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将土地私有变国有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吴晓波[微博]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他们失去了土地，被褫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他们创造的财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投资，而他们的生活和生产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1955年底，在毛泽东的急迫要求下，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升级，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共产党以“工人党”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1927年国共决裂后转入农村，日渐演变为一个“农民党”。其最高决策层大多是农家子弟出身，他们对农民心理和利益诉求之掌握乃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以“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支持。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亦即承认改革后的土地私有性质，这一土地政策在争取民心上起到了决胜的效应。然而，建国之后，共产党在土地和农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场，展开了系统性的集体化改造。

　　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组建互助合作社，这一政策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些地方甚至引发了暴力抵抗。

　　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

　　1955年底，在毛泽东的急迫要求下，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升级，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

　　在粮食“大跃进”的1958年，高级合作社又向更高级的人民公社升级，形成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公社模式，到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也就是说，在《土地法大纲》颁布的十一年后，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为集体所有，五亿农民被全部纳入到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自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基础于小农经济的宗族社会模式被彻底的破坏，从此，中国人再无“故乡”。因为农民失去了对土地交易的处置权，实质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权，因此所谓的集体化便是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认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被视为古典的市场经济国家，盖因历代长期坚持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粮政策。当政府成为土地资源的唯一处置人之后，各种资源的配置结果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计划经济中国从土地中获得三大收益。

　　第一个收益是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

　　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提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粮食买卖纳入国家的整体计划。

　　这一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执行到1985年，长达32年之久。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微博]计算，建国后我们一直通过工农价格差、城乡剪刀差向城市和工业提供丰厚的原始积累，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的估计高达30万亿元。可见，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是由农业积累产生的。

　　第二个收益是推行票据经济，在物资短缺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

　　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是一国物价波动的中轴，政府控制土地后，继而可控制价格和供应，最终达到控制需求的计划性目标。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后，9月份就实行了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的政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

　　1955年8月起实行粮食的凭票定量供应，从此，中国进入“票证的年代”，各种民用商品如猪肉、食油、煤球、自行车、糕点、鸡蛋、鱼甚至火柴等，都需要用特定的票证才能购买。正是通过这一手段，政府得以在低生产效率的状态下，保证全国物价维持长期的超级平稳。

　　第三个收益是控制人口流动，进而消化城市多余劳动力。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与户籍制度互相勾连，造成城乡分化，没有票证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必需生活品，无法看病和入学，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

　　1968年，因“停课停工闹革命”，城市里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学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十年时间里，有超过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适龄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二)被下放到农村，从而以极残酷的方式化解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他们失去了土地，被褫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他们创造的财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投资，而他们的生活和生产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以用电量为例，“一五”期间，全国电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业，城市生活用电占13.5%，农村用电只占全国电量的0.6%。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间中国农民人均增长不到2.6元。国家从土地控制中的收益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而结束，到了1998年之后，土地出让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中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绝大多数的朝代均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当今的土地国有化确乎面临一场法理和政策层面的大检讨。

　　土地改革面临几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首先，对政府来说，土地不但是利益最大、成本最低的收入来源，而且是实施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资源，若失去操作权，国民经济的运行逻辑将重新设计；其次，在宏观调控中，土地成为消化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大池子”，它比印钞机要可靠得多，未来可能爆发的人民币危机需要从土地中得到喘息和缓解；再者，土地成为民间财富重新分配的“变压器”，若处置不当，反而会激化贫富矛盾，出现庞大的赤贫阶层，酿成更严重的社会动荡。

　　( 本文选自吴晓波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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