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何以行稳致远？六大新增长动能助力

　　《中国金融》|中国经济何以行稳致远——访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作者|《中国金融》记者　张艳花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2期

　　2020年，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启。2020年，也是国家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年，是我国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有目标、有压力、有挑战。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定调全年经济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经济增长将会如何，成为岁末年初各方关注的焦点。本刊对刘世锦的采访，就从2020年的经济增长开始。

　　主要增长来源的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到来、劳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可利用技术减少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临界值，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

　　记者：谢谢您接受《中国金融》的专访。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出来后，结合“十三五规划”的要求，大家都在为2020年的GDP增长算账。您如何看2020年的经济增长？

　　刘世锦：对2020年的经济增长，最近各种观点众说纷纭，分析方法和思路也很多。我认为，尽管这是一个短期问题，我们仍然需要站在一个更长期的角度，在一个长期的、有解释力、有理论含量也有经验支撑的分析框架中来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最近十年在逐步回落。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这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以下几个变量，对于我们理解这种增长阶段的转换非常重要。

　　第一是历史需求峰值。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指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速最高的那个点或者区间。从我国来讲，工业化阶段构成高增长来源的历史需求峰值在最近几年相继出现，房地产投资需求峰值大体出现在2013年，基建投资在2016年基本上也出现了，出口增量大体出现在2011年。历史需求峰值主要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已有的技术水平，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就能够产生这样一些需求；二是与人们的偏好相关，比如人均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你可能觉得不够住，但是人均三十多平方米就差不多了。历史需求峰值一过，经济增速达到一个高点后进入所谓的平台期，然后逐步地回落，一般不会再出现一个比以前更高的增长的点。

　　第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降，现在每年减少几百万人，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增长速度下降。

　　第三是技术大幅度进步领域减少。过去在相当多的领域中，我国的技术水平快速提升，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并跑，在有的领域甚至领跑。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在大多数领域可用的现成技术已经利用得差不多了。

　　第四是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值。现在很多地方排放物已经超过了环境容量的临界值，进而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等。

　　在以上四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到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增长转换阶段，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同时，这样的增长转换并非中国一例。十年前，国务院领导要求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当时我们把国际上的相关增长经验做了一个梳理。我们发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包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东亚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1.1万国际元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

　　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9%以上，在70年代初直接下降到4%，70年代和80年代平均只有4%~4.5%，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又下了一个台阶。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增速基本在1%~2%。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在2008年到2010年左右以后，也基本逐步转入了低速增长。我国的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高速转向中速，但比较幸运的是，它抓住了当时IT产业高速增长的机会，增速降到5%~6%，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最近几年，台湾经济增速基本上也下来了。

　　中国经济现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下一步可能还会转入低速增长，若干年以后，这个过程一定会发生。对中国经济这样一个变化，有规律可以遵循、有理论可以解释、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

　　记者：那么，经济减速或增长阶段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很多人期待中国经济能“触底反弹”。对于我国正在经历的中速增长，您的观点是什么？

　　刘世锦：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台阶，后来一直保持下行态势，2016年时很多人变得很悲观，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有六年一直往下走，现在应该上一下了，叫“触底反弹”。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市场上出现各种各样的新周期理论。我的看法很明确，中国经济从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触底，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经济基本上稳住了，不会再明显往下走，但是也不会出现大的U型甚至V型翻转，更不可能重返过去的高增长。

　　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不会在短期内走实走稳，因为触底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是一个主要增长来源相继越过历史需求峰值，开始寻找“比历史需求峰值低一些、比成熟增长阶段高一些”的新均衡点的过程。从目前情况看，今后两三年可能还会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行空间，此后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稳在5%~6%。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实际测算看，这样一个中速稳定增长期可以持续十年左右。有些观点担心经济会大幅下滑，甚至看不到底，我认为除非出现意外重大冲击，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还是要有信心，这种信心并不仅仅是靠理念，也不是靠局部感受，而是基于对经济增长逻辑的理解，当然也有国内外实际经验的支持。

