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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村的突围之困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27日 16:26 民主与法制时报

  这是一个乡村超前发展的样板,原先的乡村结构已经解体,代之以现代工商业与村庄城镇化,这种转身的背后意味着旧秩序的裂变和新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农民“造城”的渴望与困境。“新农村”还是“新城镇”,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路径选择差异背后凸显制度难题

  □本报记者 张华勇 实习生 胡晴俐 发自浙江绍兴

  一件蓑衣,一面国旗,同挂在一幢“村民别墅”的外墙上。

  在绍兴县展望村,如此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更多意味着一种现实:一座乡村小城的破壳。

  这个位于绍兴县西北部“边陲”的村庄,十多年前尚是个贫困村,2005年全村的工业总产值达到24.8亿元, 村民人均收入两万多元。工业化最直观的后果是带来了村庄的城镇化,进而带来了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与裂变。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农民“造城”运动,改变了东南沿海许多村庄的命运,展望村即成功者之一。然而,与所属杨汛桥镇“建城区”相距500米的这座工业化村庄,却被排在城镇建设范围之外,行政建制上仍是一座村庄。

  村支书“进城”

  唐利民被视为展望村的英雄和传奇人物,他曾经被作为农民企业家宣传。

  时光退回去二十几年,他作为当代“闰土”出现:农民,外出打工,一个背着几十双袜子满中国跑的打工仔。

  在经历了啃馒头、喝自来水、住火车站等打拼后,他盘活了一个集团,盘活了一个贫困村。

  如今他是展望集团董事长,也是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个人拥有亿万身家。

  作为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唐利民并不住在展望村,他的常住地在杭州,他因而也被视为进城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有一种说法是他的户口已迁往杭州,但他本人否认了。

  “我有几个亿的资产要经营,在杭州可以更方便一点。”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把户口转到杭州时,唐利民反问:“你认为有区别吗?”

  40多岁的唐利民,跟记者感叹着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次,他把母亲接到他在杭州西湖边买的一幢1000多万元的别墅居住,“住了两天,我母亲就逃回村了”。

  唐利民对记者说,他何尝不想在展望村过宁静的生活,“这里环境好,城市该有的,我们都有”。

  唐利民一方面作为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一方面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种双重身份,有如蓑衣与国旗的结合。

  他的公司主要资产属于他个人,他的村民一方面是他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很多也是他公司的员工。这种产权关系和新型的人事关系,在2002年之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创立过程中,已经明确。

  农民的“帽子”

  1994年唐利民成功组建了展望集团,地点设在绍兴展望村。如今展望集团已拥有了9家全资公司和1家参股公司,总资产21.5亿元,可容纳员工上千人。

  除此之外,村里还有多家股份制企业、小企业、私人小作坊。展望村3122人,基本都在企业上班,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

  60多岁的唐杨糯就是其中一位。

  一条宽敞的马路通到家门口,两旁绿树掩映。这是一栋独立庭院的三层楼乡村别墅。时值下午4点,唐杨糯刚从村苗木基地下班回来。他谈起自己小孙女的学习,让我们看满墙的奖状。

  他告诉记者:“20年前我们的房子不足30平方米,现在住上宽敞的大房子了!”

  唐杨糯是展望村村委聘用的园林“CEO”,管理着村里5亩园林苗木,每年可以领到两万多元的工资。这些园林苗木,仅供展望村绿化所需,不带经营性质。

  早在1996年,展望村就全面推广农业机械化,村里的土地通过“反租倒包”,全部由村委会聘请农业“CEO”,统一经营和管理,村民口粮由村委会统一发放。

  “农民”的称号在展望村,仅仅是一顶“帽子”。这个村已没有传统意义上务农的农民。 “由于上班收入稳定,加上很多人自己开公司,或外出经商,天时地利,村民已经很富有了。”村民戴荣兴说。

  展望村党支部张副书记说,农业在展望村已不重要,他承认即使对全村剩余的820亩农业用地进行农庄化管理和机械化耕种,农业仍然亏本,每年发放口粮时村里还要贴钱。意义只在于保证粮食生产和农业用地耕种,以及强化农田保护和土地管理,为子孙后代发展预留空间。

