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播发的“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一篇文章，在市场内外引起强烈震动。投资者对因重组事宜暂停交易逾70多天的郑百文是生是死极为关注，但记者却对以文章风格短小而享誉媒介的新华社竟以3000多字的篇幅给上市公司“揭短”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更感兴趣。

　　有报道，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近日，由国家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陆续抵达郑州。调查组将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在河南省、郑州市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对郑百文巨额亏空问题展开彻底调查。而由此文掀起的一场大讨论，话题之广泛、剖析之深刻，足以让人感觉中国的证券市场离规范化运行不会太远了。此信心并非偶然。

　　关注资本市场的读者一定还记得，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就其从银行手中接管的十几亿元“不良股权”，早已于去年12月份向有关司法部门提出申请，要求破产上市公司河南郑州百文公司，但并没有被当地法院受理。当然，不受理并不意味着有关部门不想解决问题，只是受理一家上市公司的破产案太棘手了：任其破产吧，巨额国有资产将化为泡影，尽管这些资产的主人有十几亿，平摊给全中国人民每人也就两三元钱，但会让与此有关的一些面子挺大的人颜面扫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更不能忽视——没准会有极“个别”的中小投资者想不开而“跳楼”什么的。不许其破产吧，《公司法》出台已有时日，法理上又说不过去。面子要保，“里子”也要顾，司法者勉为其难。

　　其实，以什么方式化结此案，无非是怎么“分配”损失，别引起市场内外太大的震荡而已。这就不能不让人关心郑百文的亏损额。假设一下，要是郑百文的窟窿没有那么大，假如资不抵债只有几十万、几百万，再往大点说一个亿，要是司法机构能够及时将其破产的话，经济损失由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承担一点、地方政府承担一点、股民承担一点，破产还会像现在这样难吗？换句话说，让一家刚刚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与让一家拖来拖去累积资不抵债几十亿的企业破产可能完全是两码事儿。

　　但不管是破产案还是其它的什么案子，没有原告，官司还怎么打？于是祖上老早就传下来了“民不举、官不纠”的说法。当然，官也是举的重要力量，并且是我们过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谁也不能否认，自打证券市场一诞生，官方就一直在强调监管的重要性。为此，还为企业上市设置了一整套“审批制度”，力求把伪装者挡在门外。尽管这么多年下来，漏网之鱼不仅存在一定的数量，也有一定的“质”量。进而有官员就提出，对上市公司要实行动态监管，比如目前被列入监管部门巡检名单的上市公司就有8类。还有人说，如果郑百文能够早点进入巡检范围，也许监管部门能够掌握更多的情况。

　　暂不论监管部门掌握了更多的情况是否意味着郑百文就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终究天网恢恢，总有疏漏之时。就像经济学家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要比其它任何一种方式来得有效，但有时市场也会失灵。于是，有学者表示，媒体要敢于揭上市公司的“短处”，而且还要刨根问底，媒体就应该代表社会对上市公司进行舆论监督，上市公司有关人士对此不必过于敏感。

　　这让笔者想起不久前《财经》杂志由于刊登“基金黑幕”一文而引发的一场争论。该刊主编胡舒立在“严正声明”面前不带任何火药味地解释了在金融市场上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大概的意思是说，不管已揭示的黑慕算不算很黑，为什么媒体就不能有举的权力？更何况是署着真名实姓地举。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何来资本市场最被推崇的公开性呢？反过来想一下，如果郑百文的事儿早被媒体给捅出去了，即使后来的郑百文也不得不破产，那么谁爱跳楼也只好任其跳了，谁让你非往火坑里钻，那么多绩优股你不买呢。

　　这里不由得要推荐《财经时报》新证券主编董少鹏的一篇回顾文章。

　　董曾经于1997年在《上海证券报》发表了关于郑百文的系列文章。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董过去的报道，不能不承认，董少鹏没有将郑百文、四川长虹及建行郑州分行等三家企业作为典型来描述已实属不易——这是我等今天也常犯的毛病。正如董的自述“当时我虽然并没有把郑百文的模式往坏处想——毕竟这个模式刚刚开始，不会立刻就坏掉”，“我在文章中写到：‘在这种信用联合模式下，可以出现不同企业的组合，而为防范风险，发现情况就要作出及时的调整’。遗憾的是，郑百文的风险不是没有被发现，而是被盖住了，更何谈‘及时调整’？回顾当年的报道经历，我更加感到，作为一个记者，责任重大。单凭一两次采访，当然不可能掌握很全面的情况，更要考虑到有些情况是被掩盖住的。但是，冷静可以矫正偏差，尽量使报道回归客观。”某种程度上，董是在做反思。当然，没有人非让他这么做。说真的，媒体真的要想担负起举的责任，还真需要具备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基本的素质。(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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