样。毕竟，改革需要做两手准备，我们无法一夕之间建成整个罗马。
同样，从“以邻为壑”到共谋繁荣也需要一个积极的转变过程。让人感到欣慰或者振奋的是，即将产生的新的“十一五”规划已将区域经济发展纳入其中，并将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进行阐述。只不过，仅有规划而没有切实的改革行动，则该规划终归是虚浮的。所以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仍然在于，我们已经确定了“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应该怎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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