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为嘛该着急？|天津_新浪财经

2020年，城市群、都市圈和经济区你追我赶，在既往的轨迹上奔跑发展，与此如火如荼的景象相比，地处京津冀都市圈的天津，面目似乎有些模糊不清。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发布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

在这张成绩单中，天津GDP总量险过万亿，但增速为0。

第一产业128.9万亿，增速-3.1%；

第二产业3353.82万亿，增速为0%；

第三产业6612.71万亿，增速为0.1%。

各项数据均低于全国平均值。纵观近几年天津的“答卷”，这样的成绩并没有出乎意料。

2016年，天津GDP量被下调3000万；2017年，一纸环保限令让各类建设工程停工6个月；2018年，天津GDP增速全国倒数第一；2019年，天津GPD排名再次下滑，被成都、武汉、杭州纷纷超越。

《城市的胜利》一书中说，城市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与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缺人、缺钱的天津迅速落寞，让不少人发出担忧，天津的未来在哪？

文丨崔赫翾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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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内外兼修

1860年，侵略者的炮声再次响起。

作为“门户”之一的天津自然未能幸免。英法联军接连占据北塘、军粮城、塘沽，一月后，天津全面失守，后被迫辟为通商口岸。

天津塘沽车站旧址。图|图虫创意

西方列强以此为通路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并设立九国租界。与此同时，影响深远的新式海军、现代城市建设规制、警察制度、电话、铁路等也以天津为起点逐渐进入中国。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创办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因此聚集了大量近代工业企业，工业的发达使之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门户。

开埠后，天津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依托的内向型经济，逐步被以全球市场为主要依托的外向型新型工业经济所替代。这时，地理区位优越、海上运输便利的天津，成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扇面在北方的交汇点。

进入20世纪，作为北方第一大港的天津向外大量出口本土货物，逐步摆脱了上海附庸的地位。1932年至1936年，天津占华北进口额的57.23%、出口额的59.31%。

同时，天津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迅速增加到了百余个：

苏伊士运河开通使欧亚两洲航程缩短了7000公里，贸易周期由一年缩短为半年，使天津具备了同欧洲及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发展贸易的条件。

西伯利亚大铁路与经巴尔干半岛通往欧洲的铁路接轨后，天津同东欧、北欧等地区国家发展贸易成为可能；

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又为天津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提供了发展贸易的条件。

为适应外贸和航运业发展，海河两岸及塘沽建起了多处码头，码头附近及老龙头车站一带，货栈、仓库林立，立刻成为汇集三北物资的基地和出入国内外、埠内外货物的重地。

作为领事官署和商民住房及栈房之用的九国租界应运而生。

有钱的“失意人”来了

20世纪初，一位俄国记者在英租界看到了一个设施完善的欧化城市：

租界里随处可见的欧式建筑；两旁种植杨树和洋槐，晚上有汽油灯照明；俱乐部、邮政局、电报局、公园、银行、教堂、墓地、菜市场、运动场等应有尽有。

开埠后设立的九国租界成了完全由外国人主导的“法外之地”。这样的天津，被人“盯”上了。

俯瞰天津五大道，该地区完整保留了具有不同建筑风格的众多花园式房屋。图|图虫创意

清廷遗老遗少、混战中败绩的军阀、斗争失利的政客，这些“失意人”如过江之鲫，纷纷投身于曾经的“天子渡口”。他们一边享受着小洋楼春秋，一边把天津当作理想的进退之所，观察着北京的风吹草动。

他们带来的大量财富带动了天津金融业的兴起。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和大陆银行先后在天津设立总行，中南银行也在津设立分行，“北四行”及一批重要银行云集天津。到1932年末，天津的22家银行存款余额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18%。

他们还投资棉纺织、面粉和化工等产业。当时名头最响的天津恒源纱厂的股东之一张作霖，既提供大额资本，也提供纱厂的产品销售渠道。直隶省长曹锐、北洋大军阀曹锟都是这座纱厂的大股东。

曾经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曾一度出任财政代总长的曹汝霖、北洋时代两度出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时任袁世凯财政总长的周学熙，另一个身份都是大股东。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天津，成为各方角力的受益者。

洋务派官僚率先在天津投资新式军工、航运、工矿、电信、铁路等近代民族工业，外国洋行也争相投资轮船驳运、羊毛打包、印刷、煤气、自来水、卷烟等行业。随后，中国其他资本，也仿效投资于纺织、面粉等轻工企业，共同推动了津城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

天津一度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城”、华北水陆交通枢纽、发展对外经贸的中心城市。

