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力如山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男人，无论出生于哪个省份，名字里普遍都会带有“国”这个字，比如爱国、建国、卫国、国庆等等。这些名字里带“国”的男人，在后来各自的人生际遇中，有时还会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比如湖北人张国庆和湖南人徐卫国。
出生于湖北的张国庆，自部队复原后进入人民银行湖北分行工作，一直到他被调至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之前，工作和生活的重点始终都是在武汉。出生于湖南的许卫国，读大学时也考去了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读完本科后，又在武汉大学取得了会计学的硕士文凭。而硕士毕业后的徐卫国，同样也去了深圳。
来到深圳的许卫国，走校招途径所获得的，只是一份会计师事务所的普通工作。很正常，毕竟那段在湖北的生活经历，当时所能带给许卫国的，也就只有两张大学文凭而已。那时候的徐卫国，与走人行内部程序调至深圳的张国庆相比，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国”与“国”之间都有着巨大的悬殊。
一直到两年后的1990年，深圳市政府筹建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徐卫国凭借校友的推荐，得以入职该机构的财务部，这才算是真正沾了自己湖北过往经历的光，有了这个逐渐拉近“国”与“国”之间差距的机会。
徐卫国在深国投基金部的三年里，先是在财务部工作，然后又到了上市研究部，很快就做到了副总经理的位置。那时的深国投基金部，参与起草了深圳市B股发行与交易的法规及实施细则，并借此拿了康佳、南玻、中厨等不少B股发行承销项目，几乎垄断了深圳B股的发行和承销市场。不过，当时国内刚开放的B股市场并不活跃，很多项目最终都被深国投基金部包销，砸在了自己的手里。
好在1992年的春天，一位老人的南巡讲话，很快就刺激出了深圳的股票投资热潮。这让先前被砸在深国投基金部手中的原始股，迅速解套并额外赚了好几番。借此尝到股市甜头的徐卫国，连同陈玉萍、张永衡等几位深国投基金部的同事，没多久便一起下海开始捣鼓证券公司的创业。
而深圳的股票投资热潮愈演愈烈，当年又闹出了“8.10”股灾，这让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证管处的处长张国庆，也被迫的下了海。正是在1992那一年，“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因两人的下海开始加速缩减。
1992年8月，张国庆拉着农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合能公司等五家企业，投资筹建了君安证券。其中合能公司那家股东，是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二部的下属军企。因此这君安中的“君”字，取得便是“军”的谐音。
1993年6月，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筹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徐卫国担任法人。到了7月，大鹏证券深圳营业部便开始试营业，深交所也批准大鹏证券为深交所会员。据说本来徐卫国等人拟的公司名字，是叫共同证券，但最终采纳了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王行长用“大鹏”的建议。
2014年，王喜义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的时候，聊了很多当年他在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当行长的故事，比如申请了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建了全国第一个财务公司招商财务公司，参与创建了深交所等等，唯独没讲大鹏证券。
想了想，也许是因为：风起青萍末，鹏落草莽间。
01
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比拼发展速度和实力，当年的大鹏恐怕是不如君安的。但若只在深圳地区进行比较的话，还真不好说谁的手腕会更硬一些。
就像君安证券刚成立时，从渣打银行手里抢了万科B股的主承销商位置，让耗时5个月搬出全套申报材料的渣打，最终只落得个副主承销商的角色。而大鹏证券在成为深交所会员的当月，其担任上市推荐人的云南白药，就得以在深交所成功上市了。
