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村的突围之困

　　这是一个乡村超前发展的样板，原先的乡村结构已经解体，代之以现代工商业与村庄城镇化，这种转身的背后意味着旧秩序的裂变和新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农民“造城”的渴望与困境。“新农村”还是“新城镇”，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路径选择差异背后凸显制度难题

　　□本报记者 张华勇 实习生 胡晴俐 发自浙江绍兴

　　一件蓑衣，一面国旗，同挂在一幢“村民别墅”的外墙上。

　　在绍兴县展望村，如此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更多意味着一种现实：一座乡村小城的破壳。

　　这个位于绍兴县西北部“边陲”的村庄，十多年前尚是个贫困村，2005年全村的工业总产值达到24.8亿元, 村民人均收入两万多元。工业化最直观的后果是带来了村庄的城镇化，进而带来了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与裂变。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农民“造城”运动，改变了东南沿海许多村庄的命运，展望村即成功者之一。然而，与所属杨汛桥镇“建城区”相距500米的这座工业化村庄，却被排在城镇建设范围之外，行政建制上仍是一座村庄。

　　村支书“进城”

　　唐利民被视为展望村的英雄和传奇人物，他曾经被作为农民企业家宣传。

　　时光退回去二十几年，他作为当代“闰土”出现：农民，外出打工，一个背着几十双袜子满中国跑的打工仔。

　　在经历了啃馒头、喝自来水、住火车站等打拼后，他盘活了一个集团，盘活了一个贫困村。

　　如今他是展望集团董事长，也是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个人拥有亿万身家。

　　作为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唐利民并不住在展望村，他的常住地在杭州，他因而也被视为进城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有一种说法是他的户口已迁往杭州，但他本人否认了。

　　“我有几个亿的资产要经营，在杭州可以更方便一点。”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把户口转到杭州时，唐利民反问：“你认为有区别吗？”

　　40多岁的唐利民，跟记者感叹着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次，他把母亲接到他在杭州西湖边买的一幢1000多万元的别墅居住，“住了两天，我母亲就逃回村了”。

　　唐利民对记者说，他何尝不想在展望村过宁静的生活，“这里环境好，城市该有的，我们都有”。

　　唐利民一方面作为展望村的党支部书记，一方面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种双重身份，有如蓑衣与国旗的结合。

　　他的公司主要资产属于他个人，他的村民一方面是他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很多也是他公司的员工。这种产权关系和新型的人事关系，在2002年之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创立过程中，已经明确。

　　农民的“帽子”

　　1994年唐利民成功组建了展望集团，地点设在绍兴展望村。如今展望集团已拥有了9家全资公司和1家参股公司，总资产21.5亿元，可容纳员工上千人。

　　除此之外，村里还有多家股份制企业、小企业、私人小作坊。展望村3122人，基本都在企业上班，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制，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

　　60多岁的唐杨糯就是其中一位。

　　一条宽敞的马路通到家门口，两旁绿树掩映。这是一栋独立庭院的三层楼乡村别墅。时值下午4点，唐杨糯刚从村苗木基地下班回来。他谈起自己小孙女的学习，让我们看满墙的奖状。

　　他告诉记者：“20年前我们的房子不足30平方米，现在住上宽敞的大房子了！”

　　唐杨糯是展望村村委聘用的园林“CEO”，管理着村里5亩园林苗木，每年可以领到两万多元的工资。这些园林苗木，仅供展望村绿化所需，不带经营性质。

　　早在1996年，展望村就全面推广农业机械化，村里的土地通过“反租倒包”，全部由村委会聘请农业“CEO”，统一经营和管理，村民口粮由村委会统一发放。

　　“农民”的称号在展望村，仅仅是一顶“帽子”。这个村已没有传统意义上务农的农民。 “由于上班收入稳定，加上很多人自己开公司，或外出经商，天时地利，村民已经很富有了。”村民戴荣兴说。

