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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波
北京报道
9月12日-14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领导人峰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庆祝这个以实现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为目标的国际组织成立60年，并努力实现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
。同时，伴随着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发起的联合国改革进程，世界各国在联合国“生日”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延续着甚至更激烈地进行着关于这个机构的讨论，以及争吵。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9月14日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与会期间，胡锦涛将全面阐述中国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立场和看法，提出对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和谐发展、加强联合国作用，推进联合国改革等问题的具体主张。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愿与广大联合国会员国一道，推动首脑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联合国在中国有复杂的组织体系，从事不同的活动。去年联合国驻华代表处发布了《2003年中国千年发展目标进程》，肯定了中国的成就。9月7日，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巴基斯坦人马和励，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日本人青岛泰之，分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们对联合国改革、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在中国的工作等问题的看法。
“我们处在十字路口”
《21世纪》：联合国走过了60年，你认为联合国改革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应如何进行？
马和励：几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起这项改革计划时，他曾称这是联合国的历史性时刻，堪与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的处境相比。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它更大、更复杂、更全球化，联合国必须通过改革来适应这些挑战。
我们处在十字路口，改革的目标是：使我们明确地理解和预见联合国应当如何行动，不同的政府和国家如何进行合作，对冲突的干预应当采取什么规则，是否或应该在何时使用战争方式。我们需要对联合国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联合国秘书处的改革达成一致，在维和行动和各种问题的讨论上形成完善机制，这将使联合国能够应付未来的挑战。
有两个关于改革的初步报告，一个是高级别名人小组的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报告。它们是应安南发出的改革联合国的提议做的，我们将在联合国峰会上进行争论和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
现在很多事情都受到关注，尤其是近期的“石油换食品”丑闻事件，安南自己多次说过，联合国本身需要改革。安南提出的改革计划之所以值得信任，在于它认为不可能将发展问题和基本的安全问题分割。如果人们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济繁荣，安全问题就将更容易解决。
《21世纪》：就联合国驻华系统而言，你认为是否也需要某种改革，或者说改革正在进行中？
马和励：联合国驻各国，包括驻中国的机构，其任务是使各国的工作更加密切协调。我是安南驻中国的代表，我们在北京有16个机构，参与几乎所有的领域，从经济改革、安全、教育到人权对话等各种事项上和政府进行讨论，观察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和中国政府合作，帮助实现中国的小康计划。
在上个月我们对联合国驻华系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给联合国驻华代表机构提出了新的方向，使它们有更好的管理来适应这些挑战。
青岛泰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专门机构都是自治性机构，在结构上和联合国是分开的。安南秘书长并不直接对教科文组织发出指令，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管理机构(governing body)，但当然就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我们属于联合国大家庭。但请理解，教科文组织必须在自己的管理机构里讨论联合国改革，然后决定是否实施相关错事。如果说教科文组织也需要进行改革的话，这种改革必须和联合国系统的改革保持一致。
“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好的参与”
《21世纪》：联合国峰会将讨论2000年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问题，你对中国此方面的工作如何评价？联合国驻华系统在这方面将做出何种帮助？
马和励：这个峰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考察世界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进程。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做法，不改变我们工作和行动的方式，将不能在2015年之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例如，在援助和贸易事项上，WTO的下一次会议将在香港举行，这是一个漫长的谈判，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结束补贴，以便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能够更公平地参与国际贸易。
就中国而言，我们去年发布了第一份中国千年发展目标状况报告。中国的政策是非常杰出和成功的，中国在20年里使3亿-4亿人口脱离贫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明显的是，过去10年里贫困消除的速度在中国放慢了很多，尤其在过去5-6年间。
我认为中国必须对三个领域给予更大的注意：一是环境，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第二是HIV(艾滋病病毒)，虽然中国是HIV感染率较低的国家，感染HIV或HIV呈阳性的人口比率较小，但中国人口总数巨大。现在中国有将近100万人感染，除非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否则到2010年有可能扩展到1000万人。
第三是我们要努力实现性别平等，日前在北京举行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还发布了性别平等白皮书，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我们和全国妇联等机构密切合作，实现性别平等。但就一些统计数字来看，比如近期公布的117%-118%的男女新生儿比率，明显是不平衡的。我们必须以合理的方式应对。