包括在经纪业务上，1993年至1998年间的君安证券，靠着全国范围内的60家营业部，其总交易量一直稳居深交所的第一或者第二。但在深交所的单个营业部交易量排名上，常居首位的一直是大鹏证券的营业部，从其在1993年底搞出“大鹏效应”开始。
这个所谓的“大鹏效应”，便是仅有一个营业部时的大鹏证券，第一周的营业部成交量还在深交所排第350名，第二周便升到了第150名，第三周是第50名，第四周是第5名。等到了第六周，升至了深交所第一名。这个上升速度，确实如乘风的大鹏一般，当时让业界一片哗然。
等到了1996年，君安证券不仅开始在国内用军车接送客户展示逼格，还安排中层以上的经理人员轮流脱产培训，并陆续派至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进修。这显示出，在那个“德隆系”还没完全崛起的年代，用资本和人才去锻造金融帝国的路，确实是君安证券走在最前列。
也是在同一年里，大鹏证券不仅把总部迁入了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高楼”的地王大厦，还在年末花大手笔，在深圳华夏艺术中心举办了豪华的“银苑之光”文艺晚会。其中“银苑”的“银”字，有人说是代表银子，还有人说是代表联合主办方人民银行深圳分行。
“国”与“国”，似乎都在1996年达到了各自的高潮。随后如果没有那几封举报信出现的话，两人的高潮，可能不会那么快就被中断。
先是神秘的君安，随着一封内部举报信的寄出，被暴露于世人面前。1997年，君安证券增资扩股到7亿，张国庆等高管通过“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12.3亿元左右，并先后动用其中的5.2亿元，将君安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增至77%，变成了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而君安职工持股会背后的股东是“新长英”和“泰东”，分别为张国庆和高管杨骏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
1998年7月24日，新华通讯社旗下的中国证券报，在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布国泰、君安两大公司的合并消息时，用短短的一句话，给君安的失败定下了官方的调子：
君安证券公司的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
同样也是在1998年，徐卫国突然离开了深圳，跑去美国哈佛“深造”了一年。有人说，是因为他看到君安证券在97年因MBO出事，而大鹏证券的MBO其实比君安启动的还早。也有人说，是因为当时一位姓王的人出现了经济问题，此人与徐卫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第二个原因是否为真无人知晓，但第一个原因，日后在大鹏证券破产时被间接证实了，众媒体扒了徐卫国通过“兆富”和“金策”等几家公司控制大鹏的事，包括徐卫国在美国期间，大鹏证券公司临时股东会通过公司股权调整及增资扩股议案，令大鹏证券的股东增至45家，微妙的处理掉了“兆富”和“金策”的一些问题。
1999年6月，徐卫国从美国波士顿回到了北京。第二天上午，顾不上旅途劳累和时差调整的他，立即代表大鹏证券，参加了中国证监会和证券行业协会共同举行的“学习《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座谈会”。
那一天，时任证监会主席在“学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共同推动市场健康发展。哈佛“深造”归来的徐卫国，正好赶上了1999年股市的这波“由熊转牛”，大鹏帝国随之而起。
此时，君安已渐行渐远，德隆却越来越近。
02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不少的企业家，都喜欢突然去哈佛深造，比如某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在异国练就了一手红烧肉厨技；或者突然顿悟开始崇佛论道，比如某航空公司的老板，把总部搞成盘腿而坐的释迦牟尼佛造型。
但把这两个爱好一起双修的企业家，还要说是1999年之后的徐卫国。从哈佛归国后的他，一本《易经》，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除了讲话必谈《易经》之外，大鹏证券的员工，也经常会在上班的时候，看到徐卫国在自己的座位上打坐。就像后来那家航空公司，会要求每个员工都能熟练背诵国学大师南怀瑾编写的“同仁共勉十条”，《易经》也成为了当时大鹏证券的内部教科书。该书所倡导的“变则通”，更是成为了大鹏证券的发展指针，正如徐卫国多次对外所宣称的：
大鹏证券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大鹏证券的第一变，是对“组织扁平化”的改革。
