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企业演绎的兴衰史
一出在疯狂中谢幕的悲剧
一面令人正襟危坐的镜子
1996年:“没有上市,便没有ST郑百文”,但上市却让它日后捅出个天大的窟窿。
应该说,ST郑百文在上市之初并不显山露水。
这家前身是郑州市百货文化用品公司经1988年改制而来的企业,虽然头顶着十年时间销售收入增长45倍、利润增长36倍的光环,在1996年4月18日进入股市交易时,当日仅录得7.48元收盘的中等股价水平;公司在上市公告书中提出的“大市场、大商业、大流通”商品批发战略口号,当时也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即使有关“亚细亚”的炒作进入高潮,也未对ST郑百文的股价走势构成任何助动作用。
只是到了1996年5月,有关公司的消息才多了起来,起因是5月9日下午,公司接到了上交所通知称:北京金昌投资咨询服务公司收购ST郑百文上市流通股7124797股,占总股本6.88%;此外,个人投资者袁某持公司股票7685445股,占总股本的7.43%。北京金昌公司是何方神圣,如何在短短时间里就通过二级市场搜罗到ST郑百文如此多的筹码?袁某又是何许人也,凭何斗胆个人超比例持股?引起市场多方猜测,ST郑百文遂进入人们的视野。不知是否在有意“做秀”,ST郑百文在这一事件的通报中,反复强调其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500家最大服务企业之一,在全国300家最大股份制企业评选中,公司荣获批发零售贸易企业第23位的背景。
虽然上述事件很快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理,ST郑百文却因此浮出水面。伴随股价的步步走高,ST郑百文96年度中期每股收益0.11元(依送股前股本计为0.143元);全年每股收益0.37元,比上年增幅达42.31%,销售收入更增长150.79%,其中下属家电分公司增幅就达245%,这就是说,ST郑百文96年度业绩增长多半是赖于家电批发业务迅猛增长。与此同时,公司“大批发、大商业”的口号也日渐响亮。
与此相较,甚少有人注意到ST郑百文属“历史遗留问题”,上市没有募得资金,92年通过增资扩股募集的资金,有680万元参股组建的郑州中意百文鞋业公司始终未能进入正常生产状态,到1997年已处于停产状态,公司决策的随意性已见端倪;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已高达68.9%,在利润高速增长的同时,股东权益却逐年“缩水”。虽然公司董事长对ST郑百文高负债率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负债经营对公司有利”,但正是这个高负债率日后几乎要了ST郑百文的命。
笔者日前接触到的几位ST郑百文的员工均将公司沦落到今日穷途末路境地的原因,归咎到它的上市。但河南省政府一位官员则针锋相对:没有改制和上市,ST郑百文根本不可能生存到今天,自己念歪了经,却责难于改革,可见公司管理层至今也没有认识到公司没落的原因所在。
可问题是,没有ST郑百文弄虚作假蒙混上市,又何来日后捅下这么大的窟窿呢?
1997年:“我们上上下下都昏了头,从疯狂地批发商品到疯狂地批发理论”。
进入1997年,ST郑百文迎来了最后的疯狂。在这一年,公司营建的营销网络已延伸到除西藏、青海、新疆、台湾以外的省份,下设20个专业分公司,120个商品经营部,经营商品31000种,一跃成为河南省最大的家电、日用百货批发商。与此同时,ST郑百文媒体上大肆“批发”自己的经营理念:信用销售,具体而言就是由银行出面承兑,向四川长虹[微博]出具银行承兑票据,ST郑百文买断长虹的产品,并以赊销方式向下游零售商或批发商供应。这样公司就存在巨大的现金流,虽最终流向厂家,但由于承兑期有六个月,对于这部分资金,公司就完全可以加以利用。ST郑百文从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曾三次与当时君安证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1997年公司投资收益就有4100万元,而同年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也仅有4900万元。公司董事长李福乾放言:商业银行、生产商和销售商三者的信誉加在一起,就指明了中国市场经济未来走向。他打个比方:ST郑百文就象一个转动的盘子,两头牵着银行和生产商,资金供应的多寡和商品脱手的快慢,决定ST郑百文这个盘子转动的速度。李董事长旁白:公司1996年贷款也就是1个亿,却做了40个亿的贸易,也就是就一年当中资金周转了40个圈,算下来也就是七八天一圈。
正是这种“转盘”理论的指导下,ST郑百文的盘子越转越快:1997年1-6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9034.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4.18%,每股收益达0.39元;下半年虽略有下降,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仍是1996年1倍,每股收益(摊簿)0.448元。是年7月,郑州市委和市政府发出向ST郑百文学习的号召,公司一举成为该市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而公司内部也积极宣传为公司利润做出最大贡献的家电公司经验。ST郑百文股价早已升天,在商业类股中大有唯我独尊的气派。ST郑百文和它的当家人名声大噪。在这种近乎狂热的背景下,ST郑百文通过了实施配股方案,募集资金拟用于组建异地商品配售中心、收购郑州市化工公司等项目。