　　在2020年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上，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出来以后，最近大家都在算账，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看来略低于6%的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两个翻番的目标。需要强调的是，不要过于纠缠那零点几个百分点，我们还是要关注其背后的深层问题，最根本的是把基本道理搞清楚。

　　经济减速，说到底只是个表象，它背后更重要的是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转换。首先是需求结构的调整。在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一个高点以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出口、房地产、基建历史需求峰值“三只靴子”相继落地。需求结构变化以后，供给结构也得相应往下调，供给结构先开始不愿意调，因为已有的供给产能规模很大，调整产能实际上是调整利益格局，但是以后不得不调。中央提出“去产能”，背后还是顺应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从工业品出厂价格看，由于产能严重过剩，曾经有54个月PPI负增长，2016年第三季度以后，PPI由负转正，供需达到了新的平衡。需求结构调了、供给结构调了，金融结构调不调呢？答案是必须调。需求和供给减速必然要求金融降杠杆，而杠杆率变化的背后实则是金融结构乃至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过去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杠杆是一直往上加的，特别是最近十年，随着经济减速，为了维持一个必要的增长速度，一些地方甚至为了维持一个实际上已经达不到的增长速度在加杠杆。但是杠杆加到一定程度以后，高企的负债率必然不可持续，所以中央这几年提出“去杠杆”，先是讲“去杠杆”，然后是“稳杠杆”，进一步又提出“结构性去杠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国际经验也表明，杠杆变动具有长周期特征，对降杠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要依靠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慎用行政性办法，尤其要防止“一刀切”。

　　以上需求结构、供给结构、金融结构的相继调整，是中国增长阶段转换的三部曲，体现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

　　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应依赖于体制变革和实施结构性政策，这正是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背景下稳增长的关键所在

　　记者：当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在稳增长的压力下，放松宏观经济政策的呼声再起。您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有何作为？

　　刘世锦：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宏观经济政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只有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才有效。而事实是，由于过去高增长的诉求，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并不多见。有人说，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率？比如，把未来的投资包括基建投资等提前到现在来做，怎么做呢？办法就是加杠杆。这样做不是不可以，金融或杠杆的作用，就是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用，这也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着力点，但问题是要把握好度。在我们的调研中，有的县一年财政收入不到一个亿，远低于到期负债，这些负债将来到底怎么还呢？也许到某个时候无法支撑，经济可能“哗啦”掉下来。这种企图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办法导致的经济增长，一是不可持续，二是一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事实是，如果放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区间内，把波幅熨平，我们发现这种过度刺激做法拉动的平均增长速度，其实是相对低的，并且代价更高。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过这样的教训。

　　从根本上来说，潜在增长率是由要素质量及其组合结构或者叫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无论是逆周期政策调节使实际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率，还是致力于进一步提升潜在增长率，关键都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通过体制变革和实施结构性政策激发增长潜力，这正是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背景下稳增长的关键所在。

　　新动能的充分释放，“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就是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

　　记者：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即使维持中速增长也非易事。您认为新的增长动能可能来自哪里？

　　刘世锦：第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的发展。最近五年，我国城市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都市圈和城市圈加快发展，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另外还有内地一批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如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合肥等，都在加快发展。这些都市圈将产生更高的聚集效应，拥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一批制造业可以向这里转移，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50~100公里范围内的一大批村庄将最有条件和可能振兴起来。可以预期，我国未来将会形成一些3000万~5000万甚至上亿人口的大城市群或都市圈，今后十年，70%~80%以上的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都将发生在这些都市圈内，一大批低收入阶层将跨越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要形成这样的格局，最重要的问题是，得让资金、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起来。这里涉及很多问题，有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也有农民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潜力。

