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证券：黄河泛海向东流_新浪财经

　　来源：大力如山

　　孕育滋养着沿河领域的黄河，常被人们亲切的称为“母亲河”。对此最深有体会的，就是那个坐拥黄河故道积淀成平原的地区—荷兰，特别是荷兰的省会城市郑州。

　　1986年的河南，曾发生过两件事。一是方丈位置已空缺300多年的河南少林寺，在年底正式迎来了第二十九代方丈释行正大师。

　　可惜当时已72高龄的释行正，在第二年8月就圆寂了。而得其衣钵传法的弟子释永信，随后开始担任少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寺院的工作。这让多年后的人们，在聊起少林寺时，念得最多的还是释永信大和尚。

　　第二件事是在郑州当地人民银行的关怀下，郑州市证券公司也于1986年11月正式成立。郑州人行不仅给了其1000万的注册资本金，派去担任郑州证券董事长的，还是兼了郑州人行不少下属子公司法人代表的南凤兰同志。

　　可惜那时千里之外的深圳已然崛起，比如央行各地省分机构的证券管理处，最牛的那个就设置在了深圳人民银行。因此，在深圳人民银行关怀下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即便比郑州市证券公司的成立时间晚了一年，却成为现今人们口中的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其江湖地位，如同那位接班的精装大和尚一样。

　　想想总是会替郑州证券觉得不值，毕竟成立初期的郑州证券也挺猛的，是个疯起来连自家河南人都骗的主儿。

　　在1993年3月之前，郑州证券不仅没在上海和深圳设立营业部，甚至连证券交易所的席位都没有。当时仅能开展股票经纪业务的它，只能通过上海或者深圳的当地其他公司进行股票代理买卖。虽然很多其他地方券商也都这样操作，但郑州证券在面对河南老乡的时候，非吹嘘自己在交易所是有席位的。

　　因为这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交易所有席位的券商可以为客户实时交割，而通过其他公司代理买卖的券商，为客户提供的只能是内部交割。在那个年代里，实时交割在内部交割面前，就如同是高频交易一样，再嫩的韭菜也知道选哪类券商。

　　所以，这就让受到欺骗的河南股民十分不满，将此事捅到省内媒体，省内媒体又捅到了北京，最后被《北京青年报》一篇《谁欺骗了上帝》，给直接干到了河南省省委书记的案前。更尴尬的是，跟踪此报道的当地媒体人，后来还把过程中郑州人行护犊子要求删稿的事迹，写成了一篇题目为《和人民银行行长过招》的文章。

　　年轻猛如虎的郑州证券，最终还是没能敌过，在那个年代里就善用“标题党”的媒体老乡。

　　两年后，借着公司股本金从1000万元增至1亿元的机会，郑州证券没多久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黄河证券，也许是为了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也许是为了去拥抱未来的自己吧。

　　只是平安岁月里的人们，常常会选择性的忘记，每当黄河泛滥成灾的时候，它又会被称做“害河”。

　　初创时期的郑州证券，大股东是人民银行郑州分行的全资子公司——郑州银利，因此得以担任其董事长的郑州银利法人代表南凤兰，其位置坐的也一直都很稳。

　　等到改名为黄河证券之后，由于增资扩股引来了山东高新投资这家具有山东国资背景的二股东，山东方面便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钟金龙，来到黄河证券担任总经理。这让过去一家独大的局面，变成了山东与河南两方的掰手腕。

　　但诡异的是，在黄河证券发展进程的某一时点，表面上来自山东的股东，实际上代表的是河南这方，而真正站在了山东这边的股东，表面上看却又是来自河南。而这种情况的出现，要从河南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的副院长席春迎博士说起。

　　1997年，作为河南金融界的学院派代表人物席春迎，来到了黄河证券担任总裁助理。不过，黄河证券并不是席春迎离开教师岗位的下海第一站，他先去的是君安证券。只不过原想站在“君安浪潮”之上的席春迎，没呆一年就赶上了“君安之死”。所以在君安证券和国泰证券的合并前夕，作为君安证券离职大军一员的席春迎，这才有机会衣锦还乡到了黄河证券。

　　而此时只增资至1亿元的黄河证券，虽然没能改变自身业务范围单一的困境，但经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还是夺得了2000-2001年年度监管重点监控十大高风险券商之一的称号。对此一把手和二把手没说什么，急的只有想成就公司也成就自己的席春迎。

