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宣传党的政策和中央精神的“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在江西却成了必须查封收缴的禁书。昨天，两位当事人江西农民曹政节和原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接受我们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独家专访，第一次在电视媒体上公开披露了“江西非法出版物”事件的内幕。昨天晚上CCTV-2播出了这次专访的上半部分，今天我们继续播出它的下半部分，主持采访的记者是陈大会。

　　陈大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或从哪一年感觉到自己的负担沉重？

　　曹政节：我是从今年开始的。以前你讲有哪些税，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哪些税。

　　陈大会：为什么是从今年开始呢？

　　曹政节：今年我就看到这个书嘛。看到这个书，我心里就有底。看到这个书以后，里面讲得很清楚，中央的文件一行一行很清楚。

　　桂晓琦：原来只是感觉到(负担)重，但是不知道重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重。

　　陈大会：今年感觉到负担重了，以前一直不知道？

　　曹政节：以前不知道我们应该交多少钱。

　　陈大会：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是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举一个例子。

　　曹政节：比如这个屠宰税，养了一头就十二元钱，养两头就二十四元钱。过年吃的，过节吃的，收一半的税。像我们那里，一个人就是一头猪。不管你养了几头，有多少个人就是几头猪。

　　陈大会：你们家要是没养猪呢？

　　曹政节：没养猪也一样。

　　陈大会：没养猪，这个人就是猪？

　　曹政节：人就是猪，很简单的。不是讲假话的嘛。

　　陈大会：你把你的帐本带来了？

　　曹政节：帐本带来了。

　　陈大会：你跟那些收税的村干部讲啊，你说我们家没有猪啊，你为什么要收我屠宰税呢？

　　曹政节：那没有办法，他这样要求啊。

　　陈大会：税和费，一年当中你们要交几次？

　　曹政节：一年两次。第一季度是在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稻子晒干了，比如今年一样，他就要来收了。他平日里不来的，就是到收割的时候就要来了。

　　陈大会：你们家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曹政节：最多是五千来元钱。

　　陈大会：你们家一年下来呀，收入大概五千多块钱，去掉成本，然后在去掉税和费，你最后能剩多少钱？

　　曹政节：没有了，基本上没有了。

　　陈大会：你还往里贴钱吗？

　　曹政节：我们年年贴钱在这里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陈大会：村里、乡里这些政府，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会在什么情况下跟你们宣讲一些国务院、中央或者省里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呢？

　　曹政节：我从责任制到户，八二年责任制到户，从来就没有听一个人讲过宣传中央政策，或者开过一个会。这个我没有听讲过。

　　陈大会：从来没有？

　　曹政节：从来没有，这个不是我说谎的。我希望你们再下去采访一下。

　　陈大会：从来没有？

　　曹政节：从来没有。

　　陈大会：你们这么多年，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现在，这么糊里糊涂一直交了这么多年钱？

　　曹政节：一向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糊里糊涂交上去的。

　　陈大会：这些钱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曹政节：这些钱去哪里，一般都是交上去，知道都不知道。

　　陈大会：你们家如果没有钱，交不起这个费和税，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曹政节：有什么拿什么。

　　陈大会：有什么拿什么？

　　曹政节：从早几年都是一直这样下来的。

　　陈大会：那现在呢？

　　曹政节：现在，从今年起，今年还拉了牛嘛，早些时候还拉了牛。

　　陈大会：把你们家牛拉走了？

　　曹政节：牛拉走了。我去年从来没有欠过帐，他都把我的猪和牛放出来。我一直没有欠过村里，没有欠过帐。

　　陈大会：是谁干了这样的事儿？

　　曹政节：乡里的干部，村里的干部。所以我感觉太过份了一点。但是……

　　陈大会：他们对所有的农民都这样吗？

　　曹政节：差不多。老实一点的还要厉害一点。所以这个事我都没有办法讲。

　　陈大会：前几天播出的调查节目得到的数据，有的地方农民种一亩地要亏80元钱，这种情况在江西怎么样？

　　桂晓琦：在江西，这两年应该有吧。因为这两年的农产品价格不高，

　　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没有减。价格不高呢，不但他卖不出去，有些地方的负担也没有减。所以这种情况江西今年开始出现了，种田要贴钱。所以在去年出现这个情况以后，今年上半年，相当一部分劳力就抛荒。他把田抛荒，自己出去打工。