狂热掩饰了一切。ST郑百文信用销售模样和“转盘”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抗风险能力差。由于公司是以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厂家买断商品,厂商即将产品的销售风险全部转嫁给公司,一旦公司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产品销售出去或资金回笼上了现问题,公司与银行的信用关系就受到了危胁,若公司的负债率超过银行所能承受的极限,信用关系也就嘎然而止。郑百文1997年度销售利润率仅有0.69%,远低于其时商业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除去亏损上市公司外,在商业类上市公司销售率排名中列居倒数第二名。如此低的利润率,如何能弥补基87.97%高负债所带来的企业潜在的风险?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亚洲金融危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内商业银行已普遍出现收紧银根的迹象,失去银行庇护的ST郑百文,靠资金利差堆出的业绩又能维持多久?而当年底,家电行业价格战已是弓在弦上,行业巨头开始马不停蹄营建自己的销售网络以代替ST郑百文以往所扮演的大批发商角色;同时,ST郑百文靠信用关系维系的厂商联盟也开始出现松动,他们对公司一味依赖压价销售方式颇有微词。如果银行与厂商脱离原先转动的轨道,ST郑百文这个盘子又能转动多久?然而,这一切关乎公司未来生死的大问题,却没有一个人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
据ST郑百文的员工回忆,当时公司高管人员天天飞来飞去,忙着营建各地的销售网络,陶醉在自己设想的所谓辉煌中。是的,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监事会和大股东当时哪怕是片言只语的异议。用员工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时我们上上下下都昏了头。
难道这正应验了《圣经》中那句箴言: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1998年:“在银行和厂商的双重挤压下,公司掉进了亏损的深渊,而混乱的管理,注定公司玩完也是迟早的事。”
1998年,ST郑百文盛极而衰。
春节刚过,危机就已显现。银行开始发现发给ST郑百文的承兑票据出现回收难,此后半年间累计垫款486笔,垫款金额17.24亿元。而此时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银行从谨慎贷款到了终止贷款。事实上,从ST郑百文98年度中报就不难看出公司已处于资金短缺的因境:为支付到期应付票据,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了62.59%,而预付厂商订金致预付帐款较期初却猛增至1481.74%。虽然依靠着惯性,ST郑百文这个转动的盘子勉强在98年中期保持盈利,但随着彩电行业价格战的升级,多米诺骨牌终于倒了。
首先是信用销售体系的瓦解。由于ST郑百文买断的产品未能顺利销售,而此期间厂商却已大幅降价,郑百文只能做赔本买卖了。公司1998年主营收入33.6亿元,而主营业务成本却是36亿元,换句话说,公司的进货成本要高于其销售额。而公司下辖各营销点此时不仅没有起到支撑危局的作用,反而为完成公司下达的指标任务,为做大销售额不断地高进低出,致公司主营业务亏蚀程度加深,截止1998年底,公司赖于生存的家电公司销售收入骤降59.26%,百货文化各公司下降19.54%。另一方面,看到ST郑百文回款出现问题,银行从先初的审慎贷款到最后终止贷款,更使ST郑百文无力回天。失去银行信贷的支持,厂商越发减少供货量,截止1998年底四川长虹应收票据余额61亿元中,ST郑百文出具的票据额仅是1亿元,而1997年却是17亿元。从17亿元到1亿元,ST郑百文与厂商关系已今非夕比,在银行与厂商双重挤压之下,ST郑百文终于掉进了亏损的深渊:是年每股收益为-2.548元。
其次是公司财务状况恶化。1998年ST郑百文负债率继续上升到97.85%,而公司和集团的流动比率却较上年分别下降了23.74%和22.76%。在公司资产中,流动资产的比重最大,占91.66%,而在流动资产中,则又是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的比重最高;而在三年帐龄的应收款项中,一年以上应收款竟占到了23.27%。与此同时,公司又背负着沉重的银行罚息负担,公司1998年财务费用高达1.3亿元,同比增长1434.27%。据公司财务人员私下讲,看一看当时的财务状况就知道,公司已徘徊在破产的边缘了。
第三是公司耗费巨资营建的销售网点陷入瘫痪。公司为网点的建设的支出在1998年就达到2.7亿元,但在如此巨大的投入之后,公司的销售不仅没有提高,反倒下降了43亿元。按公司员工的说法,虽然公司在1999年上半年才开始着手清理整顿网点,但实际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厂商减少供应量,各销售网点,也相应地从压价倾销积压走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公司为掩饰内情,没有及早清理这些已陷入瘫痪的网点,结果包袱越背越大。ST郑百文在1998年这一年开始品尝到几年盲目扩张所带来的恶果。
第四是管理失控。ST郑百文改制十年来,公司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正如公司员工所讲,公司高管人员天天飞来飞去,忙着建造自己的“独立王国”,公司重大决策全凭几个人说了算,100多个银行帐户中巨额资金流向不明;公司只懂得为各网点制订指标,却从不严加管束,各网点通过低价倾销来做大销售额向公司伸手要钱,却不懂得为公司分忧,这样的公司不衰败才不正常。据一位已离职的原公司管理人员说:公司决策人在1998年上半年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管理上的失控,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私情,始终拿不出“壮士断腕”的勇气,结果一错再错,最后覆水难收。
事实上,ST郑百文与换回败局的时机失之交臂又何止一次。1998年6月下旬公司取得配股资金1.47亿元,如果公司当时能正视其经营情况,将这笔宝贵资金用以偿还负债或补充自身的流动资金,公司还不至于一败涂地。遗憾的是,公司反而在配股资金到位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在全国九个城市和地区建立了12家配售中心,使公司98年这一项支出就达到2.7亿元,直接导致99年中期134 .18%的负债。不仅如此,令人惊异的是公司又以配股资金中的600万元兼并了与自己主营业务毫无关联的郑州化工原料公司。在主营业务大幅滑坡的情形下,任何一个明智的企业都应将重心放在如何成功地经营主营业务上,而远非不能及时变现的“土地资源利润增长点”上。公司董事长曾进一步解释兼并的目的,是为了将公司转盘的轴子做大,但“皮之不存,毛将焉负”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不仅董事会不知,就连监事会和大股东也避口不言。正是这些都“昏了头”的“公司上上下下”,成了ST郑百文的掘墓人。