  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说,村民已经被高墙和栅栏隔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空间,传统的乡村社会已经断裂。在这个村庄,传统的农户关系已经不存在,原有的集体所有制关系也主要被股权关系所取代,加上比原住民还多的外来人口进村的冲击,这个村庄原有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半熟人社会所取代。

  乡下“城里生活”

  展望村的三代别墅区,共有别墅160多幢,实现了道路卫生、绿化全局配套。这里公益事业建设日渐完善,花120万元建造了全市一流的村办幼儿园。花70多万元建设了活动中心,丰富了村民的娱乐文化生活。对老年人实行养老金制度,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实行奖励制度。2001年1月成立的“展望村扶贫基金会”,完善了全村的社会福利及保障。

  据展望村村委会提供的数据,现在全村自来水、有线电视普及率达100%,电话普及率达95%,农村大病医疗投保率达100%。

  “我们要做的就是农民想做但做不了的事。”唐利民对记者说。他说的农民办不到的事是指“社会保障、村民素质教育、青少年娱乐活动”等。

  “城市的孩子跟农村的孩子最大的不同,就是课外生活的区别。”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说,双休日里有学绘画、电脑、舞蹈等课外知识的培训班,这是城市学生特有的。然而在展望村,走进“展望村青少年活动中心”,孩子们正坐在电脑前学习。在附近上初中的展望村学生洪益炯告诉记者,他前两天刚刚参加完中心举办的电脑培训班。

  村民戴荣兴告诉记者:“过去孩子双休日回家,就没有别的事,整天就知道打打闹闹,看电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的课余生活丰富了,我们做家长的也放心了。”

  然而,这些努力目前还没有改变村庄文化生态基本面貌。就在记者采访的3月17日,一场隆重的“道场”,正在这个村子里“开唱”。

  受限于村级行政建制,尽管这里已聚积了几千人口,相关的文化体育、医院卫生等事业机构并不能建立。一位当地官员说,硬件建设强化了,相关的社会组织并不能相应地跟上,除了经济的聚合效应,文化和社会的聚合效应,势必很难形成。

  公寓楼“难题”

  农民“造城”扮演着我国城市化民间力量的角色,伴随着乡村资源的消耗。除却工商业用地占去农业用地外,民宅建设用地也是集体土地资源消耗的主要原因。

  展望村先后兴建了三代别墅群,这些经过规划而建设的别墅群,成为这个新兴工业化村庄的脸面,显示着财富与自信。这些村民别墅,一般占地都在村民原民宅占地的数倍以上,意味着不是每一户村民都有能力占有和消费这些别墅。

  展望村的别墅,仍然是全村民宅的少数。然而经济的发展,民宅的翻新重建或另建,成为多数人的渴望。“去年64户人家建房,但当时有100多户人家要求建房。”唐利民回忆道。

  “现在农民手上的钱多了,可建房子却成了问题。”村民戴荣兴告诉记者。

  展望村全村共有耕地1508亩,山林1224亩。经济发展使得村里的土地寸土寸金。

  为解决村民住房难的问题,展望村考虑推广现代社区建设,推进以农民住宅公寓化为主体的现代社区建设。这不仅可以节约土地,还可以减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费用。然而,展望村拟建公寓楼,遇上了制度性难题。依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农村集体土地不能批建

商品房,要建必须经过征地手续,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才可能有
房产证
。展望村党支部书记唐利民说,展望村从2001年就提出了要建农民公寓,到现在4幢农民公寓的规划设计也早搞好,但无法动工。

  这个难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展望村不在杨汛桥镇建城区内,在行政建制上和法律上都是一个农村。

  与此同时,2001年开始规划,2005年7月破土动工兴建的第三代别墅群,却顺利开建,规划总户数为64户,今年有望让这64户农民全部住进这“暖心房”。

  “很多东西我们看得到,但我们做不了。”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跟记者提到了政策外的问题。面临政策上的瓶颈,村民公寓以及进入视野的民工公寓建设,都成了展望村越不过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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