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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勇
骄阳似火的8月，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引发的一场空前广泛的讨论中，中国“主流经济学”一词赫然出现。从不屑于回应的集体失语，到陆续回应，再到集体回应，主流经济学“走强”的背后深含被动的尴尬。在多学科、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交锋中，主流经济学家不仅受到硬朗的左派经济学家的猛烈攻击，其观点建议同时激起大众情绪，成为众矢之的
，主流经济学倒颇显“另类”。时至今日，争论虽随之降温，但一般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失望尚无以挽回。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这无疑是个多事之秋。
在这次跨越学界和阶层的争论中，网上的民意显示，支持主流经济学家观点的网民不到5%，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近乎激起民愤，声誉降到历史低谷。这种主流经济学在一般民众中失宠，甚至引发强烈的抵触情绪，似乎主流的界限仅仅限于在大学和期刊中的支配地位。
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权讨论被不适当地扩大出了学术界，并坚持认为在学术界，基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对错不在人数多寡。或许，如果网民只限于经济学专业人士，支持率不会小得如此可怜。但我们仍不禁疑问：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远离大众？精英团体为何背离大众情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就主流经济学而言，其本身就是假定现实中的人是经济人，他们在现实的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而现实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些相关经济人博弈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些结果却不能为大多数当事人接受呢？
首先，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知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以为豪的是有像萨缪而森、弗里德曼这样能同一般民众交流的大家。而从这次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老百姓听到诸如“腐败能够增进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拥挤时，我就感到欣慰了”之类的言语，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公平。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但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清晰的，即以效率为最高，甚至是惟一的标准。而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自由竞争是达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属于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场上的。
再次，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另一原因，源于经济学研究的层次更加现实性。在这次讨论中，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各个学科研究的层次不同造成的。因为经济学是更加务实的学科，更多地着眼于当前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反对做远离现实的批判。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属于较低的层次。在其他学科，则在较高层次上对现实提出各种批评时，主流经济学家要问的是，在现阶段只能达到这种次优状态，理想状态只能渐进地实现。
最后，主流经济学引起不满有其客观的一面，是中国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而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改革没有失利者，即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理论得以大量传播深入。而进入19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这样出现了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很好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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