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集屡成做空指标 脆弱形象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

　　业绩优秀的中集集团(资讯 行情 论坛)不仅股价长期处于低市盈率的尴尬状态，还屡屡受到不利传闻冲击，成为短线游资炒作的“做空指标”。在中集优良的“业绩形象”与脆弱的“股市形象”之间，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

　　7月4日，在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般的大幅波动后，中集集团(000039)的股价停留在9.69元，以动态市盈率计算，这支“中国第一蓝筹股”的市盈率不足6倍。而在最近的这次下跌中 ，中集B股的三日累计跌幅曾一度高达19%。

　　难道这是一家烂公司？不是。该公司2004年净利润高达23.9亿元，集装箱销量占全球总销量近50%。与此同时，该公司在南开大学公布的“信息披露状况前100佳”公司中名列第一，并在多次有关公司业绩真实性的质疑与调查中屹立不倒，成为众多基金与机构投资者追捧的“蓝筹共识”。

　　但奇怪的是，中集不仅股价长期处于低市盈率的尴尬状态，还屡屡受到不利传闻冲击，成为短线游资炒作的“做空指标”。

　　在中集优良的“业绩形象”与脆弱的“股市形象”之间，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

　　国际化的背后

　　凡是亲身到过中集进行调研或采访的人士，都会对中集的“优秀”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一印象在他们的笔下，更多地凝聚成两个概念：“世界第一”与“国际化”。

　　中集集团是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由招商局(资讯 行情 论坛)集团和丹麦宝隆洋行于1980年合资组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名言就是时任中集首任董事长的袁庚所提出的。

　　1990年代以来，中集在经历了亏损改制的阶段后，抓住了世界集装箱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于1994年2月正式上市，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在短短数年时间里，通过一系列兼并收购，迅速做到了集装箱领域内的“世界第一”。

　　中集的持续高速成长令其成为中国股市上的“第一蓝筹”。自1996年取代韩国企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供应商后，中集不但保持了10年的高增长，而且进一步巩固了其“世界第一”的行业地位，成为全球惟一能够提供全系列集装箱产品并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企业。

　　与此同时，公司10年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9.5%，总资产规模从4亿多元上升到100多亿元。“国际化”是令中集人非常骄傲的资本。中集董事长李建红曾特别强调，中集的竞争能力，和它的国际化的客户关系，国际化的合资生产系统，国际化的技术、服务、供应系统，和国际化的成本管理系统都有关系。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集的“国际视野”并非没有代价。

　　“像中集这样的海外型企业，股票在资本市场被低估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本土市场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西门子(中国)公司副总裁孟凡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在多年从事跨国企业管理咨询的孟凡辰看来，当国际化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其本土市场的规模对于它后续的发展往往会形6成某种“瓶颈”。“像诺基亚或爱立信这样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做到海外市场份额远远高出本土市场，它们的股票在市场上都被视为高风险股票，总市值也处于长期徘徊或下降的趋势。”

　　孟凡辰还以西门子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它没有欧洲本土的市场，那它的全球扩张就没有根据地。你的全球销量里要有40%到60%来自本土市场，这是优秀跨国公司的一个共同特征。”

　　本土市场的价值，在于它能保证一个相当比例的“基础份额”不会因全球市场的不可控因素而出现重大波动，从而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实际上，这一点已被某些富于远见的企业战略学者所注意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马歇尔#zhPoint#迈尔教授在接受中集内部人士访问时就曾坦率地指出：“许多中国企业太专注于出口。而绝大部分跨国公司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内基地，这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太大了。当大量的国外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市场以后，你怎么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呢？”

　　而对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本土依托”，先行一步的台湾企业可能感触更深。原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分析台湾IT公司为什么最终未能顺利从代工型企业转化成“全球品牌”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台湾的本土市场太小”。而这一“太小”的本土市场最终未能支撑起全球品牌所需要的“长期信誉”，而长期信誉则是包括市场行销能力、服务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一系列实力的综合体现。

　　长江商学院的曾鸣教授则指出，巨大的本土市场是中国企业相对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来说“不可比拟的优势”，而对于这一优势的忽略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巨大损失。

　　特例还是“短板”

