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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公布的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聚焦“三农”问题。这是23年来中央第7次以“一号文件”的分量关注“三农”：1982年至1986年连续出台5个一号文件推进农村工作，农民被压抑的积极性得以释放，农业增长迅猛；时隔18年，去年一号文件再把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引起全社会关注，使其与宏观调控并列成为2004年两大经济主题。
但是，仔细对比今年与去年的两个一号文件，不难发现，今年政策凸显六大新意。
最大的新意已由文件标题提示出来。去年标题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今年则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去年主题词是“农民”，今年则是“农业”。事实上，去年文件九部分22条政策全部是围绕“农民增收”，今年文件九部分27条政策的重心则落脚在“农业发展”。
这与其说是政策取向的偶然变化，毋宁说是经济战略的理性选择。因为中央意识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虽然工业化和城市化还要继续推进，但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还非常脆弱。不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粮食安全的确保，而且长时期内绝大数量国民的生活和就业不得不依托农业。这一切当然都有待于农业的发展及其产能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农民增收作为“标”已在一定程度达到了。去年粮食产量超过预期4550亿公斤目标而达到4695亿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300元以上，超过预期5%目标而达到6.5%以上，农民直接得实惠451亿元。这决非是说农民不需要再增收了，而是说去年的增收主要来源于“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但农民增收无法长期依靠政府的补贴来维持，它需要植根于农业发展这个“本”。因此，今年文件昭示了由“治标”向“治本”的转型。
第二大新意则在于今年更加注重农业的强“基”固“本”。去年文件第三部分专门规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强调的是向农业之外寻找农民增收的渠道；今年第二、三两部分则提出有关耕地保护及水利与生态建设的具体举措，特别强调了农业的财政投入和农民权益的维护。可以说，去年农民增收有“非农化”的取向，今年则倾向于巩固农业之本。
与此相应，第三大不同在于，去年鼓励农民“离开”农村，改善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今年则强调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发展”农村社会。这可以说是一种视野更广的“三农”观。因为我们注重“三农”，就不能仅是农民增收，还有农村和农业发展。而发展农村社会的关键是为生活于农村的国民——农民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这包括享受教育、卫生、文化发展、社会保障和安全秩序的权利。为此，今年文件就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规定了具体比例。
其实，今年文件注重的仍是“三农”中的农业发展。农业发展的出路在科技创新，而在去年文件中农业科技只是农业结构调整下的一个条目，今年则用第四部分三个条目专门讨论农业科技创新的体制建设、财政投入和重要门类和品种的科技创新与推广目标。今年文件对其地位的空前重视正是第四大新意。
准确地说，去年重视的主要还是粮食生产；而今年文件则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粮食生产，也涵括了特色农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产业化经营等业态内容，更针对农产品流通和检验检疫提出了发展期货市场、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和认证认可等体制配套。这种泛现代农业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思路的清晰化成为今年政策的第五大新意。
也许最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是今年的第六大新意，也就是文件所传达的改革农村金融的迫切感。虽然去年也提出过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但语气平缓，篇幅仅一个条目；今年则不同，不但农村投融资体制专门占一个部门三个半条目，而且急切提出要“抓紧研究制订”农村金融改革总体方案，“加快落实”多种抵押担保形式的规定，特别要求“有关部门要抓紧制订”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并“尽快启动试点工作”。这已经透露出对有关部门工作不力的责备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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