　　陈大会：耕地荒了。你们家呢？一亩地要赔多少钱？

　　曹政节：一亩地按那个标准是差不多的。如果真正一下算起来是要这么多的，要赔到这么多的。

　　陈大会：那你还打算种田吗？

　　曹政节：不打算种田也没有办法。我们是这个地方根生土养的啊。不种也要种啊。不种没有的吃，我们种田靠田啊，那有什么办法。

　　陈大会：贴再多的钱也得种？

　　曹政节：那当然要种啊。不种吃到哪里去啊，就没有的吃嘛。

　　陈大会：这本书上讲你们农民手里其实有很多权力，面对不合理的税费的时候，你们可以抵制，可以举报，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上法院去告他，或者是信访，这几种手段，你会选择哪一种？

　　曹政节：那就可以选择了。我本身就有这个信心了。如果是不合理的话，那就要告。所以我就要求，向政府要求。

　　陈大会：就是您还是想选择……

　　曹政节：告状嘛。

　　陈大会：告状、信访。

　　曹政节：就是告状嘛。

　　陈大会：这些手印都是你们村里人按的？

　　曹政节：村里。全乡都有盖了的，一起盖了六百多名，据我了解的。

　　还有好多我都不知道的。

　　陈大会：就是说你要代表大家去上访？告状？你知道这些权力是因为看了那本书，知道了这些中央的红头文件，知道了这些政策，手里才有这些权利的？

　　曹政节：我看到这个文件允许的嘛。允许的，我会犯法吗？我不是控诉什么东西，不正当的收费嘛。上面讲了，从九零年2月3日国务院下来的(文件)，重重叠叠地下来。国家、中央这么好的政策到我们县、乡级，为什么没有用啊？

　　陈大会：我想告诉你个数字，有的地方十个农民就要养一个干部，如果你家里是十口人的话，你们家就要养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供养他，你想对这个干部说点什么呢？

　　曹政节：精简人员，这些干部太多了嘛。他在那里也没什么事。

　　陈大会：你想跟他说让他主动下岗？

　　曹政节：没有什么用的，我认为他是没什么用的。

　　陈大会：十个农民养一个干部，很大的一个负担，我们的干部在农村不能少一点吗？

　　桂晓琦：完全可以少一点。

　　陈大会：为什么不能少呢？

　　桂晓琦：为什么不能少，我觉得这还是历史问题。

　　陈大会：今天的原因是什么？

　　桂晓琦：今天的原因就是，应该说现在人还没有少下去的原因就是机构改革。还没改到县和乡这一级，但是各级都在做这个准备。

　　陈大会：这种负担结构，农民负担特别像杂技团的搭人梯：市里解决不了的压给县里，县里解决不了压给乡镇，乡镇压给村，村最后给每家每户每个农民。那我想总有一天，它会撑不住，到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桂晓琦：如果到了那个时候，这块土地上有十亿农民，而且这块土地留不住农民的时候，那么相当一部分农民，可能是10%，也可能是30%大量就会涌入城市。那个时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或者是社会治安，可能会带来一种很大的波动。

　　陈大会：老曹你会有这么一天吗？

　　曹政节：我？我就是希望这个政策下去。如果这个政策不改革的话，我估计……

　　陈大会：减轻农民负担它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实现。那么在彻底减轻之前，你最需要什么？

　　曹政节：如果有这个，我就可以了。有这个中央宣传的。

　　陈大会：如果这个书没有被收缴上去，你会拿着它干什么？

　　曹政节：如果没有拿下去，我认为乡政府要好一点，也不会抓我。

　　陈大会：您策划的这套书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桂晓琦：应该还有办法，那就是希望各种媒体继续不断地宣传党的农村政策。报纸、电视、电台广播，其实都在做。但是这种办法，我觉得更直接一些。让农民拿到一本比较全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曹政节：所以重新发下来，那真正是中央政策。我认为干部也不会这样来逼我，把我抓起来什么的。

　　陈大会：如果再有这样的书出来，你还敢买吗？

　　曹政节：把我抓起来什么的，我当然敢买啊。总之来讲，我认为党中央这个政策重新发下去，它是坚持党中央的政策。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因为乡镇下级基层，它是认识上错了。

　　曹正节是四千多万江西农民的一个缩影，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缩影。在繁重的负担下，这样的农民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相信政府，相信组织，只希望能多挣点该挣的钱，少交点不该交的税，多听听政策的精神，少受些委屈和伤害。曹正节是第一次来北京，他告诉我们，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天安门前留个影。现在他的这个心愿实现了。老曹说，在天安门前，他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央的政策这么好，为什么他们却无法知道，无法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