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思想盛宴

　　本报特约记者　言扬　见习记者　巫楠　北京报道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学家研究的富矿区，因此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2005年5月30日至6月1日，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有力冲击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5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齐聚北京，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发言，如此大的规模 在亚洲乃属首次。

　　竞争的货币 引导大众期望

　　罗伯特·蒙代尔拥有诸多头衔：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他还是取得北京永久居留权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许因为是“北京人”，他有力地提出对人民币汇率的捍卫。面对来势汹汹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浪，他表示：“人民币要维持固定的汇率机制。” 既然人民币现行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是最好的，为何美国、日本、欧盟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呢？蒙代尔的解释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竞争带来一种冲击。

　　间接讲到人民币的问题，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纳什教授。他是博弈论大师，他在多年顽强地和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斗争后，终于捧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就是以他为原型。纳什教授的理想货币理论意味深远。运用于人民币可以看到，人民币同亚洲其它货币的竞争优势，除了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外，独立的央行货币管理政策是最重要的。在非金本位下，如果一种货币要成为区域货币，就要看货币的质量，其最终要比的是信用。其实，各国货币之间也像其他产品一样是一种竞争关系。显然，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人民币的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对立的声音是经济过热，因此要求调控宏观经济。对此，英俊洒脱的迈克尔·伍德福德教授说：“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政策和方法。”他在谈到中央银行在保持宏观稳定上可以发挥的作用时指出，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要多和大众沟通，不仅告诉大众制定的决策，还要告诉他们未来的政策方向。宏观调控的现代思路，就是要引导人们的期望值，使这些期望值向决策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使它有助于实现经济上的目标。

　　中国股市的发展时间还不长，但意外事件对股市造成的重大后果，许多人可能会感同身受。罗伯特·巴洛教授认为，“任何时候总是有一种爆发灾难的可能性，它们总是对资产的定向有很大的影响，包括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等。”“有些事件的概率可能很低，比如每年1%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发生，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由于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要对标准的模型做出一些修订。”

　　“如果商品不跨越国境，士兵们就会跨越国境”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今年78岁，仍不改他一贯的爵士气质，金色的长发梳成马尾披在脑后，俨然老牌的甲壳虫摇滚歌手。在弗农·史密斯眼中，全球化是一个描述人类通过交换、通过资源的全球化分工来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词语，它是一个和平的字眼。事实上，“通过外包给国外的市场，本国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有高度的互补性，因此我们应该继续鼓励中美进行经贸的交流。”

　　对正在发生的中美和中欧纺织品摩擦，当今政治经济学的领军人物艾尔波托·艾莱斯那的理论也许能有所启示。这位热情洋溢的意大利人，现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他在论证贸易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时表示，在国内之间进行交易，成本比较低；贸易是跨越国界的，成本就开始升高，存在着贸易壁垒或者非政策成本的制约。他说：“国家越开放，人均稳定国家产出的水平越高，而国家大小的影响在这方面越来越小，随着国家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即使一个小的国家也能够繁荣，也能够从贸易中受益。”这一理论正好给今天全球化的贸易带来了理论支持：任何国家都有繁荣的机会。

　　对于是不是所有的小国家都能富裕，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完美无缺，只是说我们世界的状况在不断改善，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赶上经济发展的快车。”夏威尔·萨拉-伊-马丁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作为本次诺奖论坛最年轻的讲演者，他带着西班牙式的热情和奔放，在举出大量理性的近30年世界贫困率变化的图表数据后，发现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经济增长大多国家富起来。但在1978年有一个奇迹发生，13亿人口的中国、10亿人口的印度和3亿人口的印尼，贫困率都达一半以上，却慢慢地攀登财富的顶端。这25-30亿的人不断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的增长。但同时生活在非洲的全世界70%的贫困人口，还在日生活费1美元以下挣扎，即使这个最低贫困标准还有争议性。　21世纪遐想 眼前的中国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很快将会出现，工作人的数目越来越少。”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教授说。他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目前正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这样有分量的科学家说出来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西欧和日本出现，这一制度已经不能维持下去。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实行强制的储蓄。而且用经济学论证了如果进行个人的强制储蓄，会节约很多税收方面的成本，政府的债务也会很少，甚至提高财政的产出率。最后他提出对中国人的建议，“一个好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有先进性的思考，而这种个人储蓄账户将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爵士，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的论题对中国颇具借鉴意义。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家庭征税的困难，引入购买税、出口税是较佳的选择，因为监管的遗漏，也会存在偷税和腐败的现象。其次可以累进税收，提高税率。同时，要解决腐败和偷税现象，应建立起完整的审计体系。　

　　我们即将迎来2008年的奥运会。对此，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的克莱夫·格兰杰教授做了他的预测，“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人数将达到11468人，这个数字将会在10500到12500之间的区域波动。”他觉得门票的设计方式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门票销售情况，而中国的签证方式不改变将会大大影响游客的数目。做出如此细致的建议，符合他计量经济学家的秉性。

　　像回归到原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落脚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他认为：“经济中的问题不断涌现，参与解决问题的人越来越多，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一般来说，经济机制应该不断地为经济注入活力，而中国经济体制一直在促进经济的发展。”菲尔普斯在模型中，假定中国经济由各种变量构成，这些变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在微观层面上的偏好，同时某些变量在某种程度上又由国家控制，整个中国经济是市场的，又是非市场的。它的投资中既包括了如何学习使用新的知识，也包括国家或者国有企业从国外购买技术。最后，他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