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半小时》：中央政策汇编为何成了禁书
就在两三天前，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李勇强采访到这样一件奇事。
今年8月的一个深夜，江西省上饶县农民甘让春的家突然遭到派出所的搜查。派出所凌晨两点在甘让春家展开的行动，是为了搜查什么呢？原来，甘让春向附近的村民卖了64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当地的乡村干部要他将卖出的书全部收回上缴。
与此同时，甘让春在上饶县某机关当干部的姐姐也被莫名其妙地停了职。甘的姐姐与这本书毫无关系，至今甚至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甘让春愤愤不平地说：即使是我的错，也不能株连到我姐姐的头上啊！
除了姐姐停职，甘让春还受到更为严厉的威胁：如果不把卖出的书收回，甘让春所有在上饶县有正式工作的亲人，将会全部丢掉铁饭碗，两个年年是三好学生的女儿，将来的前途也将受到牵连。直到甘让春把所有的书收回，停职了一个星期的姐姐才恢复工作。结果甘让春七八十岁的老父母至今还提心吊胆。
离甘让春家三百公里之外的高安市农民梁建平，和甘让春卖的是同样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书。不过，相比起来，梁建平的运气似乎要好得多。梁建平卖了140本书，其中的100本竟然是当地的镇政府买下的，不过，镇政府买书是为了让农民买不到书。镇政府不但买了书，还许诺给梁建平好果子吃：只要梁建平不向村民卖书，只要他不宣传中央的政策，可以让他当一个养路队的队长。
不过，梁建平并没有接受镇政府的好意，把剩下的40本书卖给了村里的乡亲。
自然，养路队队长梁建平是当不成了。不过，他并不后悔，虽然他为了交清各种费用，已经欠债5千多元。
梁建平所在的村子叫高安市蓝坊镇东头岗村，自从这个村的村民拥有了《减轻农民负担手册》这本书以后，当地的乡镇干部就不再向他们多收费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他的村子却照收不误。结果周围的村子怨声载道，大呼不公。
江西省上饶县汪村乡农民曹政节也和这本《减轻农民负担手册》有关。他把书买回来后，按照书中刊登的国家政策一算，才知道乡里村里收取的费用有很多不合理。1999年，当地政府向他收取了11项费用，共计998.38元，而他一年的收入才1千多元。特别荒唐的是，他家去年只养了两头猪，可生猪屠宰税是按照7头猪来收取，因为他家有7口人，生猪屠宰税是按照人头来摊派的。一气之下，曹政节不但自己买了书，还向附近的乡亲推销了36本。弄清了国家政策的150位村民开始联名写信，希望能够减掉不合理的负担。结果，出人意料的事情出现了，曹政节竟然被抓到派出所关了15天。
在曹政节的家里，那本惹来麻烦的书被没收了，可这本书的宣传画仍然和财神爷、太上老君的年画挂在一起。当地的农民对这本书有自己独特的叫法，称之为“尚方宝剑”。但是，对这本书的搜查，却在整个江西省范围内全面展开，参与收书行动的有县、乡、村的干部，甚至包括公安人员。
那么，这本被农民称之为“尚方宝剑”的书，它被收回后，究竟藏在何处呢？
记者在江西省档案馆一间铁将军把门的屋子里，透过窗户，看到了这批被强令收回的一万多册书。
原来，这本书是江西省农工委机关杂志《农村发展论丛》的一本增刊，这本定价十元、刊登和解释国家政策的书创下了半个月内售出12000册的记录，也创下了半个月内再收回的记录。桂晓琦是《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常务副社长，不过，他现在已经被免职了。
附录：
曹政节一家1999年上缴费用清单
1、教育附加费147.7元
2、建校费140元
3、乡村统筹113.58元
4、水利费20.25元
5、农技费7.54元
6、生猪屠宰税84元
7、公路费262.5元
8、农电改造费38.5元
9、定产计征收入88.87元
10、附加费4.44元
11、特产税81元
共计：998.38元
面对这样一本“奇”书：一边是无数的农民拼命想买想看，一边是强行收缴不能卖不能看。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们一样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能量，把遍布江西全省的一万多本书十几天就收到一个仓库里封存起来呢？今天晚上这起离奇事件的两个当事人一起来到北京，一个是编这本书的中共江西省农工委《农村发展论丝》杂志社原副社长桂晓琦，一个是买这本书的江西省上饶地区农民曹政节。他们专程接受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陈大会的采访，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电视媒体上公开披露这起离奇事件的内情。
陈大会：首先感谢你们二位对我们栏目的信任，不远千里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宣传党的政策的书被当成禁书，给查封起来，等待销毁。所以我们观众都非常想知道事件的真相，我们非常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个客观真实的回答。在江西是谁、什么部门，通知你把这些书收缴回来。
桂晓琦：我们的主管部门,杂志社的主管部门——中共江西省委农工委。农工委有分管领导张主任，张主任是分管我们的主任。他说下来了通知，我们这本书暂时不要卖。
那几天书正好是卖得比较火的时候，有些农民从四面八方到我们这儿来买书。有的是拿蛇皮袋一次性买几百本。
陈大会：这书出来多长时间了？
桂晓琦：出来了十一二天吧。
陈大会：你们农委的副主任，通知你们把这个书全部都收缴回来？
桂晓琦：他当时是说我们不要卖。
陈大会：你们以前有过出版了杂志，然后马上又勒令给收缴回来的事吗？
