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企赢了专利诉讼战 别拿专利诉讼当商业战略

　　程凯

　　中国的制药企业在两个月内赢得了两场漂亮的专利诉讼战。

　　在12家医药公司的申请下，国家知识产权局在7月撤销了美国辉瑞公司(P fize r)所持有的伟哥(V iag ra)的在华专利；另一批制药企业厂家紧接着又发起一项专利挑战，目标 是葛兰素史克(GSK)公司的糖尿病药物文迪雅(A vand ia)，结果出人意料，8月18日葛兰素史克主动“放弃”了该专利。

　　从一场主动出击的完胜，到一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役，企业似乎是揣摩好了政府部门的心思。两场专利诉讼的胜利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对国外药品专利的诉讼是否只是一个开始？在一篇新闻报道中有位分析人士说：“入世以后，随着知识产权官司的增多，国内企业也越来越会用专利保护自己的利益。”我看这句话说到了要害，但是却说错了方向。

　　如果所有针对国外药品专利的诉讼都能轻松获胜，国外医药企业哪里还会有创新新药的动力？如何保护药品知识产权，感觉和现实经常不一致，而巨大的差距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的医药企业，可别拿专利诉讼当了商业战略。

　　入世以后，国内政府部门的行为要受到种种外来规则的限制。如果没有国际先例，其实国家产权局也不会冒然宣布“伟哥专利”无效。在国内企业提出申请要求宣布该专利无效之

　　前，礼来、伊科斯和拜耳等国际大医药公司也在力争推翻“伟哥”在欧洲的专利保护，欧洲专利局于2001年取消了“伟哥”在欧洲的专利。而国内的企业提出的抗辩理由和欧洲相似，国家专利局也接受了这样的要求。这一切都在显示，我国的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体系正在加速学习西方模式。

　　加入世贸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登记量迅猛增长：2002年和2003年，我国的商标申请件数居全球之冠，年专利申请数量已接近美国的水平。同时，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也迅速增长，国内企业已经把法律诉讼列为商业战略的一部分，2003年国内的诉讼案超过9000宗。

　　在这样的时候，却有国外知识产权律师提出疑问：中国是在逐步走向用法制手段调解诉讼，还是在照搬西方的“坏”习惯？有这样的疑问，这位律师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对药品专利的态度。

　　通过仿制药品可以免除天文数字的新专利开发费用，可以让国内企业占据国内市场，可以让国内的患者享受更便宜的医疗。用专利诉讼的办法来解决仿制的风险问题，好处似乎很多，但是失去的可能更多。

　　首先失去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对于药业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伟哥”官司被视为一块试金石。英国《金融时报》在伟哥事件后发表文章称，“中国对专利保护真有承诺吗”？提出“最近医药领域形势的发展，将会使有关国家政府和投资者都对中国作为经济合作伙伴的可靠程度进行

　　反思”。

　　我想这不是危言耸听。在去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方面一直引为证据的就是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并以此为理由给予多方面的压力。目前看来，外界对药品专利事件的主要看法落在“政府部门的裁决正在给企业一种强烈的暗示，仿冒产品被得到一种鼓励”。也许政府的确是在按照一套合法的规则行事，但是这样一种规则却可能产生了一些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用专利诉讼来解决仿制风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后果，就是让企业失去创新的动力，让患者失去试用更新更好的药品的机会。

　　一个国际制药公司如果在研发治疗药物时无法获得利润，它还会有何动力研制新药？一个国内医药企业如果在仿冒上就可以获得利润，它又有什么动力自己去研制新药。试问一个每天想着“拿专利诉讼当商业战略”的企业如何能把心思放在新药开发上。如果一个国内企业发现自己可以轻易通过专利诉讼而获得仿冒药品的合法资格，它还怎么会去发明申请什么自己的专利呢？因为它花上千万元得到的专利也有可能被他人轻易仿冒。

　　国内企业不会有动力去创新，还因为一种新药的研制成本往往是难以想像得高。以美国为例，仅将一种新药推向市场所需花费的成本就高达近8亿美元。《金融时报》因此称：“‘伟哥’等受欢迎的药物如果失去其丰富的利润，必定会使新药研发的经费和优先顺序受到限制。长此以往，这种裁决将既

　　不利于消费者，也会影响到政府对包括药品补助的国家医疗保健项目进行扶持。”

　　仿冒药品是一种恶性循环。没有资本去研发就仿冒，没有专利就打官司。眼前是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失去创新能力和动力的企业永远享有的就是那么一点仿冒的利益，永远得不到创新得来的高额利润。既然自己得不到，当然要让别人也得不到，所以专利诉讼就成了商业战略。

　　回头在来看看中国的官司。在看到伟哥官司的先例后，葛兰素史克主动“放弃”专利，以退为进。宣布“放弃专利”，总比被判“专利无效”要好，因为前者承认自己的确拥有过专利。辉瑞公司本来计划要在今后5年内在中国推出多达15种创新药物，这些药物能治疗包括心血管、神经、传染、关节炎、泌尿生殖器系统、眼科等严重疾病。但是目前出现的结果是，辉瑞公司对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非常担忧。国内患者也许要失去很多尝试新药的机会了，谁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有人指责药品专利问题导致了很多新药的价格太高，普通消费者承受不起；还有国内企业指责外国企业利用专利强占了中国的市场，损害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对待这样的指责，国外的制药企业到底是要善心还是要利润？

　　这也许是一个争辩不清的问题，但是我却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最终明朗。我在这里举一个雅培制药的例子。作为全球最大的制药企

　　业，雅培制药现在备受指责。它在美国把治疗艾滋病的药品爱治威(N o rv ir)的售价提高了5倍。

　　据华尔街的分析，爱治威的涨价能为公司带来5000万美元的收益，而雅培制药的总年收益为200亿美元。5000万美元对200亿美元，雅培制药为什么不做出小小的让步换取公众的信誉？

　　雅培的论点是将多挣的5000万美元用来加速新药开发。该公司不再耗费

　　巨资研制艾滋病药品，但它每年仍旧投资17亿美元进行研发，它是肿瘤病和糖尿病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雅培制药的CEO迈尔斯.怀特的两个反问很有意思，公司是否要以产生信誉为标准来做决策？如果5000万美元可促进新型抗癌药的开发，而你家里有人得癌，你会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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