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从未来回望过去，我们或许能看到，因为这个特殊时期而思考的问题、做出的抉择，触发了浪潮中的人们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记者 | 王一越
实习记者 | 张洋洋
编辑 | 孟佳丽
每年夏天都免不了看到“最难就业季”的热议，但在今年，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此有了真实的体验。
蓝田和赵琪就在这批失业大军中。在北京就读会计专业硕士的蓝田，原本有着相当明确的求职目标和规划——集中找大型会计事务所和国企、央企，并且在去年临近秋招结束时，她已经拿到了一份央企offer，无论工作内容和待遇都好得出乎她的预期，她打算过完年就去实习。
然而，疫情爆发后，直到4月底，她都没有接到企业通知。5月13日，由于相关业务无法开展，她原来拿到的岗位中止了招聘，HR之后寄回了她年前发过去的三方协议。
在成都念幼师专业的赵琪原定于今年4月结束在一家头部医美公司的实习，但在正职员工都无法复工的情况下，她的这份实习也草草结束，更别提转正的可能了。学校方面因为就业率的压力，让毕业生早早交上了所谓的“就业协议”,赵琪也聪明托熟人签了一份“工作”上报，因此成为了“隐形”待业人口。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初入社会便早早尝到了现实的滋味，而2020年上半年，对于身经百战的职场人来说，也同样是一场噩梦。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显示，37.34%的公司人遭遇工资缩水的问题，另有30.68%的人在疫情中被裁员。除此之外，工资无法按时发放、offer取消、公司破产倒闭的现象也同时存在。
在整个上半年里，有些行业遭遇动荡，在原本就萎靡不振的发展里断崖式下滑；有些行业的价值突然显现甚至被吹捧。热闹与寂寥的交错中，被裹挟在时代浪潮的职场人遇上了一个充满起起落落的空档期，他们做了很多，却发现能改变的很少......
我们就此采访了几位在上半年经历过待业期的职场人，他们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却“共享”了一段相似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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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被按下了暂停键
图片来源：《三十而已》今年4月，当罗枫走进HR办公室的时候，他做好了调岗和降薪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等待他的是裁员。
罗枫在一细分领域的物流行业工作，尽管行业近年已出现下滑趋势，但2020年上半年用罗枫的话来形容，是“断崖式”的，“公司的整体营收同比下降了大概85%。”
来到这家公司，仅仅6个月不到，当时罗枫是被高薪挖来，同期和他一起来的，还有50人左右。如今试用期还没到就被通知裁员，罗枫分析自己对公司来说是“还没产生足够价值的人”，而他还发现，当时一块进来的一批员工里，有20人被裁。原本打算在公司大展拳脚的罗枫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而且是以如此决绝的方式，“我只是很难接受突然跟我讲这件事，一天之内就让我办完。”
罗枫曾咨询过专业律师，也想过要走劳动仲裁这条路，但在衡量过投入和效益之后，他认为眼下比起维权，找一份新工作才是当务之急。在他选择放弃维权的同时，依然有很多同事在争取赔偿的拉锯战中。
郑华看起来要比罗枫“幸运”一些，但当她在工作群里看到突然跳出的一份降薪同意书时，她觉得这种感觉和被裁员并无二致。这份降薪同意书倒是“一视同仁”，要求全员签字，郑华清楚，这只是个流程，其实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不签，要么就是被领导找去谈话，要么就是离开公司。
这已经不是郑华第一次对公司感到不满了。早在年前，她就已经被迫转岗到自己不擅长的岗位，如今这一重刺激之下，她直接选择了裸辞。退群前，郑华留意了一眼，原本6000人左右的工作大群，已经少了近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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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崩盘了，谁都躲不过
王超迟迟没有等来复工的通知。
去年10月，他从一家外企跳槽到上海的一家线下沉浸式剧院工作，成为视频项目负责人。这类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剧情的新兴戏剧模式在一线城市一度有相当高的人气，有些剧目甚至一票难求。出于兴趣，也出于看好这个行业市场的未来，王超当时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加入了这里。
沉浸式戏剧在疫情前一度很受欢迎| 图片来源：《不眠之夜》疫情出现前，剧院除了周一和周二休场外，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但自从春节前接到停业通知后，沉浸式剧院就和同样命运的电影院一样，陷入遥遥无期的等待中。
最初，公司还按照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了两个月的工资。但两个月之后，由于公司现金流紧张，全员停薪。王超能理解，“整个行业就处在崩盘的状态，所有人都没有办法。”