　　展望村党支部张副书记说，农业在展望村已不重要，他承认即使对全村剩余的820亩农业用地进行农庄化管理和机械化耕种，农业仍然亏本，每年发放口粮时村里还要贴钱。意义只在于保证粮食生产和农业用地耕种，以及强化农田保护和土地管理，为子孙后代发展预留空间。

　　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说，村民已经被高墙和栅栏隔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空间，传统的乡村社会已经断裂。在这个村庄，传统的农户关系已经不存在，原有的集体所有制关系也主要被股权关系所取代，加上比原住民还多的外来人口进村的冲击，这个村庄原有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半熟人社会所取代。

　　乡下“城里生活”

　　展望村的三代别墅区，共有别墅160多幢，实现了道路卫生、绿化全局配套。这里公益事业建设日渐完善，花120万元建造了全市一流的村办幼儿园。花70多万元建设了活动中心，丰富了村民的娱乐文化生活。对老年人实行养老金制度，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实行奖励制度。2001年1月成立的“展望村扶贫基金会”，完善了全村的社会福利及保障。

　　据展望村村委会提供的数据，现在全村自来水、有线电视普及率达100%，电话普及率达95%，农村大病医疗投保率达100%。

　　“我们要做的就是农民想做但做不了的事。”唐利民对记者说。他说的农民办不到的事是指“社会保障、村民素质教育、青少年娱乐活动”等。

　　“城市的孩子跟农村的孩子最大的不同，就是课外生活的区别。”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说，双休日里有学绘画、电脑、舞蹈等课外知识的培训班，这是城市学生特有的。然而在展望村，走进“展望村青少年活动中心”，孩子们正坐在电脑前学习。在附近上初中的展望村学生洪益炯告诉记者，他前两天刚刚参加完中心举办的电脑培训班。

　　村民戴荣兴告诉记者：“过去孩子双休日回家，就没有别的事，整天就知道打打闹闹，看电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的课余生活丰富了，我们做家长的也放心了。”

　　然而，这些努力目前还没有改变村庄文化生态基本面貌。就在记者采访的3月17日，一场隆重的“道场”，正在这个村子里“开唱”。

　　受限于村级行政建制，尽管这里已聚积了几千人口，相关的文化体育、医院卫生等事业机构并不能建立。一位当地官员说，硬件建设强化了，相关的社会组织并不能相应地跟上，除了经济的聚合效应，文化和社会的聚合效应，势必很难形成。

　　公寓楼“难题”

　　农民“造城”扮演着我国城市化民间力量的角色，伴随着乡村资源的消耗。除却工商业用地占去农业用地外，民宅建设用地也是集体土地资源消耗的主要原因。

　　展望村先后兴建了三代别墅群，这些经过规划而建设的别墅群，成为这个新兴工业化村庄的脸面，显示着财富与自信。这些村民别墅，一般占地都在村民原民宅占地的数倍以上，意味着不是每一户村民都有能力占有和消费这些别墅。

　　展望村的别墅，仍然是全村民宅的少数。然而经济的发展，民宅的翻新重建或另建，成为多数人的渴望。“去年64户人家建房，但当时有100多户人家要求建房。”唐利民回忆道。

　　“现在农民手上的钱多了，可建房子却成了问题。”村民戴荣兴告诉记者。

　　展望村全村共有耕地1508亩，山林1224亩。经济发展使得村里的土地寸土寸金。

　　为解决村民住房难的问题，展望村考虑推广现代社区建设，推进以农民住宅公寓化为主体的现代社区建设。这不仅可以节约土地，还可以减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费用。然而，展望村拟建公寓楼，遇上了制度性难题。依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农村集体土地不能批建

　　这个难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展望村不在杨汛桥镇建城区内，在行政建制上和法律上都是一个农村。

　　与此同时，2001年开始规划，2005年7月破土动工兴建的第三代别墅群，却顺利开建，规划总户数为64户，今年有望让这64户农民全部住进这“暖心房”。

　　“很多东西我们看得到，但我们做不了。”杨汛桥镇党委书记赵建国跟记者提到了政策外的问题。面临政策上的瓶颈，村民公寓以及进入视野的民工公寓建设，都成了展望村越不过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