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主流经济学家赵晓先生“高论”中的低级错误

　　[水生]

　　据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所载，身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的“主流经济学家”、博士赵晓先生针对郎咸平的“炮轰”曾有如下一段“学者观点”：

　　“中国国有企业资产不是流失了，而是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 GDP的增长速度。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总量上，国有资产借许多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是如此，电讯和石油的高收费亦如此，乃至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也是如此。”

　　“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显然，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所谓银行贷款的公平、证券市场的公平无从谈起，后起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也很难。”

　　看了赵晓先生以上仅仅二百来字的“高论”，真是让人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水平有了领教。只要稍许有点文字水平和逻辑分析能力的人都会看出，这段话中至少存在4个低级错误。让笔者一一道来。

　　第一、赵先生说，“中国国有企业资产不是流失了，而是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

　　从赵先生所具有的官方身份看，想必这一定是事实。如此看来，“国有企业”肯定是比其它类型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否则，何以能被称之谓“增长得太快”，而且“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但这样的事实和结论岂非明显与赵先生在后面提出的国企改革取向相矛盾？对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的逻辑混乱错误，赵先生难道没有发现？

　　第二、赵先生接着指出，“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原来，赵先生的上述论据是为提出这一论点服务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的企业中确实存在，但在“国有资产”的总量上不成立。

　　笔者相信，“国有资产”在总量上确实是“增长得太快”。但是否只要在“总量”上有了“增长”，从总体上提出“国有资产流失”就不“成立”？这岂不等于说，只要国有资产“流失”的数量小于国有资产“新增”的数量，从而保持其“总量”上有“增长”，就可以得出“国有资产流失”在“总量”上不成立的结论？赵先生，这在逻辑上是否有点太过荒唐？

　　这里还请各位注意，这里赵先生非常严谨地有意将“国有企业资产”换成了“国有资产”，所以，这个“总量”并非仅仅是“国有企业资产”的总和，而是“国有资产”的总和，也可以说成是“国有总资产”。搞过企业的人都知道，“总资产”的“增长”并不等于“净资产”的“增长”，也可能是由于“总负债”和“资产负债率”的“增长”而造成的。只有“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的“净资产”的增长才是企业实力的实质性增长。以家庭为例，这几年你家虽然没长工资，而且还多了一个人下岗，女儿又出嫁了，还被盗了一次，每年实际收入还有所减少。但你照样贷款买了房子和汽车，家庭“总资产”一下子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但同时也背上了二十年还款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说因为家里资产“总量”增长了所以资产的“流失”不存在？

　　作为国家来说，除了国家税收和国企的上交利润可以使“国有资产总量“增加以外，我国新增的外债和新发行的内债也可以用来增加“国有资产总量”。国家还可以出让土地和矿产资源使用权等多种方式取得大量收入，这些都可以转换为“国有资产总量”的“增长”。以赵先生的地位而言，对“国有净资产”和“国有企业净资产”的变动情况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对“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和国家财政“赤字”的存在也不会不懂。可惜偏要用一个含糊不清且没有可比性的“总量”概念来说事，为何？

　　因此，赵先生所说的“国有资产总量”的“增长”完全不能作为否定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理由。赵先生作为经济学博士，难道对这些经济学常识也不清楚？

　　第三、身为公务员的赵先生竟然大义凛然地说，“总量上，国有资产借许多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是如此，电讯和石油的高收费亦如此，乃至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也是如此。”

　　这段话更是让人莫明其妙，因为赵先生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将并无行为能力的“国有资产”进行“人格化”，硬是将其作为有行为能力的“主体”，成了掠夺老百姓“私人资产”的罪魁祸首。赵先生在这里所提到的行为分明是一些国家政府部门和一些国有企业的行为，却偏偏要省略明明存在的具有行为能力的主体，却把其说成是并无行为能力的“国有资产”的行为？而更为明显的是，赵先生所说的“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不是事实，恰恰是一些具有行为能力的贪官污吏想方设法通过“股市”和“高收费”将这些收入流到了自已的口袋里。不是吗？至于老百姓交纳“税收”是法定的公民应尽的责任，将“税收”收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投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身并无不妥。而有些人借此谋取私利，他们的腐败行为正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与“国有资产”本身又有何干？好比明明是有人驾驶汽车压死了人，却偏要说这是汽车闯的祸，这种低级的语法错误因何而生？

　　第四、赵先生终于也开始关注“公平”了。赵先生说，“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

　　对前者“固然存在”的“不公平”是众所周知的，看来赵先生也是承认的。在笔者看来，这种“不公平”主要是因为其“流失”的“方向”和“流失”的“程序”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由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和掌控者失职、渎职甚至借“改革”之机，“内外勾结”或“监守自盗”谋取私利而造成的。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受损者是国家和广大普通百姓。以赵先生之身份，研究如何消除这种不公平实在是“责无旁贷”。 可惜赵先生对如何解决这个“公平性问题”仅此一句，惜字如金，或许是因为其“固然存在”就由它存在去了。

　　但赵先生想强调的显然不是这个。他说，“显然，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所谓银行贷款的公平、证券市场的公平无从谈起，后起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也很难。”他重视的是“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导致的“市场的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是由于“国有企业大量存在”。

　　这里，赵先生再次表现出了学者的“严谨”，在“国有企业”后面加上了“大量存在”四个字。因此，这种“不公平”似乎并不是由于“国有企业”本身所致。否则，赵先生就不必如此大费心机地加上“大量”二字了，干脆将“国有企业”全部改掉，岂不可以让“市场”更加“公平”？至于赵先生所称的“改革”到底要将“国有企业”减少到多少数量才能改变这种“不公平”，并没有说。但“滞后”二字可是明明白白的写着。看来，必须尽快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而且愈快愈好。但怎么加快“改革”，如何使这项改革首先在程序上“公平”，以利于加快操作，赵先生也还没说。

　　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想明白，究竟为什么“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就会存在这种“市场的不公平”？银行不是已经“商业化“了吗？“德隆”等许多民营企业不是贷到了令多少“国有企业”都从未能贷到过的大量贷款吗？证券市场上的不公平究竟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有关还是与证券市场本身的不规范有关？经过股份制改造的上市公司还是“国有企业”吗？“国有企业大量存在”究竟与“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也很难”有什么因果关系？究竟要将“国有企业”减少到多少才可以让“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不难？对如此之多的疑问，赵先生说得如此玄乎，让人不明所以，岂非说了等于没说？依笔者所见，赵先生所言的“国有资产改革”看来主要是为“民营企业”让路，至于为何如此，或许是难以言述，或许是“天机不可泄漏”。如果对如此重大的改革连这一点也说不清楚，又如何加快步伐而不“滞后”呢？在这一点上，赵先生所犯的低级错误是：语焉不详。

　　综上所述，在赵晓先生这二百来字的“高论”中，赵先生所犯的四个低级错误有：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偷换概念，缺乏常识；移花接木，嫁祸于人；故弄玄虚，语焉不详。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宏观战略部长”，是国人之幸乎？悲乎？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