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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立坚
中国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严峻考验。随着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香港无交割的远期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大量热钱也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涌入中国。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价格形成、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管等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调整人民币汇率很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是无法持久的
。因此，顶住外来压力，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盲目升值带来虚假繁荣
目前，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进一步扩大。央行货币政策受到了巨大的“外汇占款”的挑战：为了保持货币供需平衡求得人民币的稳定，央行不得不被动地增加货币供给，同时，为了防通胀，又不得不抽紧国内的银根，这样一来经济建设所需正常资金就会受到很大制约。
的确，“外汇占款”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但是人民币升值并不能缓解这一压力。因为中国目前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是受管制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发展得很不完善，所以，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外国资本会大量涌入，利用由此带动起来的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的泡沫寻找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另一方面，虽然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国民的购买力，带来了消费“热潮”，但是，这种非理性的“繁荣”，会扩大经常项目的逆差。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靠资本流入来补偿经常项目的逆差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升值弊多利少
国外很多学术研究表明，在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中，选择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有利于缓解外界对该国经济的冲击。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立即升值显然是弊多利少。首先，短时间的虚假“繁荣”会掩盖银行的脆弱性，一旦外资感到无利可图全身而退，就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崩盘。其次，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加息压力会影响国债市场的价格，进而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甚至使得银行吸引外资战略伙伴、上市计划“泡汤”。第三，目前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一旦国际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企业将会蒙受巨大损失，其结果是导致银行新增不良资产，影响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破坏以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因此，在中国的资产价格体系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资本流入会给市场带来错误的价格信号，从而恶化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最小成本实现政策目标
最近有一部分经济观察家认为：当石油价格节节攀升的时候，调整人民币汇率对我们这样一个能源需求大国是一个有力的时机。值得注意的是，石油价格的调整机制是市场行为，而人民币汇率是确保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即使是采取相当灵活的基于市场机制的汇率制度，但只要中国经济还是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本币又没有完全国际化的前提下，就不可能完全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以及对我国经济是否有利来肆意地调整人民币价值。
由于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不一致，导致在同样的汇率制度条件下各国实现自己目标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现阶段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而言，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所带来的国家利益可能要比浮动汇率制度更多一些；相反，灵活的汇率机制对以产业和金融创新为主导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更有利。但是，当国际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时，这两种制度的冲突就会日趋明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各国政府不能仅仅考虑所选择的汇率制度能否保持与外部的协调?经济学上称为“外部均衡”?，而更多的是考虑汇率制度是否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当我们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经济建设的龙头转向市场，同时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日趋增大，银行改革也日趋成熟、避险工具的金融创新日益完善时，即已经形成一个良性的“内部均衡”形成机制，那么，采用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会明显超过稳定的汇率制度。
因此，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所需付出的努力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化解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最大限度地调整资本流入的结构，这是维持目前固定汇率制度的关键；第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我们应该更加注意与周边贸易伙伴国的汇率合作，同时，选择相对维持成本较低的一揽子汇率制度；第三，未来中国形成了成熟的资本市场，并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后，中国政府从战略角度可以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否则，就真像部分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那样，对汇率的“浮动恐慌”行为给政府带来更大的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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