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摆脱资本之城定义 成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图)

　　

连续七届的高交会正在给深圳注入新的活力 Phototex

　　□本报记者 黄河

　　透过高交会，25岁的深圳正在摆脱以往政策和地缘依赖型的经济结构，跳出资本之城的定义，而试图给人们留下另外一种印象———活泼的、技术人员云集的“产业创新中心”

　　10月12日下午3时，来自湖南攸县的出租车司机小熊透过车窗看着前方不远处熙熙攘攘 的会展中心，不解地问道：“他们是去买东西吗？”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这个词对只有小学程度的他显然太过复杂，小熊心里更关心的是，这么多人来“买东西”，可否让他的出租车生意更好做一些。

　　而对于刚从海关退休的黄先生来说，近在咫尺的高交会显然不如刚刚上天的“神六”那么吸引人。他坐在家里一遍遍地看着电视里重复播放的发射细节，也没到两站路外的高交会展馆里看看制造“神六”的企业展台。

　　此时刚刚开完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曾培炎副总理正在高交会展馆里挨个展台提问：“这些技术有没有我们的专利？”从曾副总理的笑容中可以看出人们给予了积极的答案。

　　甲骨文软件公司的全球总裁将于次日造访此地；全球十大证券交易所的主管们也将于第二天在此地发表演讲……

　　正是这些细节和场景构成了第七届高交会的底色。无庸讳言，对于喜欢新鲜刺激的普通市民而言，每年一度的高交会更像一场隆重而遥远的仪式；但对于企业及其合作者，高交会就像一块磁铁强力吸引他们前来；而对于那些初次到来的“国际化面孔”们，高交会还是引领他们认识深圳的名片与桥梁。

　　透过高交会，25岁的深圳正在试图给人们留下另外一种印象——活泼的、技术人员云集的“产业创新中心”。

　　深圳一路前行

　　钟先生半年前还是深交所下属一家信息公司的中层管理干部，那时这位企业管理和金融学双料硕士的理想是创立一家自己管理的私募基金。

　　而当记者在高交会前夕再见到他时，他的头衔已经是一家位于科技园的节能公司的“南方营销总监”了。“光玩资本是不行的。”这位新任营销总监说。

　　尽管晚了不止一拍，但钟先生的“觉醒”似乎可以看作这座“创业之城”正在发生转变的缩影。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从1980年至2001年，深圳在五个五年计划里实现了四次城市功能定位的跨越，从侧重贸易的经济开发区转变成为生产服务型的国际化专业城市。

　　城市定位的转变后边，则是一系列宏观政策与地缘优势的深刻互动。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于学军认为，在发展之初，财税和金融方面的特殊政策、深圳自身的体制突破和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是促进城市经济起飞的“三驾马车”。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政策优势又占明显的主导地位。

　　在1980年代计划经济仍占主体的宏观经济框架下，深圳相对独立的金融政策与市场体系催生了最早一批贸易型的企业，包括今天的“地产大亨”王石在内的许多知名企业家正是在当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与此同时，香港转移的“三来一补”企业和各部委在深圳的“窗口”企业构成了深圳最初的制造业雏形。而1990年代初成立的深交所在为全国人民补了一堂“资本市场”大课的同时，更为深圳带来了长达十年的“资本冲动”。

　　这一政策和地缘依赖型的经济结构在为深圳经济带来了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内地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深圳贸易企业失去了“通道”优势；香港经济的波动和加工型产业的内迁令深圳制造业面临空心化；而曾经红极一时的证券市场也自2000年开始停发新股。

　　而作为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至2003年实际上仅剩一条，即企业所得税按15%计征。“如果某一天国家把这条特殊政策也取消了，那么我国所谓的经济特区实际上便名存实亡了。”于学军的这句话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深圳人的担忧。

　　正是在这种忧虑下，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络文章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震动。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文章的作者呙中校(网名“我为伊狂”)对深圳自2000年停发新股后日渐萎缩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现状深感忧虑，并进而提出深圳正在从整体上丧失竞争力的担忧。

　　尽管作者在文中提到的许多负面传闻最终并未成为现实，但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却足以证明作者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深圳的核心竞争力与城市定位也再次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微妙的转折点

　　如果要为1990年代的深圳经济发展寻找合适的“主题词”的话，那么除了“高科技”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概念，那就是“资本市场”。

　　从这个意义而言，1992年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塑造这所城市的另一支力量，它的强大之处不仅在于巨额的成交规模和以证券交易为中心的金融体系，更在于它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深刻地改变并影响着这所城市的“自我认同”。“深圳经济特区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也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黄丽满的这个评价表明了政府对金融业的高度重视，而深沪交易所的“暗战”也成了区域经济之争的一场重头戏。