　　第二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高了效率，中国很多领域效率是相当高的，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低效率部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充分，这导致我国五大基础性成本（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成本）基本上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这里除了土地等资源禀赋的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行政性垄断导致的低效率。中国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解决降成本的问题，就要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等领域，做一些标志性的打通，促使国有资本投资的企业和其他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通过竞争来做优、做强、做大，明确国有资本投资的重点领域和优先顺序，比如一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卡脖子”的技术攻关、环境保护、国防建设等。最近国家发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在油、气、电力、电信、铁路等领域进一步放开准入，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的提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相对于分配差距适度，那些收入过低人群本来可有的需求空间得不到利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速；反过来说，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提高，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直接提供增长动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其一是反贫困。三年脱贫攻坚战，今年我们应该会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下一步是怎么建立一个长效机制的问题。其二是农民工进城的户口问题。户口的背后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他们已经创造了收入，缴纳了税收，他们应该分享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住房问题、子女就学问题等，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安心提高专业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其三是加快改善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这实际上是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

　　第四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在内的服务性消费已经超过商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在北京等大城市占比甚至更高。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密切相关——制造业转型升级得好，一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好，也就意味着制造业发展得不错。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短板，发达国家一般占比在25%，我国至少前几年才有15%。知识密集型的服务性消费和生产性服务业是我们下一步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的主导产业，这一点应该引起重视。

　　第五是前沿性创新。前沿性的创新能够拓展潜在增长率边界，并对已有的生产能力进行革命性改造，比如“互联网+各种实体经济”。这一轮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技术革命，我们已经由过去的跟跑在部分领域变成平跑，甚至少数领域出现了领跑。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在创新方面有两大优势，第一是市场大、人口多，第二是产业配套能力强，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但也存在短板，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中国下一步很重要的是产业升级的问题，但是如果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水平不能提高，创新就会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应该通过竞争机制，营造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引导创新要素集中，形成创新型区域或区域创新中心。

　　第六是绿色发展。我想讲三点新共识。其一，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过去讲的环境治理，更多的是绿色消费、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金融再到绿色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其二，绿色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修补，而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如果把传统工业化发展中大量污染造成的外部性成本算进来，绿色发展带来的绿色收益也算进来，我们会发现，绿色发展实际上是低成本、更经济、更有利可图的。其三，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拖累经济增长。实际上，绿色发展既做减法，比如限制污染物排放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能会影响产出，但下一步更多的是加法，绿色的消费、绿色的生产、绿色的流通也会增加许多绿色需求和供给。还有乘法，比如绿色的创新、绿色的融资等就可能带来综合产出效应的提升。推动绿色发展，一定要算好账，做好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的核算，把它纳入GDP中，另外还要推广新的技术。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概括起来，以上新的增长动能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否则，这些新动能就是看得见但抓不住。第二，它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三，这些增长大部分是“慢变量”。我们过去习惯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一条高速公路修好了、一个开发区建立起来了，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以后，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心、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记者：这些新动能如何才能被充分释放出来？

　　刘世锦：这些新动能，有的本应属于高速增长期，之所以拖下来，是因为其中的体制、政策难题没有解决，比如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有的属于新潜能、新体制，但也受到旧制度的羁绊，因此，不认真解决体制上的“卡脖子”问题，不下决心“啃几块硬骨头”，新的增长潜能就出不来，即便比过去降低的增长速度也未必能够维持。同时，中美经贸摩擦和其他方面的冲突还可能加剧全球经贸金融规则和治理结构变革。面对这些挑战，有一个根本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向前走，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什么是高标准市场体系？我认为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其中涉及一系列焦点和难点问题，包括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的定位和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我认为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第一，政府官员的积极性，激励和约束机制要再平衡，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过去我们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地方竞争机制。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还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竞争机制？地方政府官员的状态是很重要的，需要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健全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第二，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说到底是预期和信心的问题，使他们愿意想5年、8年、10年以后的事情。第三，科学家的积极性、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要营造一个自由探索的环境和文化。

　　最后，改革本身的机制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在改革机制和方法上，“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过时，它仍然是真正理解改革机制的一个核心问题。改革中顶层设计很重要，它解决两个问题：指方向、划底线，在这个前提之下，在不同的阶段，某个地区、某个城市、某个企业，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办法，实际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办法就是试。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会遇到一系列新的问题，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去试。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感谢中国人民银行“央行青年·复兴讲堂”和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

责任编辑：常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