桂晓琦：这样的没有。
陈大会：你们的领导说它有什么问题吗？
桂晓琦：没有。当时呢，就是说接到下面基层干部的电话，说我们农委编了一本书，这本书在下面有反应。可能这个农民,就是说会影响到当前农村的稳定。
陈大会：您是这本书的总策划，那么为什么要把我们总理的头像放在这个封面上，而且占了有一半的位置？
桂晓琦：朱总理，我觉得，他在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每年发行大量国债，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再三强调，不能在这个时候多收农民一分钱，要让农民休养生息。
我觉得他确实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种声音。
陈大会：容易被人信任？
桂晓琦：对，容易被人信任。
陈大会：您在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怎么想？
曹政节：我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看到：尚方宝剑在手、农民朋友抓牢，这个内容一看，这个上面讲的，一行一行啊，对我们农民，要交什么税什么税，都讲得明明白白，所以在我们农民手上，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可以保护自己。
陈大会：尚方宝剑？
曹政节：就是尚方宝剑。
陈大会：当时根本就没有担心它会成为禁书是吗？
曹政节：应该没有这个担心。
桂晓琦：我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没有想到。因为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农委的机关刊物，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职责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宣传党的政策。
陈大会：您认为农委有权力来查封这个书吗？
桂晓琦：我认为，应该是没有，从管辖范围来讲，或者是从权限来讲，不应该是由农委来定这个事情。
陈大会：听说这本书半个月就卖了12000本？
桂晓琦：对。差不多是这个数。
陈大会：然后农工委又用了半个月把11000本给收回来了？
桂晓琦：这个是通过各个县，通过各个县的相关组织。这次我陪同中央电视台几个记者下去采访。下面为了收这本书，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说我们一个特约记者，他卖了四十多本这个书。当地的县委县政府做出决定，让他在县里工作的姐姐，先把职停了。理由是你没把你弟弟管教好。那么你什么时候把你弟弟管教好，你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陈大会：我听说是动用了公安，然后有一个说法，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挨家挨户查这本书，一定要把它都给收回来？
桂晓琦：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书卖到哪里，影响消除到哪里。
陈大会：他们怎么能办得到？
桂晓琦：上面是这么说的。下面所谓消除影响，就会采取一些手段去做。
陈大会：您是买这本书的农民，但是我听说您也参加把这个书给收回来的活动，为什么？
曹政节：为什么？他们上面要我把这个书收上来嘛。
陈大会：他们是花钱买了这个书，你还要再退给他钱吗？
曹政节：没有啊，那个钱都还没有退还人家。
陈大会：那就等于是没收？那把这个书收回来之后呢？
曹政节：就把我抓起来了。
陈大会：把你抓起来了？为什么?
曹政节：他讲这个是非法的，那我跟他讲不清楚。
陈大会：说你什么罪名呀？
曹政节：它讲我非法在这里宣传这个东西，派出所它是讲，这个是非法的。它说中央政策是不错的，(但)它说里面一段一段抄了一点下来、摘录下来的。
陈大会：谁把你抓走了？
曹政节：公安局嘛，派出所啊。
陈大会：当时是给你戴上手铐带走的？
曹政节：戴上手铐。
陈大会：关了你多长时间？
曹政节：关了我进去半个月。
陈大会：关在什么地方？
曹政节：关在县看守所。
陈大会：就是因为这本书？
曹政节：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这本书嘛！没有这本(书)，不是搞这个东西，以前老百姓
没有看到这里面的政策，我们心里面也不会那么激动嘛。
陈大会：你们买了这些书，都收上去了，那么该抓的也抓了，该抄的也抄了，然后你们那些村干部、乡干部对你们还说了什么呢？
曹政节：他说这个是非法刊物，他说是编的。所以我一直不相信。朱总理的像在上面，是减轻农民负担，电视上经常都看到。我不会相信这个事的，所以我宁愿相信县里是乱搞的。
陈大会：这个书上有好多中央文件，还有政策，都是在报纸上能登出来的，如果你们不买这个书就不知道吗？你可以看报纸啊。
曹政节：报纸上？我们农民、老百姓啊，在农村里哪里有人订报啊？订报是比较小的。这个一看，尚方宝剑在手，农民朋友抓牢。这个《减轻农民负担手册》，这个不是很简单吗？一看里面一条一条这个多么光彩(清楚)啊。
陈大会：平时看不到报纸？
曹政节：平时也看不到报纸嘛。所以我们农村里就是为了这本书。我们肚子里感觉太激动了。
陈大会：当时你拿着这个书，找到县里面的领导，是吗？说他们有好多收费都是错的，他们跟你说什么呢？
曹政节：他就讲乡里太穷了。我讲乡里太穷,不(应该)是从老百姓手上拿,应该有政策，我们应该按政策办事。
陈大会：各级政府、各级部门从你们农工委一直到村委，到村里边的领导，都在说这个东西是非法出版物，我们一定要把它收回来，我不相信这些部门会对非法出版物这么感兴趣，他们为什么不要让它出来？
桂晓琦：这本书的出版，尤其是被农民掌握以后，会带来一些后果。可能一部分不该收的钱收不到。