　　与此同时，深圳从1990年代初便开始扶持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从1991年到2004年期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22.86亿元上升到3266.5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由8.1%上升至50.18%。

　　到了呙中校写下那篇网文的2002年，深圳正处于一个微妙的转折关头。

　　在这一年，深圳市电子工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1709.92亿元。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开始进行政府审批、投融资体制改革，并将2002年定为“投资环境改善年”。

　　这一年深圳的进出口贸易连续十年雄居全国第一，集装箱吞吐量超过762万标箱，跃居全球集装箱港口第六。

　　但同样是在这一年，由于创业板迟迟未能推出，近300家国内创投机构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已经连续两年停发新股的深交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弱化。

　　也正是在这一年，因过度“投资理财”而陷入泡沫化的国内证券市场引起了决策层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包括樊纲在内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呼吁建立以产业投资基金(包括风险投资基金)为主体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1999年底投入运行的香港创业板到2002年底已有100多家企业上市，其中内地民营企业超过半数，但也面临着上市资源不足及筹资成本过高的挑战。

　　在这一年10月举办的第四届高交会上，全球最大的企业软件供应商甲骨文软件公司在深圳设立了其在亚洲的第一家研发中心；包括IBM、飞利浦在内的84家世界500强企业已经在深圳“安营扎寨”；来自全球著名证交所的代表也传递出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的高度关注。

　　“深圳未来的发展问题不是定位问题，而是发展的动力问题……在1980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消失后，深圳始终未能解决改革的动力源问题。”2005年呙中校在《凤凰周刊》上的这段评论延续并深化了他在2002年开始的反思。

　　他没有提到的另一个现象是，就在深圳与“资本市场”与“金融中心”的梦想渐行渐远的同时，资本大潮消退后的城市经济结构中却显露出一个日渐完善的产业投资体系的轮廓。

　　在这一产业投资体系中，既有IDG和高新投这样的风险投资机构，又有着高新技术园区和虚拟大学园这样的技术成果“孵化器”，有着IBM长城和富士康这样的制造基地，还有着高新技术交易所和海外证券市场为主体的资本转化场所——与过去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相比，深圳此时恰好更加稳固地站到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之上。

　　“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实际上等于激活了两方面的增长因素，即常说的特殊政策优势和区位地缘优势。”按照于学军的判断，在“特殊政策”的优势消耗殆尽之后，深圳20年的积累和地缘优势开始成为推动深圳继续腾飞的后续力量。

　　“咽喉要道”

　　如果说在十年前，香港还曾担忧与内地经济的融合会弱化香港的国际地位和独特性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今天，用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杨汝万教授的话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融合，而是如何融合，加快融合。”

　　在这一背景下，粤港两地定位的明晰也为深圳从此前模糊的竞争心态走向新的合作定位创造了条件。根据粤港澳三地发展规划，未来广东发展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将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之一，

　　按照这一规划，如果说香港是“头”、广东是“腹”的话，那么深圳作为“咽喉要道”的城市定位也已呼之欲出：那就是利用深港一体化的机会，在物流、资金、产业和体制上形成联系香港与广东乃至华南的“中介”。

　　与此同时，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魏达志教授认为，深圳更有条件和机会成为这一区域的“产业创新中心”，从而承担起为“大珠三角城市群”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任务。

　　据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室郭克莎教授的研究，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作为初期阶段的“世界制造业集中地”和成熟阶段“世界制造业中心”两个阶段。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的过程中，营销、研发和品牌中心的独立是其标志。

　　这一分析与“十一五规划”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陈述相比较，恰好证明中国正处于从“世界制造业基地”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型的关键阶段。

　　海外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报道，未来五年内中国境内的研发投资将超过欧盟，“中国等一些新兴市场的研发条件正在得到改善，很明显，它们(欧洲企业)正在将部分投资转移至中国。”

　　在本届高交会上正式成立的甲骨文技术资源中心就是这种转移的一个象征。可以预见的是，对于更加大规模的研发和产业投资转移趋势而言，甲骨文只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开端。

　　这种区域性的研发投资转移显然并非深圳的专利，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的

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区域同样在不遗余力地改善投资环境并争取项目与投资。同时依托当地完善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在自主创新方面更有着“后来居上”的趋势。

　　相比之下，深圳的“杀手锏”除了依托高交会建立起来的产业投资体系外，还有着香港这一雄厚的资本和研发基地。据深圳市副市长刘应力介绍，深圳正与香港研究利用香港大学资源，在深圳南部和香港北部大学集中区域，建立“深港创新圈”，实现香港的研究资源与深圳产业化能力的一体化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