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会议关门吵 金人庆周小川将迎战妖魔化人民币

　　本报记者 何华峰 香港报道

　　本周末举行的G7(七大工业国)会议中，人民币将再次成为媒体竞相报导的热点，但对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们来说，占据大部分日程的依然会是美元问题。人民币远不是G7会议的重点。

　　这次会议于伦敦举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长金人庆也获得了英国财政大臣布朗的邀请。这是继续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财经高官第二次参加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其间，金人庆将就人民币议题发表“深度谈话”，并与布朗就人民币汇率进行磋商。但是如果据此认为中国会对人民币作出调整，恐怕只能得到失望的结果。

　　“G7从来不是决策机构，从来只是高官们的论坛，只有在个别场所实际利益接近一致时，才会对市场和汇率进行干预，但是，这里并没有少数服务多数的法律原则。”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的说法代表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

　　人民币不会迎合G7压力

　　中国政府高官近期的谈话也在说明，人民币在G7会议后立即升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日前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说，中国经济正面临通胀，目前是人民币升值的适当时机，有关言论一度刺激远期人民币不交收合约(NDF)折让扩阔至近日高位4225点。

　　接着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出来说话，指余的言论纯属个人及学术意见，不代表央行政策。

　　同一个会议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若谷也特意强调，中国只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改革汇率机制。

　　黄菊表示，为了改善汇率机制，中国必须维持汇率在一个合理而稳定状态。黄表示，中国将会采取按部就班的方式去放宽跨境贸易的限制，并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性，但并没有特定时间表。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确实不喜欢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一些屈服性的决定。美国人即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前财长鲁宾写的回忆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引述了克林顿的一句话，称“中国还是很穷的时候，就敢跟苏联闹翻，现在已经这幺强大了，更不会屈服外国压力”。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合作的。布什政府或多或少地延用了这一政策。

　　陶冬说，“中国是主权国家，调不调汇率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不会在G7迎合压力。”

　　花旗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也说，“我不觉得(对人民币)G7有什么实质意义，最终取决于中国政府。”

　　不过，近年中国政府在坚持按照自己的日程表的情况下，也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沟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美之间，在过去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一直保持沟通和交流的题目。

　　去年10月，中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G7峰会。本次是第二次参加。今年可以说是中国财经界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年”。6月15日至16日在天津举办亚欧财政部长会议，欧盟25个成员国和亚洲的13个国家将出席。

　　今年10月，中国还将作为东道国，在北京举办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

　　1999年9月，G7财长会议倡设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以进一步加强沟通，提升合作。

　　谁在妖魔化人民币？

　　尽管记者访问的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G7不会对中国调整汇率有影响，但对于中国要不要调整汇率，经济学家们并未改变各自的立场。

　　支持调整汇率的陶冬说，“人民币早晚要调，这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经济走向开放市场化重要一步。增加灵活性，对中国经济本身有好处。人民币灵活性的最大好处，是让中国经济有更好的灵活性，能更好地分配资源，更好地实施货币政策。”

　　他认为，至于时机上可以讨论。同时，不能把人民币调整妖魔化，不能认为调整人民币就是向国际弯腰。不能只是因为有压力，就不做。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还是可以做的。

　　而花旗的黄益平也还是坚持原来的判断。“(汇率)预期上半年会有变化，但预测不会因为G7活动而变化。”他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考虑，认为中国的资本价格偏低，存在长期结构性矛盾。

　　谢国忠则依然反对在近期调整汇率。他说，“中国可以影响外部环境，通过保持汇率稳定，中国可以帮助稳定美元。当美国经济可能继续放慢，由于贸易和财政赤字，一个稳定的美元将给格林斯潘更多获得软着陆的空间。一个美国经济的软着陆是中国获得软着陆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中国在2005年会保持货币稳定。”

　　更加不确定的世界

　　美国前财长鲁宾日前访问香港，他在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比以前更加不确定。”

　　鲁宾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财政部长之一，在任时，一直支持强势美元政策。

　　但是现在美国面临严重的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令全球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

　　这才是这次G7会议真正关注的问题。陶冬说，“这次G7会议其实只有一个议题：美元、美元、美元。”他笑称人民币只是这次会议的“花边新闻”，媒体的关注甚于财经官员们的关注。“美元对于G7的意义，远比人民币不知大多少倍，美元稍有动静，对贸易就会产生大幅影响。”

　　他认为，“目前无论欧日对于美元问题，都是接近愤怒。美国推行以邻为壑的政策，通过大幅财政赤字，把储蓄率拉低，来把经济拉高至4%的增长率。可是欧洲增长速度不足美国一半，而日本刚从长达13年的通缩走出来，2005年的经济是一片苍白，都对美元弱势相当不满。”

　　但经济学家们同样不认为，这次会议能解决任何美元问题。

　　黄益平说，“没有太好的办法”，“各国政策协调的可能性非常低”，“美元起码还有五年疲软，调整之路会比较漫长”。

　　陶冬认为，制止美元弱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美国采取行动，但是暂时看不到美国愿意这么做。今天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都非常好，布什政府很难有动力去阻止美元的弱势。

　　所以陶冬认为，这只是各国关起门来吵架的时候，开门时将无可奈何地作一些无实际内容的声明。

　　但是G7会议也有它的作用。黄益平说，起码可以聊一下，“起码各国的政策不要对目前的不平衡起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