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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讯网-《证券市场周刊》特供
衡量得失
针对产权改革中的腐败问题，周其仁说：“侵犯工人利益，引起社会不公，当然要打击，不打击就没有社会的基本秩序。”但是，这个问题又和承认企业家的历史贡献，推动产权改革混在一起，“所以改革要允许有一个实践的过程，把两者剥离开来，争取两个问题都能很好解决。”
对于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张维迎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帕累托改进。但现实中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社会总财富最大化。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整个社会就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
产权界定的过程需要实践。“如果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实践过程，要求任何事情一开始就做好，一点错误也不发生，一个误差也没有，那么结果就是走不出历史。”周其仁说。“是有人在盗窃国有财产，因为国有财产很容易被盗窃。传统公有制不改，资产被攫取的花样百出，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攫取干净。只有改制彻底，攫取才最终失去土壤。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但对于付出改革成本的这些人来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理性就应当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吗？对此，周其仁表示应设法补偿：“适者生存，但不能说不适应的就完全不管，当然应该有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尤其对中老年工人。这不是企业的债务，而是国家债务。”
“国家曾经承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工人终身有靠，现在做不到了，这是国家的一笔隐性债务，应该在国家的资产账上划出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拖泥带水”，“比如现在这些垄断性行业这么大的资产规模，去年中移动一家公司的利润是588亿元，把这个优质资产拿一块补偿下岗工人，这样社会可以比较和平、比较和谐地度过这个转型期”,“资产要放在经济过程中才能增值，要动员有企业家才能，或者有这种潜力的人，运用这些资产在市场竞争中创造财富。然后考虑到公平，考虑到效率，考虑到社会的稳定，也考虑到法律逐步变化的权威性和适应性，逐步把历史形成的包袱解掉。”周其仁说。
回顾55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张维迎说：“在过去55年里，整体来看经济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发展，这主要是利用了后发优势，包括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在前30年里，我们是通过计划经济动员国家资源，用国家积累的办法，借鉴西方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来发展自己。到70年代之后，计划经济能够利用的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改革开放。在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中，通过放松管制，利用民间的力量，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这样使得每个人都产生积极性去发展、致富，这时候我们利用了新的后发优势，也是技术和管理的两方面。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有没有可能继续维持比较高的发展？非常重要的就是能不能从技术上、管理上的后发优势逐步转到制度上、体制上的后发优势。但如果没有更深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中国现在所处的是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地位上的地位、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力量，“如果没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企业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有地位的。”张维迎说。他认为，从很多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企业的整合非常重要，问题是谁来整合中国的企业？“现在有三个候选人，第一个国有企业来整合，第二个民营企业来整合，第三个外资企业来整合。过去25年改革的历史证明，国有企业没办法承担这个任务。过去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结果反倒是外资企业大规模、全面、全方位地进入中国，变成中国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整合中国的经济，国有企业又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个任务，我们只能把中国未来的整合任务放手给外资企业，也就是在10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上有品牌的企业，大规模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除了几个垄断行业之外，基本都是人家的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张维迎说。“所以，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不仅仅是涉及民营企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国家利益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未来发展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就必须给民营企业创造很好的发展环境，无论是政策上还是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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