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力如山
1988年，刚从杭州师范毕业的Jack Ma，被分配到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担任英文及国际贸易的讲师。当其还在为优秀青年教师这一荣誉努力的时候，已经在同城的杭州大学里教了六年书的Guanjin Hu，不仅在学术上拿到了副教授的头衔，并作为经济系副主任承担了一定的管理职责。
就在留校任教满七年的时候，早已按捺不住的胡老师，辞去学校的职位踏上了南下深圳的列车。靠着年轻副教授的招牌，胡老师很快变成了国企的胡老总，并将自己的妻子调入国企混上了个清闲的铁饭碗。
六年后，只拿到优秀青年教师头衔的马老师，同样在其任教满七年的时候，从学校辞去了教师的公职。只不过其创业的启动资金是借的，甚至公司仅有的三位员工，还是把自己和老婆都算上了。
从高校辞职后的第五年，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胡关金，工作单位也从国企挪到了机关。担任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副主任的他，终于开始为未来的资本市场生涯积累资本。同年的马云，虽然才把自己的翻译社经营的营收持平，但聘来的外教让他第一次了解到了互联网，也进而点燃了其心中的梦想。
从高校辞职的第五年，马云正式上线了阿里巴巴网站，并且从国际投资机构的手里融到了2500万美元，开始一步步构建未来的阿里巴巴帝国。同年的胡关金，已经从深圳证监办调至国信证券担任总裁，未来的他将这家在深圳名不见经传的证券公司，打造成了一家全国性的券商。
2010年，胡关金从银河证券总裁的位置上挂印而去，不再到各大券商担任“打工皇帝”的他，开始了自己在二级市场上的自主创业。同年的马云，已经把阿里巴巴带上了港股市场，逐渐放手具体经营的他，开始更多的去为“公益事业”站台。
2014年，在当年同时成为中国和亚洲首富的马云，向自己的母校杭州师范大学捐赠了1亿元人民币，设立了“杭州师范大学马云教育基金”。同年的11月份，已经退隐四年的胡关金被警方带走，而已经将其母校杭州大学合并的浙江大学，也不再主动提起有过这样一位“优秀”的校友。
时至今日，Jack Ma的新闻仍常在，Guanjin Hu的消息已难寻。
01
90年代初的中国，各地政府还用不着互相比拼着自己开了几家证券公司。因为在当地能有家证券营业部的，就已经算得上提前登陆中国的资本市场了。
在当时拥有营业部数量最多的地方，是分别驻扎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海、深圳这两座城市。虽然在数量上都差不多，但上海的申银、万国和海通这三家，不仅在名字上都已正式注册为证券公司，而且其各自的掌舵者也都在资本市场上步带风云。
而深圳的特区证券、中行证券和国投证券这三家，其全称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不仅只有特区证券被正式命名为了证券公司，就连掌舵者也只有特区证券的廖熙文，能以“南有廖熙文”对上那句“北有管金生”。
深圳的这三家，正好分别代表了当时设立营业部的三种主要形式：地方人行设立、商业银行设立和信托投资公司设立。
只是当时股东背景最强的中行证券，即使有着央行、总政和国安的入股，仍然早在1995年就被央行接管，并由广发银行在第二年进行了收购。而早期成长最迅速的特区证券，在廖熙文走后就难止下滑的趋势，哪怕是把名字改为了巨田证券，也未能逃脱06年被招商证券托管的命运。
任谁都想不到，至今仍屹立在资本市场前列的，却是当年“老三家”中最不被看好的国投证券。只不过现在的人所听到的，都是他更改后的新名字-国信证券。
在被华润控股之前的深国投，确确实实是深圳市政府的亲儿子，否则不会在87年就亏损了六千多万元，并负债1个多亿的美元。
也就是在这个破产的边缘，深国投从人行深圳分行迎来了李南峰主任，这才有了后来的起死回生。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央行出来的人，才能救得了一家金融机构。
李南峰在去深圳人行之前，是在央行的金融研究所做研究员。而被刘鸿儒副行长分管的金融研究所和各地分所，在未来也走出了很多资本市场的大佬，比如深圳研究分所的所长廖熙文。
就在廖熙文创办特区证券的同年，李南峰也从深圳分行调至深国投开始主持工作。两位曾经的老同事，一个站在前线，一个隐在幕后，开始通过各自手下的证券公司继续新一轮的“比学赶帮超”。
这两家证券公司早期的发展风格，各自都带着两位掌舵者很深的成长烙印。
从“五道口”一毕业就去了人行工作的廖熙文，其所带领的特区证券，作为老师刘鸿儒亲自关心才审批出的全国第一家，一直走的都是高举高打的上层路线。当然，也走了下层路线，只不过大多是让手下走的，最后出了占用客户保证金的事。
而行伍出身又在母校川大任过教的李南峰，其所带领的国投证券，作为深圳市政府的亲儿子公司，一直走的都是稳步发展的下层路线。当然，也走了上层路线，只不过大多是让手下走的，最后出了把胡关金拉下马的事。
