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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财政政策的三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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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国债如果不过分的话，将给我们一种国家的幸运。”
詹麦斯.麦迪逊：“公债是公共罪恶。”
赫伯特.胡佛：“祝福青年人，你们将要继承国债。”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程实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2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第一条即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实施已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即将调整取向。12月7日，财政部长金人庆为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对稳健财政政策专门做了解读。
总之，“积极”之于“稳健”，虽然仅仅是两个字的变化，但其中却蕴含着三重内涵，即“适度、避险和公平”，稳健财政政策意味深长。
稳健的第一重内涵是适度。
一方面指财政政策力度不大也不小，政府财政支出在保证对经济增长有效刺激的前提下适当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在保证微观主体消费、投资需求不受较大影响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将财政赤字缩减到合理边界。应该说，这种适度性可以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ixanda Hamilton，1757-1804，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名言来简要概括：“国债如果不过分的话，将给我们一种国家的幸运。”另一方面，稳健财政政策的适度性来源于“渐进式”改革的轻微震荡性。稳健意味着财政政策的转型是不温不火的，运用的是“目标明确，小步微调”的高明宏观调控手法，将政策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化为了最小，避免了经济“一刹就死”的尴尬。因此，稳健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对财政政策刺激作用的瞬时放弃，而是在长期中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赤字财政的依赖程度，将中国经济增长引领到更加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上来。
稳健的第二重内涵是避险，即规避了经济过热和赤字激增双方面的风险。
应该说，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也是避险的政策选择。那时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长放慢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内需不足的巨大风险，而政府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刺激了总需求，给经济增长注入了政策动力，将通缩风险有效化解。但时移事异，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重新带来了经济过热的通货膨胀风险，稳健财政政策通过对政府支出的抑制避免了通胀风险的集中。此外，7年间发行的9100亿元国债直接带来了高额财政赤字，2002年及2003年财政赤字连续两年达到3198亿元，刷新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纪录。
长此以往，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将使国民储蓄下降，长期利率上升，进而导致国内资本存量较少，经济缺乏长久增长的动力，也就是说，在长期中赤字财政这种国家幸运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厄运，所以詹麦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才会说：“公债是公共罪恶。”而稳健财政政策的适时推出避免了中国经济陷入赤字漩涡的风险，保障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安全性。
稳健的第三重内涵是公平，即促进了财富在代际之中的合理分配。
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可能刺激了一代人的消费，但如果这种积极财政长期化，将使得为这一代人过多消费埋单的将是下一代人，也就是造成了财富在代际中的不公平转移。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政府在上一代人身上多花的钱总是要靠税收来弥补，而承担这一税收义务的很可能是下一代人，债务将成为赤字财政政策留给下一代人的唯一遗产，这种财富跨代再分配造成了福利天平的倾斜，正如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美国第31任总统<1929-1933>)所言：“祝福青年人，你们将要继承国债。”稳健财政政策及时终止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的趋势，重新将国债负担交回受益的一代人，促进了长期中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因此，财政政策积极转向稳健绝对是中国经济的利好消息，“适度、避险、公平”的三重内涵注定稳健财政政策将成为中国经济理性前行的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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