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主流经济学派的困境 中国有主流经济学派吗

　　——兼驳《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困境》

　　学术争鸣 何伟

　　自从去年夏天，郎咸平教授发难以来，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声音甚嚣尘上，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派一片讨伐声。而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派却偃旗息鼓，无有声息，即便后来有人站出 来应战，也没有自称为主流经济学派，因此我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主流经济学派。可是今年3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也谈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困境》(后简称《困境》)，又对所谓主流经济学派进行声讨，读后有些困惑，不知主流经济学派是什么学派，它的完整的、系统的观点是什么，有什么公认的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代表人物是谁，都不清楚，怎样能证明一个主流经济学派的存在呢？不要像堂.吉诃德一样，为了显示自己的骑士威风，把风车当做想象的敌人进行战斗。如同在简单价值形式的公式里(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假若没有等价形式这个对立物，相对价值形式的价值就反映不出来，如果是这样就可悲了。

　　中国并无主流经济学派

　　中国的经济学有学派吗？我表示怀疑。在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知道，只能一个声音说话，如有不同声音，马上会遭到批判和扼杀。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有了一定自由度，可以表达不同观点，但也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如改革开放初期，讨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时，只能讲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讨论商品时只能讲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讲商品经济；对于市场经济、股份制、劳动力商品等等更是禁区，如果发表这类观点，往往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还会遭到批判。主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学者，在中央没有采纳之前，遭到过多次批判，受到过许多不公正待遇。在中央采纳了某些观点以后，也无人出来为他们平反。这些往事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中央在对经济政策作出一些重大决定时，也采纳了经济学界某些观点，但不是哪一个学派的。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商品经济的观点，但前面加上一个“有计划”的定语。中共十四大采纳了市场经济的观点，但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有人提出“国退民进”，中央则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对经济学家的观点都作了修改，并没有完全接纳。

　　所谓经济学派应当有自己鲜明的学术观点和独立见解，有突出的代表人物和群体，有完整的体系和被公认的理论著作，并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说和得到社会公认的代表人物，如国外的制度学派、剑桥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等。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经济学派。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经济学界涌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者，他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应当受到称赞。但这些观点往往是分散的、孤立的，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借鉴国外的多，自己独创的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鲜明观点的、得到社会公认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有形成。就以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说，他们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有许多意见是相左的，对改革的思路，改革的起步，改革的措施，改革的政策，对问题的评价有许多不一样，有的甚至是对立的，还公开争论，并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学派。虽然如此，他们能冒着被批判的风险，把国外一些有用的观点介绍到国内，并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一些对改革开放有参考价值的见解，洋为中用、中外结合，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还没有形成，社会也好、他们自己也好，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

　　顾名思义，主流经济学派如果指的是一种占主导地位、被社会公认的经济学派，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若说经济观点被中央采纳就是主流经济学派，以这个标准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不同时期采纳过不同观点。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批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否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是主流经济学派？十四大中央采用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否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是主流经济学派？

　　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着两方

　　我在这里把市场经济作为人们观点分歧的标准，因它具有代表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问题。我这里用“两方”而不用改革派和保守派、左派和右派，因这些词都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褒与贬的含义。用两方是表明双方是平等的，如同人们走路一样，由于观点相同而自然走在一起，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人为的有组织的划分。这种两方划分无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只是学术观点的不同。

　　这样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观点是固定不变的，有人还可在两方走来走去，应看做是正常的。只要不是投机钻营，阿谀逢迎，应该允许观点的变化。我记得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北京某大学有一位校长曾大批市场经济。南巡讲话后，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这位校长讲：“对市场经济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我是属于后知后觉的”，接着就大讲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和作用。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的，应该允许有的人观点发生变化。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决定中，对国有经济有一个定位，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一决定表明国有经济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国家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及为社会服务，它在社会所有制结构中占有限的比重。这一定位有四点意义：一是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国家所有”予以界定；二是改变了过去认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三是表明国有经济不是宏观调控的物资保证；四是这一定位为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提供了一个标准。所谓“国退民进”，我理解应该是在“有退、有所不为”的行业和领域里“国退民进”，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国不退民也可以进，这没什么不对。

　　批评的错位

　　《困境》一文一开始指出：“钱颖一先生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可以说是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宣言。”钱文没有读过，怎样霸权不清楚。但一个人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能否代表所谓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看法，能否成为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我表示怀疑。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中，确有个别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现象，应当注意，但不能认为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学家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崇拜者，这样讲既不符合实际情况，又打击面太大，有“霸气”之嫌。

　　《困境》一文对所谓主流经济学派的质问逻辑是这样的：外国有一个主流经济学派，理论信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其理念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此中国也有一个主流经济学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他们自然而然也就成为经济学‘真理’的代言人。”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奉为自己的理论信仰，宣扬和倡导市场即美德、市场即真理、市场就是一切的‘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这样主张市场经济的就是主流经济学派，他们的经济学理念就是“新自由主义”。

　　对中国是否有一个主流经济学派，我在前面已经提出质疑。武断地将主张市场经济的说成主流学派也是不妥的。中国主张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吴敬琏，被誉为“吴市场”，他从来没有“宣扬和倡导市场即美德、市场即真理、市场就是一切的‘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困境》作者自己也承认：“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一的林毅夫教授就实事求是地指出：‘解读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现成模式’”，“道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面前的困境”。在所谓主流经济学派中，持有林毅夫这种观点的是大有人在，不只林毅夫一人。《困境》作者不感到自己的文章在逻辑上有些混乱吗？一会儿说，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派把西方市场经济学奉为普遍真理，一会儿又说，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派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不能“解读”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这是自相矛盾，使自己陷于“困境”之中。

　　不论持什么观点，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三农问题”、职工下岗、收入差距太大、腐败等等问题，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但对原因和解决办法的认识却大相径庭。社会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困境》一文的作者，认为是持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的经济学家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造成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软肋就在这里。”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由于改革造成的，也对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进行谴责。解决的办法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深化改革，这是所谓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

　　前面两种观点都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派或坚持市场经济改革者进行声讨，我真有些怀疑，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有这么大的能量吗？能决定中国改革的走向是“休克疗法”还是“渐进式”？能制定中国的政策吗？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或者所谓的一个经济学派都明白，他们只能制造舆论，提出建议，但不能左右国家的政策，更不能决定改革的走向。在改革中采纳经济学家哪些观点，采纳多少，不是经济学家说了算，而由中央决定，经济学家没有能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央，也无能力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怎么能将责任都归罪于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派呢？这有些不公平。目前经济学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深入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而不是对某些所谓的学派进行指责和声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