繁华的另一面，天津也暗藏着危机。

上海市场的兴起主要由大量的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合作推动，天津完全不一样——其现代企业发展依附于庞大的官僚阶层，始终没有形成具有市场独立意识的企业家阶层。少数几个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还需依赖于外国企业的技术支持。换言之，天津长期作为政治势力、外国企业和南方财阀获取短期利益的重要据点。

制约，潜滋暗长

1949年，天津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两个北京。作为中央直辖市，天津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发展，同时，制约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潜滋暗长。

一方面，工业投资锐减，国家级重大项目均未在天津建设，唯一一个属于全国156项重点项目的天津115厂最终迁到了陕西。

另一方面，原来遍布天津华界和租界的中外传统与现代金融机构，陆续被接管、改组、合营成隶属于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最终形成了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金融体系。这大大削弱了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思想，若天津与北京作为同一等级的顶级中心，那么，各自都需要广大的腹地，由于距离太近它们的腹地大部分重合，消费者只能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

另外，海河上游各地用水量剧增，各条河相继建坝拦截，致使海河径流逐年减少。与此同时，为了往来交通便利，海河开始建桥，河上只能通行100吨级的小船，千吨海轮已不能抵达市区。

1982年，为了保障海河上游北京的用水，密云等地兴建水库，海河下流水源枯竭。为防止海水倒灌于入海口建设闸口，海河正式失去航运能力。天津赖以为生的水路岌岌可危。

乘风起飞

改革之风由南到北，深圳与珠海、汕头、厦门一起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上海也成为了外开放的排头兵。拥有优越自然地理优势、雄厚工业基础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天津，再次肩负起“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极”的重要使命。

十四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把“环渤海”作为我国七大经济区之一写入了党的文件。

1997年底，天津的定位更加清晰：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40公里之外的天津港所在地堪当大任。

天津滨海新区。图|图虫创意

为了更好地发挥天津对环渤海区域的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继1992年设立浦东新区之后，2006年，中央批复了第二个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并将这块依托天津、背靠“三北”、面向东北亚、沟通东西部的区域定位为“我国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旨在以滨海新区为龙头推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整合及发展，再造一个“浦东奇迹”。

这一年，滨海新区电子通信、石油开采、汽车制造、现代冶金等产业发展迅速，大乙烯、大炼油、空客A320、中联芯片等一批龙头项目开工建设，LG渤海、天津新龙桥等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

至此，滨海新区发展进入快车道，成为天津经济增长狂潮的“首功之臣”。2006年滨海新区对天津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1.4%，几乎每年都有捷报传来：

2006年，百万吨大乙烯项目在滨海新区开工。

2007年，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在滨海新区动工建设，也就是在那一年，天津港年货物吞吐量首破3亿吨，提前3年完成吞吐量超3亿吨的任务，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年货物吞吐量达到3亿吨的港口。

2010年，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开港，这是我国北方第一个邮轮母港。

2012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天津，出席第100架空中客车A320飞机下线仪式。当时，中德双方签署《空客中国总装线二期框架协议》等10余个合作协议，涉及航空、汽车等多个领域。而后，天津逐渐发展成为继美国西雅图、法国图卢兹、德国汉堡之后，世界第四个航空产业集群式发展航空城。

2016年前，天津的GDP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即便经受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韧性依旧不减。

脚步放缓

一场雾霾席卷华北大地，天津的一路高歌戛然而止。

2017年3月，环保部下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重点城市加大钢铁企业限产力度，很多内容直指天津，要求天津对钢铁、铸造、建材、焦化等重点行业实施错峰生产，钢铁产能限产50%。

受外部政策的影响，天津也只能放缓脚步。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GDP高达10002亿元，大幅领先上海浦东新区。然而，2017年，这个数字骤降至6654亿元。2017年的GDP计算规则挤掉了不少“水分”。

另外，这几年天津的各项数据可谓一降再降，以2017年为例：

每年稳定增长几十万人口的天津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常住人口总量减少了5万人；经济增长率只有3.6%，落入多年来最低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0.4%；在全国12个GDP超万亿的城市中（不含北上），天津是唯一出现了税收收入负增长、上市公司零增长的城市；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数据，天津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量仅有194.18亿元，只相当于2016年的1/3、2015年的1/7，两年的时间锐减上千亿元。

2017年的雪崩式下滑还没落停，2018年第一季度的成绩单就来了。天津GDP增速从上一年的8%跌落至1.9%，全国31个省区市中倒数第一。同年，天津GDP总量仅以1554亿元的微弱劣势紧随同样身为直辖市的重庆之后，到了2019年这一差距已经将近1万亿元。

