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当前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GDP正式突破1万美元大关，距离世界银行给出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仅有一步之遥——要知道，1978年我国人均GDP还不到200美元，仅仅用了41年时间就取得如此成就，令世人惊叹。

　　然而放眼全球，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达到这一水平后，却陷入了无法更进一步的怪圈，例如马来西亚，自2011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似乎突然就缺少了继续前进的动力，随后的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至今仍在1万美元左右挣扎，依然没有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有很多国家甚至还没达到这一水平，就已经停滞不前了。

　　此乃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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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是指一个国家人均GDP始终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区间，却不能突破12000美元的关卡，进而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跌入这一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也往往极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从国际社会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马来西亚外，还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等。

　　以阿根廷为例。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与富饶的物产资源，早在20世纪初期，阿根廷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强国，经济规模曾居于全球第七，出口规模曾位于全球第五，富裕程度超越德国，甚至能和美国相匹敌，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做“南美洲的巴黎”。很多欧洲人在形容某个人很有钱时，常常会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顺利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怎料在随后的日子里，阿根廷却遭遇了大麻烦，不仅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还深陷本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巨额债务无法偿还等一系列困境之中，尤其是人均GDP这一指标，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里。于是，学界便用“中等收入陷阱”来诠释阿根廷这一难以冲破的经济魔咒。

　　不过，一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其中，以日本、韩国、台湾省、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和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机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并进一步迈向高收入国家。

　　拿日本来说，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实际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从30%一路稳步上升至85%左右，尽管随后30年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但这并不妨碍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19年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多见。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13个，侧面反映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之大，也为后来者敲响了警钟。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搞清楚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从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实践中吸取经验，进而找到一条能够通往高收入国家的现实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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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指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只是统计学上“收入停滞不前”，人均GDP之所以难以进一步提升，归根结底在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其中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范畴，影响因素颇为复杂。

　　仅从经济学角度来审视，我们会发现，那些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身上，普遍都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内需不足。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对全社会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由此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集中，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44~0.66之间，巴西的基尼系数直到90年代末期依然高达0.64。虽然占据大多数比重的中低收入居民虽然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匮乏的经济来源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由此造成内需不足，国民经济增长乏力。个别国家还由于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而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反过来又进一步掣肘了经济发展。

　　其二，“进口替代”战略阻碍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

　　“进口替代”战略，是拉美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长期采用的一种发展模式，核心思想是减少或停止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而由本国工业来生产类似的产品。

　　客观地说，“进口替代”战略实施初期，的确有效带动了拉美国家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容回避的缺陷：一来，该战略实施的外汇管制、进口许可、高额关税等措施，极大地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工资等经济体系，导致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大打折扣，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与社会矛盾激化，从而使得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陷入了低效的恶性循环；二来，对于一些工业制成品进口的减少，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的技术进步，进而导致本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层次偏低、难以转型升级的窘境。而遗憾的是，针对这些缺陷，拉美国家又未能及时做出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颓势一再加深。

　　其三，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

　　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推进速度与工业化进展不相协调，大量农村人口无序地涌入城市，这些劳动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不足，非但未能填补城市劳动力的空缺，反而造成了低效率的要素配置，城市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也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得到显著提升，甚至还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如城市贫民窟比比皆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恶化等等。

　　其四，技术创新进展缓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与发展战略的失误，拉美国家的创新事业一再受到干扰，所需要的研发经费与知识型人才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扭曲的市场机制也无法实现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此便导致科技实力进展极其缓慢。以巴西为例，1988年，巴西政府曾公布新工业政策法令，试图通过技术研发来推动工业化的升级，然而进入90年代后，巴西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缩减了用于科技与创新的支出，不少技术研发机构很大程度上被弃置，从而错过了国民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机。

　　这四个问题，亦是难以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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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呢？日本的实践或许可以提供答案。

　　总结起来，日本至少做对了三件事：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激发国人消费潜力。

　　促消费是扩内需的关键所在，而收入又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此外，日本政府还着力推动减税降费，较大程度地减轻了民众的税负，继而提升了消费能力。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实践，不仅帮助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给国内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摆脱了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其中的发展理念，显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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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别人这么多，终归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GDP长期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内，国内产业体系极其完备，市场活力不断释放，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民众获得感持续增强，新旧动能也正在加速转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结构调整与升级稳步推进。尽管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我们能在短时间内快速防控到位，并高效且有序地推动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使得中国经济稳步复苏，放眼全球都是一枝独秀，彰显出强大的韧性与发展潜力，令人无比振奋。

　　可以预见的是，尽管国际大环境与国内经济发展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并不会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或许用不了多久，我国的人均GDP就能超过1.2万美元，正式跻身统计学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之中。

　　可是就像前文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绝不仅仅是统计学层面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也等待着我们去解决。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专注研究消费零售、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