陈大会：我们那么多的干部，那么多的部门，明知道这些钱是不该向农民收的，不该向他们去收的，而非要去收，他们必须要这样做吗？
桂晓琦：其实这个又不能怪乡镇，我不讲这个财政任务是哪里下的。如果是我这个乡镇，去年收入是400万元，那么县里今年让我完成增加20%，我就必须得完成480万元。而且在我们那里，有相当一部分县里它可能会采取一个措施，就是你的财政任务和你的帽子连在一起。如果是你6月30日，假如说你的任务没有过半，那么可能会：我先让你降职。如果是到12月30日，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话，我可能就免你的职，那么如果我不完成，免职是必然的。我这个乡、镇党委书记被免职是必然的。如果我采取一些手段去多收农民的钱，加重农民的负担，我只要不出事，不搞死人，我只是有免职的危险，但是没有免职的必然。尤其是这本书，省里发通知下去以后，下面基层干部反而印证了他的想法，你看省里支持我这么做，省里如果不支持我这么做，他怎么会把这个中央政策收回去呢？所以在下面呢，他可能通过这件事情，有相当一部分的基层干部，也会把中央政策不当一回事。
陈大会：把中央的文件当做禁书给查封起来，收缴上来，江西省农工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桂晓琦：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陈大会：`但是不得不回答。
桂晓琦：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回答。
陈大会：因为您在那工作是嘛？
桂晓琦：我觉得被查的书，被禁的书，它毕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书。它是一本中央政策的汇编，那么现在再来谈，这个胆量的问题，那我就觉得比较难回答。
陈大会：我们想知道他(曹政节)因为这本书被抓起来了，关了半个月，你呢？
桂晓琦：我因为这本书，目前8月17日我被免去了原来担任的这个职务职务。
陈大会：副社长？
桂晓琦：对。
访谈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了。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其中详细的规定有13条。但是，这几年来，这么好的政策在一些地方却一直推行不下去，农民们听到的、看到的中央政策竟是如此的少；而一个江西省农委，就能在半个月时间之内，把已经发行的1万多册书收回。这前后的巨大反差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这1万1千本“减轻农民负担手册”至今还被封存在江西省委大院的某个仓库里，这本写满了党的政策和中央精神的小册子依然前途未卜。
江西是这样，其它地方也会是这样的情况吗？我们《经济半小时》的记者来到河北农村进行了调查采访。
记者在采访中，不断听到农民们关于负担过重的抱怨。一个农民告诉记者，他的一个孙子仅报个户口就花200多元钱，上交的各种税费到底是什么，他们也说不清。至于哪些该交哪些不该交，他们就更不知道了。
记者在对河北省两个村子进行采访调查时发现，有九成以上的被访农民都不清楚在各种费税中哪些才是合理的。面对记者的提问，大多数农民们回答说：“哪些该交哪些不该交，俺们也不知道，让交多少就得交多少”。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中央曾三令五申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能说出其中个别内容，七成以上的农民表示，他们不清楚中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出台了哪些法规政策，绝大多数农民更不知道中央出台的那些政策法规的具体内容，而这正是他们在不合理负担面前往往选择沉默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在中央多次下大力度贯彻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同时，却仍有这么多农民对这些政策这样陌生呢？是什么原因让中央的声音传到农民那里变的这么难呢？除了农村文化落后，信息封闭等客观原因外，农民们认为，基层组织松散和基层干部没有及时传达也是重要原因。
记者在河北省顺平县的南陈候村看到的情景证实了农民们的这种看法。村民们告诉我们，他们以前主要从村委会了解国家政策。如今，村里已经七八年没有开过会了，村里定的唯一一份报纸也不知去向。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看到上了锁且已长满乱草的村委会。
而记者在河北徐水县龙楼村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在农村基层除了组织松散以外的另一问题。当记者对该村农民负担情况进行调查时，一个穿牛仔衣的人一直尾随着我们，村民偷偷告诉我们他就是村干部。果然只要他一出现，村民们就立刻不敢说话了。
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有关部位都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但是，中央再好的政策也得靠各基层组织来实施。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给大家念江泽民总书记的一段话：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用户的问题。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到这样的正值高度来认识，提到我们党的宗旨和农村政权稳定的高度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