《21世纪》：在联合国在中国的工作中，如何与政府、私人领域和非政府组织进行更好的合作？
马和励：中国政府强调的实现小康与和谐社会得到了广泛欢迎，这些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很相近。我们和政府、党、人大都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将公共机构联合在一起，和政府一起引导私人部门参与我们的工作。例如，我们试图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中国人类发展基金，从私人领域筹集资金，以在某些省份帮助消除贫困。在HIV问题上我们和私人领域也有很好的合作。我们还帮助进行更进一步的立法，来便利新的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和成立。
《21世纪》：能够介绍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的一些重要项目及其运行状况？
马和励：我们重要的项目有，例如和国家发改委合作，促进实现决策的最优化。我们在环境领域有很多项目，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我们还有关于促进公民社会、改革和法治，以及反腐败、提高政府治理的项目。下个月还将发布中国国家人类发展报告(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总之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好的参与。
《21世纪》：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和民工权利保护你有什么建议？
马和励：中国民工来到城市后，必须遵守当地的户口制度和登记制度，由于登记不同，人们的医疗、教育和抚育子女权利都会产生不同。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中国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必须实行更强大的法治来保护民工，使他们不至于受到过度的剥削，保证所有人享受到最低的生活标准。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大约占40%的人口，到2020年可能达到50%，这个数量是巨大的，因此必须使规则、法规和制度到位，允许城市化以轻松而非艰难方式进行。
《21世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具体如何参与中国开发西部和复兴东北的计划？
马和励：联合国总体和开发计划署的重点是减少贫困。西部的贫困人口最多，我们很多项目都集中在那里。从明年起的五年中，我们将运行那些项目的下一个阶段，试图集中选择一些省，例如云南、青海、西藏等，就联合国的工作和任务制定特殊的省份战略。
同时也需要制度的改变。评价一个省将不只是依据经济收入，也包括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卫生、教育上的努力。我们也试图促进东北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发展迅速的省份，私人企业所占的份额在增大。但在东北情况相反，沿海地区的私人经济会占80%，而东北的私人经济刚好相反，只占20%。因此我们鼓励私人领域更多介入这一地区的发展。
《21世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帮助中国建立更合理的财政和金融体系上将发挥什么作用？
马和励：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倾向穷人的财政政策，我们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合作，努力使预算程序更加平衡。在富裕省份，如上海，这不是问题。但对贫穷省份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履行政府职责，如卫生、教育、援助等，所以需要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因此我们需要关于卫生和教育服务提供的全国性标准，提供金钱、资源给贫穷省份，帮助它们改善制度，这涉及到预算程序、税收制度和支付政策等很多领域。
“我们对全球化并非完全支持”
《21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如何工作帮助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青岛泰之：可以说我们涵盖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千年发展计划有8个目标，教科文组织参与其中6个：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全民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帮助妇女、防治艾滋病(不包括治疗)、保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形成一个针对全球的合作体系。
《21世纪》：你们在中国的具体工作方式是如何的？
青岛泰之：我们经常见面，一般先通过CCA(Common Country Assessment，国家普通评估)，由联合国驻华系统讨论它认为重要的问题，并确定需要解决的项目。CCA确定的并非联合国可以完全去做，还需要UNDAF(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ssessment Framework，联合国发展评估框架)这个行动计划，就联合国可以和中国政府、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如何合作提出建议。
《21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中促进教育的重要机构，能否谈谈在这方面的工作？
青岛泰之：“为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ESD)是重要方面。今年是联合国从2005年到2014年10年ESD计划的第一年。现在ESD涵盖的不仅是科学意义上的环境，也包括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精神和思维方式生活。中国的教育部对这一概念非常理解，所以我很乐观，教科文组织将支持政府和公共领域，一起组织这方面的会议。我们的重点放在农村地区的教育。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努力，首先是提高教育，特别基础教育。另一个目标是，为所有人提供教育(Education for All)。教科文组织帮助中国政府保证9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达到。每个教科文组织成员，包括中国，都要就如何达到千年发展的教育目标制订本国的行动计划，并进行国际合作。
《21世纪》：保护人文遗产、少数民族传统等也是教科文组织广为人知的工作，这方面的具体活动如何？
青岛泰之：教科文组织和其他机构不同的是，我们对全球化并非完全支持。全球化要求提高人们的工作速度，但也应牢记，有时我们必须学会较慢地生活，尊重和保护文化、传统和少数民族，而不是在全球实现同样的工业化，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它们不应被边缘化和弱化。保护和延续少数民族传统，挽救受到威胁的文化现象，将是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工作的优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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