公司虽然没有裁员，但一大半的同事已经离职了，王超是为数不多仍然留下来的员工。想到当初自己纯粹是出于喜爱才降薪跳槽入行，他不愿意也不甘心又转行。由于公司只有他掌握项目系统设计和操作的核心技术，出于负责的态度他也觉得自己不能贸然离开，“否则整个项目就会中途瘫痪。”在种种考量之下，王超已经“待机”了大半年，甚至连简历都没有投递。
这份执着并没有让他等来一个happy ending。尽管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已发布关于全国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可以陆续开放的通知，上海地区的影院也开始陆陆续续开业，但王超却在7月14日接到公司消息，他们的沉浸式剧院今年都不会再营业了。“这次真的从待业彻底变成失业了。”虽然待业中途，王超也曾做过其他打算。比如他以前做过某款游戏主播，之后因游戏被相关部门下架而中断，这段经验让他在疫情期间重拾副业，但也很清楚直播的机会，“走了就没有了”。如今，王超依然没想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但转行却成了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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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份简历，1100个联系人
内心底线一降再降
今年5月，产后7个月的新手妈妈陈莉决定回归职场。
其实谁也没有催促她，家里孩子有保姆和婆婆帮忙照顾，丈夫也一直很尊重她。但陈莉没法继续只待在家的日子，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连娱乐消遣都变得越来越不好意思。
生孩子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陈莉在外企工作了一年半。外企轻松的工作氛围和完善的工作制度让她恋恋不舍，复出后她也希望继续寻找外企的工作。
但事与愿违，在和猎头沟通后，陈莉发现今年外企为了控制人力成本，名额基本锁死，有业务需求时才通过第三方招聘短期员工，基本没有可能转正。而她丈夫所在的外企的这个部门，今年刚刚裁掉了所有的外包员工。
“现在不能只看外企了，我觉得看起来还OK的公司都会去投。一开始只希望做数据可视化，现在也是各个方向都在看。”陈莉说。
父母比她还急，时常催促说这个时候就不要挑三拣四了，赶紧找个工作。加上日常照顾孩子的辛苦和焦虑，种种压力叠加在一起，陈莉失眠了，“我觉得大家都有工作，自己没有，都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聊这件事。”
不止陈莉，裸辞的郑华在这这大半年时间里同样感受到了找工作的不易。自从3年前在迪士尼实习后，来自湖北的郑华决定留在上海，并期待着能在这座城市好好历练。这并不是郑华第一次裸辞，在此之前，她曾辗转过3家公司，这也让她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疫情差不多过去以后，找工作也许没那么难。”而现实，意外的骨感。
4月20日到6月2日期间，郑华先后在前程无忧上投递了超过4500份简历，却只收到八九个面试邀约电话，在BOSS直聘上跟1100个人打了招呼，330人让她回复简历。
“和去年相比明显难找，以往投了以后一周内起码能接到一两个面试。”郑华因此一次次地降低求职的标准：从一开始只挑选数据处理相关的工作，到后来干脆”看到差不多的岗位就投“，她的目标薪资也从8000元降到了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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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愿意试
起码证明我没有浪费时间
从被裁当天起，罗枫就立马投入找工作的进程中，一边联系所有认识的猎头，一边对外投出上百封简历。
考察市场环境后，他把目标确定在互联网大厂上，这是不少和他资历相近的待业人群普遍的选择——这场意外让他们彻底放弃了曾经深耕的行业，几乎等于重新开始，而互联网是为数不多持续放出岗位，并且前景明朗的行业。罗枫已经31岁，距离互联网行业所谓“35岁的门槛”越来越近，他急需一份大厂资历的背书。
但也有欣慰的一面，因为工作技能相通，罗枫的前期积累让他基本不需要为找工作补充新知识。尽管他专门挑需要经验的岗位应聘，没想到如今这样的岗位抢手到需要4个人群面，而他“自从毕业校招后就没碰到过群面”。因为急着获得工作，罗枫还碰到过几次竞争者刻意压低薪酬价格的情况，他称他们为“捣乱的人”。
之前，罗枫每次换工作都是无缝衔接，从没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待业期。这也带来了难得的空闲时间，不找工作时，他疯狂地沉浸在之前一直想看的剧集、电影，不让自己胡思乱想，“连续很长一段时间呆在家里面，还是需要有一定承受能力。”
他也捡起了写作的想法，这段时间集中在知乎上回答问题、输出内容，其中不少是关于失业以及如何找工作的。“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应该珍惜眼前的工作机会。”