在接下来2019中国GDP十强城市中，天津的排名再度下滑至第十。天津也是这个排名中唯一一个GDP增速在6%以下的城市，仅为4.8%。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于2020年春节前夕，对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60%的天津而言，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路径依赖

拥有如此雄厚的家底与强劲的势头，为什么一纸环保限令就让天津止步不前？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多年来，天津利用其港口优势重点发展了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产业。在这些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业产业中，石化行业更是占据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环保限令后，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全市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查出了近1.9万家“散乱污”企业，并对其中9000多家污染严重、整治无望的企业实行了关停取缔。此外，为破解“钢铁围城”的难题而采取了错峰生产与产能限制，2017年全年天津钢材产量4374万吨，比上年下降了50％，到了2018年，全市行政区域内钢铁产能严格控制在2000万吨。

此外，一直以来天津的发展就是靠投资拉动经济，而不是来自经济的内生动力。

由于特殊地理位置与政策利好，天津能持续引入诸如空客A320总装线、中航直升机总装基地、中船重工造船这类大项目。这类项目的特点是投资数额巨大，短期直接拉动GDP效果明显，但持续力不强。

2011年之前，天津投资增速保持在每年2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40%，这种“繁荣”也展现在GDP增速上——年均15%。然而到了2012-2016年，投资年均增速从18.5%降至8%，天津GDP年均增速也从14%骤降至9%左右。

天津滨海响螺湾商务区曾一度被称作“中国未来的曼哈顿”，凶猛的投资大戏曾在此上演，3.2平方公里的盐碱地，半年内吸引的直接投资超过300亿元。而伴随着施工缓慢甚至停工荒置，开发商撤场以及销售困难，响螺湾CBD人气骤降。

多年来，重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主流，早已形成路径依赖，也折射出天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理念更新上的滞后。

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产值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石化、冶金等传统行业。但这些行业近几年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回落，甚至出现负拉动。

2017年1-11月，汽车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合计影响全市工业增加值速度回落3.1个百分点。

传统产业比重过大，挤占了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拖累了调结构、转方式的进度，同时也使天津的资源环境难以为继。

天津，站在了发展的瓶颈上。

努力，初见成效

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不能用单一的GDP来衡量，“摒弃速度情结、放下数字包袱，挤掉的是水分”，天津开始从多方面着力：

2018年5月18日，天津“海河英才”引进落户办证大厅。图|人民视觉

第一，人才。

2018年天津下血本抢人的背后，正是其下定决心告别投资驱动模式，探索内生增长动力的努力。抢人大战折射了中国政经逻辑的一大转变：投资在驱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失去魔力，人才才是城市的未来。

“海河英才计划”曾掀起过一阵波澜——不需要缴纳社保、办理居住证，也不需要有用人单位录用，这种像是“零门槛”的直接落户政策瞬间吸引了大量的人。

不过，其中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曾有落户天津的“北漂”，对媒体表示，自己并没有到天津工作的计划，把户口落过去只是考虑到孩子未来上学和高考的问题。因为“天津高考没有老家压力那么大，而且天津离北京又很近”。

第二，创新。

2019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和强度出炉，虽然天津463亿的研发经费明显较少，但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却以3.28%位列第三。投入强度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愿意把多少资源用于研发，体现了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

同年，天津市启动实施《天津市创新型企业领军计划》，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雏鹰—瞪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扶持体系，大力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发展，扎实推动创新型企业发展，打造“科企3.0版”。

第三，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比重低一直是天津经济发展的特点。在财政收入构成中，天津非税收入比重高。2016年天津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59.6%，2017年提高了9.9个百分点，也不到全国的平均数75%，而同期不少东部地区这一比重接近90%。

“税不够、费来凑”，企业隐性负担重、制度性交易成本高，营商环境欠优。天津持续深化“一制三化”改革，制定《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召开企业家大会，优化营商环境。

其中，设立专项基金，设立规模为100亿元的民营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但暂遇资金困难的优质民营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引入符合天津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落户。分期设立总规模为100亿元的民营企业纾困基金，为上市和拟上市民营企业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

这一努力在2019年初见成效，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5.1%。

“大河”里讨生活

2018年，长三角的GDP总和超过22万亿，珠三角城市的GDP总和超过12.9万亿，而京津冀GDP总和只有8万多亿。2019年中国GDP十强城市中，除北京和天津，其余均为南方城市。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方向，把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先行示范区。

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为天津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为例。天津制造业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是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但是，“先进”“制造”“研发”三位一体，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才是接下来的重中之重。在新的定位下，天津优化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突出高端化、链条化、集群化，壮大一批能够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制造业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