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决策"智库"的经济学家们讲了哪些“大实话”

　　来源：吴晓波频道  整理/巴九灵

　　“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过高。”

　　“过去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要让市场起作用。”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怎么样，以上的观点是不是够劲暴够犀利？

　　它们来自于一个颇有来头的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聚集的是一群被称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成立20年来，多名论坛成员成为高官，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财政部长楼继伟、央行行长周小川等。

　　50人论坛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搞官场程序，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集聚一堂，畅所欲言。

　　拿到本次论坛的演讲稿后，小巴第一时间整理了这些“大实话”，奉送给大家。

　　吴敬琏

　　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想讲几点意见：

　　① 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今后的行动，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

　　② 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

　　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好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改革进行不顺甚至出现了曲折时，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倒退。

　　③ 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下曲折前进，40年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

　　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

　　④ 因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跷跷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主要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它的关键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我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理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①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

　　②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有效？

　　③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在普惠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时，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我们把它叫作“特惠模式”。

　　这种特惠模式是否可持续？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我讲三点意见。

　　①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过程中要克服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②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经济学家要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提出新的理论。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③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

　　杨伟民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有几点个人看法：

　　①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②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要通过改革，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③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

　　④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⑤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

　　⑥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创新发展的今天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⑦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

　　⑧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南方在崛起是非常大的一个趋势。进入本世纪以后，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55%。从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趋异的时代，现在进入南北大趋同的时代。

　　中国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促进南北方差距的缩小，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中国确实是在本世纪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

　　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要为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崛起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基本上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行零关税，能不能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在非洲的技术转移等。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大致四个原因：

　　①整个形势今年稳中有变，这个变还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

　　②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供不应求，国企在上游赚得不得了，但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③民企靠影子银行来融资，但资管新规的推出，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

　　④事实上对民企依然是有歧视的。

　　这一轮我觉得民企需要寻找国企做庇护伞。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要认真考虑，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盛洪

　　经济学家

　　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

　　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财富的涌流。

　　②在市场化的初期，政府面对显著转变，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比例比较低。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从2010年到现在，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土地财政和劳保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宏观税负。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降低，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国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体制外力量，再倒逼国企改革；

　　这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互制衡，存在政府对资源的配置过度干预的问题；其次，深化市场化的改革要求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让渡权力，往往会遇到阻力；最后，渐进式改革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所以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下决心向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明确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但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改革实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许善达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国家的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科技应该有这么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我们明确：

　　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造财富是非常重要的。

　　②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③真正的军事实力里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④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

　　我想今后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如何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来研究一下。

　　刘晓艳

　　易方达总裁

　　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比以往更强烈，一方面我们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应用，另外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有四个方面值得考虑：

　　①改革规范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

　　②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都应该更加统筹一些。

　　③整个过程当中要对历史性的问题有一些尊重。

　　④法治没有问题，科学立法，非常欢迎用法治。为什么有些政策一出现会觉得哗然，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法治化的前提。

　　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进步，但离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

　　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40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

　　就此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当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当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为此需要对内外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

　　管涛

　　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

　　CF40高级研究员

　　我的发言主题是“改革开放的艺术”，讲四点意见：

　　①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

　　②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

　　③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

　　③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实际上大家争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条件论和次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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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剑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