先是用年薪百万的待遇，从惠普请来人力资源总监来主导改革。比如将区域性管理总部改成地区运营，在各部门实行首席员工制等等。这次改革也确实到位，就连高薪请来的人力资源总监，最终也被改革为了首席培训师，不到一年就主动辞职离开了。
其次，学会了西方那一套，开始大量的引入“海龟派”。比如请了郎咸平教授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综合研究所顾问，以及其公子郎世玮担任网络开发部总经理，去实现对大鹏的信息化改造。虽然两人的工作最终收效甚微，但最终大鹏证券并没有省掉那笔，要支付给郎教授的百万薪酬。只是始终让人不明白的是，同样都是坐庄割韭，为何2001年郎教授抛出来的一系列解剖文章，仅把“德隆系”当作了主要对象。
最后，大鹏还多次派人到美国，向美林和“爱德华·琼斯”学习先进经验，准备一边转型FC（金融顾问）管理，一边铺建遍布城乡的金融销售网点。大鹏证券先是成立了以营业部为主体，经纪业务总部、综合研究所等纳入一体的金融销售公司。接着借助“银证通”、技术服务站等多种形式拓展营业网点，准备建立500个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
幸好大鹏证券在全国建了20 多个点后，该举动就被管理层叫停了。毕竟其建立的销售网络，就像同一时期“德隆系”麾下几百名遍布全国的客户经理，都是为了打造自己的“委托理财—集中持股”。
大鹏证券的第二变，是对“控股公司计划”的改革。
2001年，大鹏证券推出控股公司计划，从中国证券市场设计中心请来专家设计股权控制结构，想通过打造“大鹏金融集团”来进行混业经营。最终选定的集团架构是让大鹏证券只保留经纪业务，其投行业务被分拆为大鹏创投，自营业务被分拆为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再加上新成立的大鹏网络、大鹏出版和大鹏国际，这六家公司均由新成立的大鹏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
而同一年的“德隆系”，也通过建立“上海友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去打造自己的金融控股模式。只是注册资本仅几百万的友联，用的是令一种更隐秘的风格。先是用不同的投资主体，对德隆旗下的金融机构分别进行持股，然后再统一授权给不出现在金融机构股东名单里的友联，去进行托管。
搞“委托理财—集中持股”的“德隆系”，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架构，除了欲规避监管在股份比例上的限制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想让外界知道，“德隆系”究竟控制了多少家金融机构。相比之下，选择另外一种显性架构的徐卫国，自然是宁愿用暴露的风险，去换取其他自己更渴望的目标：加强对大鹏的控制权。
2001年8月9日，大鹏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徐卫国为法定代表人。大鹏证券工会委员会占其31.7%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大鹏证券的原股东“兆富”和“金策”则紧随起后，分别占其15%和12%的股份。
2001年8月25日，大鹏证券股东大会通过了股权转让决议，部分大鹏证券的股东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大鹏控股，使其获得大鹏证券20%股份，成为最大的单一股东。但此前大鹏证券的股权是非常分散的，44个股东中最大的持股比例，也就只有4.4%。因此，该计划也理所当然的遭到剩余股东的强烈反对。
从那个时候开始，大鹏证券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而一封封的举报信，也开始飘向了五湖四海。此情此景恰如1997年，通过将君安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增至77%，想要MBO的君安证券。
记得喜读《易经》的徐卫国曾对外称，“大鹏”的卦象是“睽卦”：
《易经》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
据此，徐卫国认为，大鹏证券吉人天相，尽管非议颇多，但只会越来越强大。
但徐卫国这卜卦的水平，恐怕还不如传说唐万新在年轻时遇到的一位“大师”，毕竟“大师”是这样告诉尚未建立“德隆系”的唐万新的：
你辉煌的时候会叱咤风云，但是你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人，而且四十岁将会倾家荡产。
俩人都没能明白，应该是不信则灵。
03
2002年开始飘出的那些举报材料里，主要是指控大鹏证券坐庄操纵多只股票。其中最著名的那支庄股，便是曾改名为龙腾科技的五矿发展。