　　券商想要扩充自己的业务范围，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金去申请业务牌照。所以，在原有业务上赚不到钱的黄河证券，若想改变自己的困境，就只能依靠老股东继续增资和新股东出资入股。这就给了席春迎一个机会，一个把民企老板谢国胜引进来的机会。

　　谢国胜是河南花园集团的老板，干餐馆起家的他，鼎盛时曾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48位。席春迎算是谢国胜的好友吧，毕竟因为席春迎名字读起来有些女性化的缘故，当时还被一些媒体写出“这个女人比谢小两岁，令谢国胜很是信任和迷恋”的描述。

　　2000年，席春迎曾短暂的离开黄河证券，是去参与当时中原证券的筹建工作。熬不住那段间歇性筹建难产工作的席春迎，没多久再次回到了黄河证券任职，但这次背后站着谢国胜的他，升任了总经理的职务。

　　仍继续担任董事长的南凤兰，对新总裁上位没说什么，因为被替换下的原总裁，一直是跟自己掰手腕的对手方。但被临时下课的原总裁钟金龙，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这就让人感到很奇怪了。一直到2002年3月，席春迎攒出黄河证券的第二次增资扩股，答案才被逐渐揭晓。

　　黄河证券的第二次增资扩股，将自身的资本金从1亿元提高到了12.8亿元。这让其随后没多久，就先后拿到了主承销商资格、A股和B股交易资格、受托资产管理资格、证券投资咨询资格等几乎所有的券商业务牌照。而负责此次增资扩股计划的席春迎，被股东大会选举为新任董事长，钟金龙重新恢复了总经理原职，原董事长南凤兰则成为了公司的监事长。

　　春风得意的席春迎，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就以其作为非股东董事却能成为董事长为例子，被媒体称赞为“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只是后来被爆出的，在第二次增资扩股后仍为第二大股东的山东高新技术投资公司，在出资前与谢国胜控制下的河南信心药业公司签订股本转让协议，成为其“代持股东”一事，让这个例子变得似乎不是特别的恰当。

　　不过，这次增资后成为黄河证券第一大股东的“泛海系”，并没有派出代表参与公司管理的事实，也证明了在那个时刻，大股东对席春迎担任董事长一职，也是认同的。毕竟在当年7月，黄河证券也顺从的迁至北京，并更名为民生证券。

　　学院派的席春迎，加入过君安证券的席春迎，骨子里遵循的还是市场经济，而其带来的这次增资扩股，也成功的让民生证券成为我国第一家，在股权结构上可以显示为民营的券商。只是民营资本，就真的更能代表市场经济吗？

　　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黄河水清时，青山埋骨处。

　　黄河证券改名为民生证券之后，虽然注册地由河南变为了北京，但营销管理部、机构业务部、证券投资部等几大业务总部，都被席春迎放到了深圳，那个君安证券曾经盘踞过的地方。

　　而民生证券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先从中后台部门开始的，首先就是把以行政后勤支持为主的人事部，改成了以人力资源配置为主的人力资源总部，其新任总经理燕文波，来自于君安证券。

　　再然后，那些营销管理部、机构业务部、证券投资部等前台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才前后脚的“空降”到了民生证券，包括在君安证券时就负责债券业务的齐国旗，也来到了民生证券担任负责固收业务的副总裁。这一波民生证券的吐故纳新，在其内部被统称为“改良种子”计划。

　　当时大家之所以能知道他们这个“改良种子”计划，要归功于原《证券日报》的副总编袁启华，跳去了民生证券担任董事长助理。专门负责公司品牌建设的他，让民生证券的这波“熊市抢人才”动作，一度成为业内讨论的热点。但让民生证券变得更吸引大家关注的事件，还是原证券业协会副会长马庆泉的加入。

　　马庆泉是担任过广发证券总经理的老证券人了，虽然其在广发证券的结局，是同申银万国的阚治东、海通证券的李惠珍这两位大佬一起，因二级市场违规操作而被处罚免职，但之后还是顺利担任了嘉实基金的董事长。只是他不该挤兑时任嘉实总经理的洪磊，后来被爆出来的“基金黑幕”一事，不仅让洪磊升任为证监会基金部的副主任，也成为了马庆泉被调任证券业协会的导火索。