　　尽管对于中集的“外销型”市场结构的判断并无异议，但华夏证券的资深研究员郑贤玲却坚持认为，中集股价的低估，来自于另一种市场误解。

　　在长期对中集集团进行追踪研究的郑贤玲博士眼里，中集的产品结构使它注定了从诞生那天就只能是“国际化企业”。

　　集装箱产品以及它所服务的海运业务，从一开始就没有传统制造业所习惯的“本土市场”，而是以全球市场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郑贤玲指出，从中集集团诞生至今，中国的内河运输及其他运输方式中，集装箱的使用量都很不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中集以本土市场为主，不符合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　　而对于孟凡辰强调的“基础份额”，郑贤玲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当年中远成为中集股东时，除了投资之外，也带来了中集最需要的基础业务。中远虽然是一家海外注册的企业，但从它的股东结构来看，又何尝不可以看做国内企业呢？”

　　在郑贤玲看来，中集在资本市场上的尴尬处境，更多的来自行业研究人士的一个普遍误解：

　　“大家都认为集装箱市场已经成熟，市场总量不会再有重大突破。但在中集内部，‘集装箱’这一概念本身还包含着许多可供拓展的延伸市场。比如它近年进入的半挂车市场，还有未来可能进入的火车集装箱市场，都是集装箱概念的延伸——比起海运集装箱市场来，它们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

　　郑贤玲认为，中集的优势在于它能在一个领域(集装箱)做精做大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市场边界，把别人眼中已经“定型”的蛋糕做大。“我认为这一优势还将在未来的竞争中继续体现出来。”

　　对于这市场的普遍误解，郑贤玲举出了一个最近的例子：“前一段关于中集裁员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但中集实际上多年以来就在实施这种按淡旺季调整用工数量的措施，实际上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有利的竞争手段，却被市场误解成了‘利空’。”

　　对于中集这一“特例”，身在瑞士日内瓦的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官员荣民也有不同看法。他在回复记者的电邮采访时强调，“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依托还是中国的消费市场，所以核心仍是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并且只有掌握中国的消费市场才可能作为跨国并购或者投资的一个有利基础因素。”　就中集的个案而言，荣民认为，集装箱产品本身仍属于低级加工产品，而且其消费者是运输公司这样的企业客户。“只有下游的运输产业发达了，才能刺激自己的集装箱产业的持续发展。”

　　而对于中集发展专用车的战略，荣民指出，“这恰恰证明我国陆路集装箱运输的不发达，也说明了培育下游产业的重要性。”而与有着成熟市场的集装箱产业不同，中集在培育产业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的责任。

　　实际上，就在“做大”的过程里，中集管理层已经意识到了“本土市场”的重要性，并在内部讨论中提出：“对于集装箱业务来说，中集的产品是几乎百分百地出口，随着道路运输车辆业务的拓展，中集将逐渐趋向于市场上的内外兼修和互动。”

　　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市场”

　　尽管有着产业结构的独特性，但从宏观领域而言，中集集团在发展中所出现的这一“中国盲点”其实并非中集所独有，而是与整个国家的产业和经贸结构息息相关。

　　据有关报道，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的排位升至第三。在此期间，我国外贸依存度也经历了一个迅速上升时期；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伴随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度攀升，外贸依存度估计可能达到70%的程度。

　　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的背后，是中国“世界工厂”的形象日益凸显：国际贸易磨擦不断加剧，反倾销调查与争端愈演愈烈，对进口资源和原材料的依存度日渐增加……“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甚至连‘世界工厂’都不是，只是一个加工车间。”深谙国际贸易“底牌”的荣民这么说的理由在于，目前的大多数国内企业，只能完成产品加工的某一个环节，赚取低廉的加工费用，甚至还谈不上“工厂”经营的规模效应和环节连锁效应。

　　就中集而言，尽管已经在集装箱制造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不能忽略的是，集装箱本身仍然只是运输领域中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强大的下游海、陆运产业支持，集装箱制造自身也只能是“随波逐流”。

　　而这一点也从市场对于“世界船运周期拐点”出现后，对中集的业绩预期大幅下调的评价中得到了部分证实。

　　与此同时，目光过于集中在“世界市场”的众多加工制造企业，似乎忽略了中国本土这一正在崛起的全球最大的独立市场。在这一点上，某些目光敏锐的海外企业已经走到了中国企业的前面。

　　中集在专用车方面最大的海外合作伙伴、瑞典的沃尔沃集团不久前作出一项惊人的决定：将集团的国际区总部从瑞典迁到中国，成为一间地道的“中国公司”。

　　面对这些“中国化”的强大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制造企业如何摆脱忽视本土技术与本土市场的“引进依赖”，建立起强大而有深度的市场产业链体系。荣民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还有很多课题值得思考。“如果只限于低层次的简单加工，中国不但无法挤入世界工厂的行列，甚至会在下一阶段输给东南亚一些国家。”

　　而中集正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分析的“国际化样本”。(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