1999年，大鹏证券用22亿元资金重仓持有龙腾科技，最高持股比例达到流通盘的90%，其中自营资金用了11亿元，剩余11亿元则全部是委托理财资金。赶上了当年“519行情”，所开启的长达两年的牛市，该股就从7元一路涨到2000年底的32元，为大鹏证券带来8亿多元的浮盈。
而除了五矿发展外，大鹏证券还重仓持有了广电网络（维权）、已更名启迪桑德的国投资源等股票。这让大鹏证券在1999年到2001年的牛市间，净利润分别达到了1.4亿元、4.1亿元和1.2亿元，三年累计向股东分红的回报也接近30%。
2001年10月，继当年那场“银苑之光”文艺晚会之后，大鹏证券再次举办了一场豪华晚会，作为成立八周年的庆典活动。前后两场晚会的相同之处有很多，比如都花费不菲，比如都请了不少的明星和名流。这就让唯一的不同之处，看起来非常明显了：后一场晚会是由大鹏证券单独主办的。毕竟在熟读《易经》的徐卫国眼里，八周年是最值得庆贺的一年：
“八”是一个小循环的结束和新循环的开始，于大鹏的意义非比寻常。
但这次对“八”的解释，徐卫国只卜对了一半，“结束”的那一半。
2001年，持续两年的大牛市结束，随后展开的则是长达四年的熊市。这让“委托理财-集中持股”的繁华不再，众多金融机构都如坠深渊，包括大鹏证券。因为以《易经》作为教科书的大鹏证券，其业务模式与当时大部分的券商其实都一样，只不过是开展的更猛烈些：利用委托理财集中持股，牛市赚翻，熊市亏惨。
同样是在2001年，《财经》准备开始写有关“德隆系”的调查报道，了解到此消息的唐万新，专门带着公司的几位高层，与当时《财经》的负责人沟通看法，以解释误会。虽然沟通的时候，德隆被那个关于“为何不披露流通股股东名单”的问题，给问沉默了。但德隆此次的主动表态，还是将当年《财经》的德隆危机系列报道，给争取延缓到了2003年，只比2004年唐万新的被捕，稍早一些。
而2004年的大鹏证券，从年初出现兑付危机开始，10%的保底承诺游戏就玩不转了，深陷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之中。2004年10月，大鹏证券开始分别与格林科尔集团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接触，希望能找到解救自己的“重组资金”。也是在这个月，徐卫国如同三年前的唐万新一样，主动去约《财经》的记者会面。
后来《财经》在相关的文章中提及了此事，说当时满腹心事的徐卫国，并未谈及太多的公司详情，但他很担心刚刚出台的投资人赔付政策，会成为压垮大鹏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言谈之间，也能感知其沉重的心情，特别是他所说的那一句：
如果企业破产，股东将一无所有。大鹏有一部分员工股，跟员工怎么交代？
徐卫国这句话其实有些谦虚了，首先他给员工交代的很好。因为就在跟《财经》聊完的两个月后，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回购了员工在大鹏控股的股权，总额约为8000万元。其中，有大约3000万元为8位高管持股，5000万元为中层和普通员工持股。
其次“股东将一无所有”这句，也说浅了。因为格林科尔集团所聘请查账的审计机构，也在大鹏回购员工股权的当月，提交了审计报告：截至2004年10月31日，大鹏证券的资产为49亿元，负债72亿元，所有者权益为-23亿元，亏损高达44亿元。没多久，格林科尔集团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均拒绝了对大鹏的重组。
2005年1月14日，大鹏证券被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金麒麟分析师）并责令关闭，出身湖北的长江证券，对其进行了托管。几个月后，拥有31家营业部的大鹏证券，被长江证券花费5000万买走了经纪业务。而被裁员裁的仅剩下30多名员工的大鹏证券投行部，则由国信证券以2000万的价格全部接收，包括四个投行项目和所有的投行员工。
2003年是大鹏证券成立十周年，徐卫国以访谈形式著书《与组织共舞》两册，详述自己的大鹏方略，荣辱与共之情毕现。而两年后大鹏证券被托管之时，传说徐卫国以精神疾病为由，拒绝配合监管当局的调查。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精神疾病和秃头、ED一起，成为了困扰金融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的三大“杀手”。
现在看起来，金融行业里主动暴露自己职业健康问题的，已经有“秃皇”王大力和“精神导师”徐卫国了。这就给其他同行留下的借口不多了，似乎仅剩下一个ED。我想，在资本市场的下一个周期里，也许行业里的“ED（英雄传说）”就会出现，毕竟：
风起风停，鹏生鹏灭。
这是一个无限循环。
责任编辑：杨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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