　　多经风雨的马庆泉，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在收到河南老乡席春迎邀请其加盟民生证券的建议后，还是心如少年的冲动了起来，正如他对媒体所说：

民生证券让我有种做事业的冲动。

　　这话整的，好像民生证券是一块无主之地似的。

　　2003年3月，马庆泉要加盟民生证券担任总经理的消息被媒体传了出来，包括民生证券的公司内部网站也公布了这个消息。只是这一回，再次被替代下课的第二大股东代表原总经理钟金龙，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沉默，更不用说那位已被挪至监事会担任主席的前董事长南凤兰了。因为2003年4月28日，不仅是民生证券召开股东大会的日子，也是一场宫斗剧被揭开的日子。

　　当时恰逢北京非典时期，席春迎等民生证券的管理层，本想据此要求此次股东大会延期召开，但遭到了大股东“泛海系”的拒绝。而在4月27日的大会召开前夕，“泛海系”找席春迎等高管谈话，提出改组董事会、改选董事长、由中国泛海的一名董事担任董事长的改组计划，也遭到席春迎等人的拒绝。

　　而在4月28日那天的股东大会上，先是花园集团等部分股东代表，对泛海等股东的“变相抽逃资金”行为提出质疑，认为对民生证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要求公司董事会就该问题向有关部门报告并查清后，才允许泛海等股东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

　　随后泛海委派的股东代表提出改组董事会、改选董事长的“临时动议”，并散发了事先印好的投票表决表。不过花园集团等部分股东代表，认为此临时动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应列入会议议题。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会议的主持人席春迎，只能痛心疾首的宣布：

考虑到股东之间分歧较大，会议无法继续进行，休会。

　　现任董事会的主要支持者南阳金冠、莲花味精、新乡白鹭和花园集团等4家股东代表，随即退场。

　　中国泛海、山东高新技术投资、郑州银证实业等剩余9家股东单位代表，不仅没有离开会场，还用合计占全部股权66.856%的代表比例，一致通过了“关于更换股东大会主持人的提案”，决定由泛海控股副总裁岳献春接着主持股东大会。

　　5月10日，中国泛海等股东代表在北京继续召开会议，以现任董事会滥用股东资金、不合理分配法定公积金和风险准备金等理由，通过了罢免席迎春董事长职务、改组民生证券董事会的提议。两天后，当“新董事会”来到民生证券总部，准备接交工作时，现任董事会及管理层，以“新董事会”不合法为由拒绝交接。

　　好在这些人都是在资本市场浮沉多年的高素质人才，当天双方就这个交接矛盾，展开了亲切友好的谈判，在现场有110维持治安的环境之下。

　　后来的事情，就是在两方股东分别上书证监会要求彻查对方后，证监会派出工作人员入驻民生证券进行调查，并对其下发《关于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有关报告的复函》，要求：

由席春迎、钟金龙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对公司所有事项及公章使用实行双人签字，共同负责。

　　这个“双签”的出现，让民生证券变得连新添一台复印机都做不到。因为所有需要从财务出钱的计划，都必须由董事长和总经理共同批准。但一方签过字之后，另一方就不会同意，成功的形成一个闭环。

　　两个月后，有钱的泛海，归还了民生证券被“变相抽逃”的4亿元注册资本。没钱还民生证券1.24亿元欠款的花园集团，则被有关方面通过拍卖程序，将其所持民生证券的部分股份拍卖给了泛海。2003年12月27日，民生证券召开新的股东大会，在有证监会现场监督的情况下，泛海控股副总裁岳献春成为民生证券的新任董事长。

　　黄河清了，民生也立了，但不仅自己喜欢读《把信送给加西亚》，还将此书推荐给民生证券每一位新招募员工的席春迎，却没能成为书中的“安德鲁·罗文”。

　　他就像那封信一样，被别人送了出去。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深刻理解此话含义的岳献春，在初任民生证券董事长之时，很聪明的没有设置总裁这个职务，原总裁钟金龙，只成为五个副总裁中排名第一的常务副总裁。或许这种安排，就是为了从根儿上断绝，上次那类因总裁职务更替而产生的矛盾。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费心安排，毕竟光听新任董事长岳献春的首次发言，就能让所有人都觉得浑身充满了正能量：

