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惠州报道
10个月前，张新娣还是一个普通的大亚湾农家妇女，养猪，种菜，不为外界所知。现在，29岁的她已经成为中海壳牌公司的一名后勤保洁班长，可以熟练操作电脑，使用简单的英语与外籍人员交流，帮助新加坡籍总裁蓝仲凯接收文件，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张新娣是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8300名搬迁村民中的一个。2003年，中海壳牌公司对搬迁村民进行技能培训，张学习认真，经招工考试合格后被中海壳牌录用。像她这样为中海壳牌项目工作的搬迁村民——包括财务、工程及一般劳务——平均每月有300多名。这个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在跨国公司工作，除了注意自己的言行、认真学习工作技能之外，还要认真学习公司的管理理念，否则就要被淘汰。”张新娣说。每周一、三、五的晚上，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都要到淡水镇的英语专业培训班学习。她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激励，对未来充满着想象力。
“张新娣不容易。我们都向她学习。”惠州市委常委、大亚湾区委书记李秀峰说。李于2000年9月26日任中海壳牌项目配套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协助常务副市长安置移民。中海壳牌成功保持移民社会相对和睦与平稳、避免移民社会震荡的理念与行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于他们来说，中海壳牌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型经济。
重建移民社会
大亚湾北岸的澳头镇，俨然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中海壳牌带来了这个时代最前沿的人群：律师、会计师、银行家、保险专业人员和公司经理。同时，项目工地上有20000名工人在紧张施工，而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则搬迁到了几十公里之外的两个移民新区。惠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城市利益群体。
这个巨大的跨国工业项目不仅改变了惠州的经济基础，也改变了珠三角以外向型轻工业为主的经济格局。当广东省认为重化工业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惠州不可思议地拥有了主宰变化的能力。这个投资高达43亿美元的项目，其效应不断累积，将使惠州成为继休斯顿、鹿特丹和新加坡之后又一个世界级滨海石化城。
在这种时候，地方政府对项目的热情往往压倒一切。但项目越大，各种利益的冲突就可能越严重，就越容易产生危机。诸如征地、动迁、补偿这些所有重大项目的必修功课，惠州市如何应对？
据大亚湾区委书记李秀峰介绍，当地政府对项目征地的补偿略高于国家有关标准，每亩大约2000元，同时对照广东省补助三峡移民的标准(一年半内每月补助150元)，对中海壳牌项目搬迁移民在两年内每月补助200元。此外，他们在移民新区兴建了学校、幼儿园、医院，并将一些建成的市场用房无偿提供给各村小组经营。
但是正如李秀峰所说，“帮一饥解不了百饱”。移民安置不仅仅是一个补偿问题，还有一个社会重建问题。比如，移民新区的建设符合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社区的想象，但许多移民尚未适应出门买菜的生活方式。在工业化潮流的裹胁之中，他们往往不知所措。
为此，中海壳牌开出一张社会心理处方：实施“屋顶菜园”计划。他们资助搬迁村民在自家屋顶建起菜园，种植供家庭食用的果菜。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12000多只塑料种植箱以及种菜所需的改良土壤分发给了自愿参与的650多户搬迁村民。
此外，中海壳牌还通过直接雇用、提供培训、鼓励承包商优先录用、扶持小型企业发展等方式，帮助搬迁村民恢复生计。他们提供的免费培训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健康安全、英语强化、叉车驾驶、计算机技能、园艺以及汽车维修、初级电工、水泵操作、钢筋工、木工、抹灰工、砖瓦工等等。
他们帮助搬迁村组建了两家公司——东联村的东益公司和岩前村的前兴公司，聘请专业咨询顾问为其提供经营和管理咨询，并授予这两家村办公司力所能及的工程项目——比如路灯工程、自行车道隔离墩工程、项目观景台建设、洗车服务、洗衣服务、运动场修建和维护——帮助其发展。
黄庆荣是东联村的一个村小组长。他对我们说，中海壳牌建成投产后，村办公司可以承揽到绿化、洗车、包装、运输、配餐等社会项目和配套项目，加上出租厂房的收入，移民村将进入到一场从未有过的繁荣。
一个跨国公司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社会形态的重建当中，不失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不过，中海壳牌这样做，地方政府能够适应吗？
公共精神与公共事务
“中海壳牌带来的压力是全方位的。”惠州市委常委、大亚湾区委书记李秀峰说，“坦率地讲，我们还不能与壳牌这样的跨国集团全面接轨。它关系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一高一低很难接轨。”
李秀峰所说的“上层建筑”，主要是指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程序——比如关于工程的招投标，国内至今没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我们还是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与中海壳牌的行为准则相去甚远。”
在中海壳牌工地内，许多显著位置都张贴着这样的公告：辛勤工作却被拖欠工资怎么办？请拨打南海石化工人热线5557999或8008305587。这实际上是中海壳牌对承包商们的监督。据蓝仲凯讲，有一次接到投诉，他们就把工人和承包商都叫到一起，让人把现金从银行取出来，当场给工人兑现工资。
“如果有人投诉承包商拖欠工资，我们就不付钱给他(承包商)。”蓝仲凯说。
这种投诉电话首先应该是打给工会或者劳动监察部门，现在则是中海壳牌“越权”，主动承担了下来。这个电话号码引起了社会学者陆建华的兴趣，他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任务是减轻企业负担，剥离社会职能——如办医院、办教育等等，但这并不等于说企业不需要再承担社会责任，不等于社会公共精神的丧失。在这方面，中海壳牌是一个范例。
在更多方面，中海壳牌都可以说是一个榜样。2003年2月，中海壳牌为准备海上作业进行海底生态调查，获悉一些健康生长的珊瑚可能受到引堤施工影响，于是在2003年5月到6月之间，耗费80万元将400平方米的珊瑚移植到10公里以外的西海岸线，并且定期监测移植后的生长情况。2004年中期的监测表明，移植后的珊瑚存活率近95%。
中海壳牌总裁蓝仲凯也因此获得了“珊瑚大使”的称号。在来到中国之前，这位“珊瑚大使”曾是壳牌新加坡董事长。两年多之前，他带着惠州的有关领导到新加坡考察，他们看到在炼油厂500米之外就有一个观光岛屿，岛上有一个漂亮的度假村。他回忆说，当时惠州的官员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重化工业也可以与周边社会和平相处。
“为什么壳牌搞一个项目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要花大量时间来考虑怎样减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蓝仲凯说，“在关键的地方花钱，就是在整体上省钱。将来中国的环境政策肯定会改变，那时候重新来过，我们就亏大了。”
对于中海壳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做法，一开始也有人不能接受。比如有人说，搬迁是政府的事，不需要壳牌管，壳牌只要提一些建议、简单赞助一下就可以了——壳牌管得太多，难道不是一种越位吗？
“我们不是管，而是支持。”蓝仲凯说，“我们一直致力于与当地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这种伙伴关系不是上下游的供货商关系，也不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而是职能互补、收益共享的合作模式。”
从这个角度说，中海壳牌对惠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影响，远远不止于经济结构的改变。它正在重组这个地区的社会形态，它对于当地社会的作用将日益突出和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利益团体都具备中海壳牌的远见和价值观，并非所有的投资主体都当然地尊重环境、尊重社会、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政府的伙伴关系就因缺乏约束而不可靠。可持续发展不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化的道德标准，它是一种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的边界应该由体现公民意志的法律来界定，否则，伙伴关系就可能压缩公共空间。
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那个投诉热线还是应该首先打给工会或者劳动监察部门——政府可以退出市场，但不能退出责任；企业应该具有公共精神，但未必长期介入公共事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