值得注意的是,ST郑百文第一大股东郑州市国资局将其持有的国有股股权在这一年底划归与上市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的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1999年:在ST郑百文演绎的兴衰史中,我们听不到股东和监事会的声音。
1999年,ST郑百文单凭自身力量已无力回天。
这一年,公司中期每股收益-2.702元,年度每股收益(摊薄)-4.8435元,创出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之最。
这一年,公司的北京分公司、辽宁分公司等12家公司已处于停业清理状态。公司除了清理营业机构和请求与债权人和解之外,已是一筹莫展。公司董事长曾描述当时的感觉:恐怕用在火上烤来形容还轻了点。
这一年,会计师事务所继98年后再度拒绝为公司年报出具审计意见。
这一年,公司股票被特别处理。
这一年,公司所负21亿元债务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12月,ST郑百文资产重组委员会成立。
这一年,公司应诉或起诉官司接踵而来。
这一年,公司股价创出了3.95元的历史新低。
也在这一年,当投资者还未从ST郑百文“跳水”的惊谔中惊醒过来的时候,有关媒体对公司败落进行反思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从行业角度入手,认为公司1995年至1997年粗放式扩张迎合了国内家电行初期发展需要,但也为日后在内控建设方面的失败埋下隐患,虽然公司在1998年上半年也曾提出走集约化的道路,但已积重难返;有观点又认为,行业无序竞争的日趋激烈,使批发商受到来自厂商和零售商的双重挤压,迫使批发商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走批零结合的道路。尽管公司在1998年也曾提出类似批零结合的口号,但“船大掉头难”,尤其是公司1998年背潮流继续构建配售中心,是公司败落的触发点。有的则着眼公司经营理念,认为信用销售天生脆弱,一旦银行紧缩和厂商减少供货,销售体系便土崩瓦解。
但不容忽视的是,ST郑百文败落的最大原因是管理上的失控。表面上看,ST郑百文完全符合时下公司治理观念上的要求,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14.64%,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也仅占到总股本的26%;相比之下,流通股高达54%;不仅如此,第一大股东所持国有股股权甚至交给与ST郑百文同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经营管理,外部力量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干预能力已降到极至。在ST郑百文所演绎的兴衰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主宰公司生存的不是股东,也不是监事会而是极少数决策人,在公司决策过程中,也根本听不到来自股东和监事会任何反对的声音。“一言兴邦,一言废邦”,在ST郑百文身上得到了绝好的体现。两年前,公司董事长曾对媒体畅谈他的“信用销售”经营理念。从理论上讲,生产商与销售商角色分离是没有错的。但再好的理念,没有高素质的人执行和健全的制度保障,永远都是空中楼阁。如ST郑百文的营销网点,员工就认为它们只能是“网点”而不是“网络”,因为它们没有联通的支脉,“仅凭公司几个人走马观花,四处看看,这种监管等于没有。”
从公司法理上讲,公司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并对公司负责的组织体系;而经理是由董事委任产生的受托人,对董事会负责;监事会独于股东和董事会之外。但在现实中,董事会不过是大股东的代言人,董事、监事和经理在职能上往往发生重合,这就为内部人掌控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最大化的空间,公司兴衰取决于个人的沉浮成为必然。如此,仅凭减持国有股和实现股权多元化,根本就达不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ST郑百文就是前车之鉴。
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郑重地告诫他的后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其衰亡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力量不过是其衰亡前的最后一击。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2000年:是生存还死亡,公司和股东已没有了发言权。
2000年中期,ST郑百文继续亏损,每股收益-0.3071元,每股净资产值-6.8856元,资产负债率216.9478%。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不过是在亏损基础上数字上的增增减减。
2000年3月,债权人中国信达公司向法院申请ST郑百文破产还债。这也不重要,因为按照公司员工的说法,公司早在一年前就资不抵债,现在不过是谁来申请它破产了。
“是生存还是死亡”,大概是ST郑百文现在唯一的独白,只是对于生或死,公司和它的股东已没有了发言权。(记者艾钧李映宏[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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