民生证券全体董事和经营班子成员要树立“以诚信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的理念，在股东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在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让民生证券发展成为一个规范自律、具有高度竞争力的证券公司，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企业。

　　所以，当2006年来到民生证券担任固收业务分管副总裁的王培荣，在2014年出了因债券承销业务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河南检察院逮捕一案。而我看了其辩护律师周泽在网上披露的一些内容后，是非常震惊的：

王培荣称，被引进民生证券时，当时的董事长岳献春曾口头允诺可以按照业内通常的标准，在承揽项目获得的收入中向王培荣打包支付30%作为外协顾问费和王培荣的奖励。

　　开玩笑，董事长能说这话？要说也应该由总裁来说。额，等一等，好像那时是没有抓业务的总裁。一直到2009年，投行业务出身的罗凌，才来到民生证券担任总裁。

　　2008年的罗凌，还在联合证券担任分管投行业务的总裁助理。两年前刚经历过保荐承销业务被证监会暂停的联合证券，在华泰证券出资控股之后，此时的投行业务发展，已经开始渐入佳境，并仍保留着联合证券的名称。只是很快，“联合”在2009年的8月变为了“华泰联合”，只比罗凌离开联合证券的时间，晚了2个月而已。

　　有了罗凌之后的民生证券，在投行圈子里的口碑，迅速变得同当年的联合证券一样，那就是“该给的奖金，一点都不会少”，如果换作书面语表达，正是罗凌口中的：

从市场起步的券商，就要用市场规则做事情。

　　罗凌的这句总结，在2012年接替岳献春担任民生证券董事长的余政眼里，应该是比较欣赏的。毕竟余政自己就没少在公开场合上表态，说什么在他眼里，民生证券的特色就是投行和研究这两块业务。而针对研究业务，余政到任没多久，还亲自请来了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来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余政的重视没什么毛病，一个能迅速提高行业排名的投行业务，一个能迅速提高自身知名度的研究业务，正是预备上市券商最喜欢对外提的两块业务。只不过很多人会遗忘，预备上市的券商，还有另外一个不喜欢对外提的需求，那就是掌控这家券商的高管，必须全是自己人。

　　自2012年余政从民生投资来到民生证券之后，民生证券的高层班底里，也陆续换上了6名出自民生投资的高管。2013年10月，恰逢国内IPO业务进行财务大核查的停摆期，罗凌提交了辞呈，一个月后离开了民生证券。在这一时间段内，同时离开的还有六七名保代。

　　接替罗凌总裁职务的原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苏刚，有着泛海集团的背景。就在苏刚上任后没多久，民生证券的投行业务完成了整改和监管验收，并于2013年12月正式恢复资格，而民生证券预备在2016年或2017年冲刺IPO的计划，也已然在内部形成。

　　虽然在2014年，民生证券又离开了六七名保代，不过已完全被泛海系高管掌控的民生证券，对此好像并不在意。可公司想要上市还是需要业绩支撑的，即便是作为金融机构的券商也不能例外，更何况还是一家民营券商。所以，民生证券那个冲刺IPO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丝毫不让人意外。

　　好在民生证券马上就学乖了，先是在2016年的年底，聘请了曾担任证监会创业板部主任，又有山东证监局多年履职经验的冯鹤年，来担任民生证券的董事长。又在2017年的10月，聘请了有证监会任职经历，又有带领中原证券上市经验的周小全，来担任民生证券的总裁。外行要是只看这两位高管的出身，恐怕不少都会认为民生证券是个国企。

　　但作为纯正民营券商的民生证券，其所面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如果上升到理论高度，都算得上是典型的委托-代理机制问题：能给券商带来业绩的高管们，只是来去如流水的代理人，而真正的掌控者作为委托人，如果不用自己人，稍有不慎羊毛又可能全被外人薅了去。

　　你我都懂，无论是民营券商还是国营券商，都会存在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只是更追求市场化的民营券商，想要解决这类问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毕竟从更宏观的角度上看，国营券商的所有高管都只是代理人，而如今的这些代理人们，如果记得早年那批想搞MBO的失败案例，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其他念头的。

　　但在民营券商里的高管之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斗争，从始至终就从未真正停止过。所以，你要想问民营券商几多愁？

　　恰似黄河泛海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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