所幸罗枫还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除了存款外，他之前就在培养咨询和海淘的副业，虽然赚得不多，多少还能补贴一些。“断了收入”是大部分待业人群最棘手的问题。这使得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这样低门槛的职业，成为不少职场人临时过渡的选择。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美团平台上的有单骑手数达到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近四成骑手有其他工作。在二手平台闲鱼上搜索“失业”，可以看到大量待业人群为了增加收入而出售的闲置物品。
图片来源：闲鱼收入也是郑华最着急的事，她只能靠不多的积蓄生活。而去年，她有9万元被卷入爆雷的P2P平台，这是她的大部分存款。现在郑华同时和另外两个女孩合租在一个单间里，分摊房租费用，也不敢在其他方面花什么钱。
闲在家里令她不安。每天早起投递完简历后，郑华就跟着视频自学SQL等编程语言，这让她觉得自己起码没有浪费时间。
实习泡汤后，赵琪找到一份小型艺术馆的工作，试用了38天就被辞退了，理由是“不需要你了”。这让涉世未深的她很受打击。为了不“断粮”，赵琪有些破罐破摔地找了一个网咖网管的工作，月薪3000元，做12小时再休24小时。她计划借此过渡半年，等来年再继续找工作。
赵琪的妈妈抱怨她的工作越找越差，但赵琪不敢开口倾诉烦恼，接连找工作的失败甚至让她怀疑，“我真的配拥有一份工作吗？” 她理解身为幼儿园老师的妈妈也不容易，没有开学的时间里同样收入微薄。在“地摊经济”讨论度最高的时候，赵琪甚至跟着妈妈尝试过摆摊，从1688进了一批小玩具，但一个月就坚持不住了，“你敢信我一个晚上只卖出三块钱吗？”
最后摆摊的成果勉强回本，留下了一堆库存，而赵琪的妈妈已经将这个副业坚持了一年。这让她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觉得自己或许真的如长辈所说“天天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可能真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调整，或者去揣摩自己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在这之前我需要先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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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的回暖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相比一季度，二季度的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申请人数分别增加34.74%和42.55%，整个就业市场有所回暖。
陈莉明显感觉到情况正逐渐好转。7月，她和丈夫去大连旅游散心，回来后就进入忙碌的面试状态。拿到第一份offer后，她在豆瓣小组发帖庆祝——待业期间她一直在这个小组中浏览别人找工作的帖子寻找安慰。尽管权衡后放弃了这个offer，她感觉心里慢慢有底了。
不少公司和猎头提醒她，之前的工作经验太少了。这让陈莉反思当初离职后就怀孕的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也后悔怀孕的时候为什么不学习更多技能，“没有想过今年工作会难找”。接受采访后不久，她接到了一份满意的外企offer，唯一不够理想的是工资相比之前没有太大涨幅，“因为我待业了太久，对方肯定是很好压价的。”
郑华也明显感觉最近招聘电话变多了，如今一周也能接到一两个面试。在6月2日，郑华收到了两个offer，她选择了其中一份在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工作。但仅仅两周之后她就再次裸辞，因为“工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却没有人带教，而且外包员工感觉像一个工具人。”
她现在转而备考教师资格证，如果顺利的话，她打算回到武汉做老师，这恰恰是父母常年在她耳边提起的建议。“毕业时就是一心想从小地方走出来，但现在我只想安安稳稳地生活。”
罗枫也迎来了自己想要的offer——来自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可他依然对“裁员”这件事心有余悸，同时也担心未来人才市场是否还会持续受到影响。
大部分企业今年把春招延迟，且放到了线上，蓝田也赶着参加了，学校的双选会一样没有落下，“大概投了60多家，一条回复都没有，难道我真的这么差吗？”她为此消沉了好一段时间，干脆关在家里复习注册会计师的考试，直到家人催促下才在7月重新找起工作。
也许是换成了社招渠道，又或许是整体环境在回暖，她终于陆陆续续收到了回复。眼下，蓝田接受了一份小事务所的offer。尽管远远没有达到秋招时的志愿，但她至少需要保证手头先有一份工作。
和大多数人一样，蓝田也会忍不住埋怨这倒霉的半年，感叹自己怎么这么惨，不过在经历了这大半年的波折之后，她也终于学会提醒自己：在职场上，一切都充满变数。
对于这些年轻人漫长的职业生涯来说，曲折的半年或许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假设在未来某个时刻回望过去，我们或许能看到，因为这个特殊时期而思考的问题、做出的抉择，触发了浪潮中的人们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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