1985年，从央行调任人行深圳分行当副行长的王喜义，下了火车刚踏上深圳的地面，就见到了主动骑着自行车来接自己的小伙子李南峰。几年后，担任过深交所第一任理事长、并推荐刘瑜和张瑞林创办招商银行的王喜义，又被调回了央行去担任资金司副司长，在随后的央行资金司里出了两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和肖钢。
退休多年后的王喜义，在向媒体讲述过往时，仍念念不忘当年在火车站遇到李南峰的那一幕。
02
1994年，国投证券从深国投独立了出来，成为全国信托投资公司中首家分业设立的证券公司。
虽然那时的证监会已经成立了两年，但行政地位还不太高，不仅连两大交易所都管不住，甚至也无法掌控各地的证券公司。而地方上的证券公司，全由地方上的证管办进行管理。
同年，胡关金履任深圳证管办副主任。五年后才被证监会收编为派出机构的证管办，当时的人权和财权都归到地方政府。而设立征管办的地方政府虽然有不少，但真正能称得上高规格的，也就只有辖区内存在着大量相关单位的上海和深圳了。
比如当时的上海，委任了市政府副秘书长韩正兼任上海证管办主任。而深圳证管办的主任刘新华，则是深交所老总庄心一的好哥们，未来这哥俩又差不多同期一起搭班子，在证监会担任分管不同业务的副主席。
在胡关金担任副主任这两年的时间里，跟着自己的领导刘新华主任，同当时深交所的几位副总关系都处的不错，特别是庄心一从北京带过来的张育军。八年后，担任华西证券总裁的胡关金，将华西的总部从四川搬迁到深圳，虽然惹怒了四川政府，却拉近了同张育军总经理治下深交所的距离。
而除了监管上的朋友，分管辖区内证券公司的胡关金，也跟深圳几家证券公司的高管们打的火热。只不过，大多数高管们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态度，更多的是那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也许只有国投证券董事长李南峰，在面对同样是高校老师出身的胡关金时，能够真正的聊到一起。
1996年，深圳市政府在无法对南方证券、招商证券进行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决定对国投证券进行改组，派遣胡关金到国投证券将其打造成一家完全属于深圳市的全国性证券公司。而直到两年后，上海才决定打造自己的东方证券。
在国泰、华夏和南方这三座大山已起，中金和中信也已孕育而生的市场环境下，当时想要突出重围的国信，就像想成家的破落户一样。胡关金来了之后，给天生“肾亏”的国信开出了一味药：开源节流。
从表面来看，开源是开在业务上，但任何一项业务能够突起，仍然要依靠背后的人。
在经纪业务上，胡关金在公司内部设立了电子商务部，并找来红岭中路营业部总经理段文清来担任电子商务部老总，随后花费上千万打造出了属于国信自己的“银证通”模式。
就连当时招商证券的老总万建华，其依靠招商银行所打造的“银证通”，仍然赶不上国信在市场上的水平。就连在胡继之时代的泰然九路营业部，家底仍然是当年“银证通”带来的客户，只不过发展到顶峰靠的是新打法而已。
也因此战绩，段文清被汉唐证券挖去担任分管经纪业务的副总裁，靠着在汉唐证券发明的“年费”佣金制，几乎打蒙了市场上所有的券商。一直到2004年汉唐证券出事被托管，段文清这才又到华西证券担任副总裁，为老领导胡关金开发华西证券的“银证通”业务。
2013年，刚担任宏信证券总裁没多久的段文清，因涉嫌在国信证券任职期间受贿被抓。2014年，因在国信证券买楼过程中受贿52万元的段文清，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在投行业务上，就在胡关金担任国信证券总裁的当年，证监会出身的江长龙来到了国信证券，担任分管投行业务的副总裁。一年后，默默无闻的国信证券，在主承销总家数的排名中位居全国第二。
尝到甜头的国信证券，在随后几年分别迎来了证监会发行部出身的郜泽民、深交所出身的李凤梧和证监会上市部处长张桂庆。当凑满这四位来自证监会系统的高管后，国信证券不仅稳居全国主承销家数的前3名，其投行业务利润也占到了总利润的50%。
也不止是高管，包括投行的基层搬砖员工也开始逐渐扩招。
1997年，未来的中信建投副董事长李华强、未来的国信证券副总裁胡华勇，依次来到国信证券投行部担任项目经理。1998年，未来的国信证券投行四部总经理李绍武，来到国信证券投行部担任项目经理。2000年，未来的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来到国信证券担任项目经理。当然，让后两位比前两位更出名的不是其职位高低，而是双双因创新类型证券犯罪而被抓捕。
至于在节流方面，则是采用了拼命压缩成本和末位淘汰制这两大法宝。不过这两大法宝，就像金角大王的紫金葫芦一样，可以把对手装进去，也能把自己给兜进去。
在压缩成本上，会把每个员工的支出和当月的收入挂钩，虽然可以激励一线员工努力创造收入，但也让大量的中后台员工心塞。而那时能到证券公司里担任中后台员工的，大多都不是什么普通吃瓜群众。
至于这个末位淘汰制，虽然符合市场的竞争原则，但也让一些员工为了保住职位，而开始动其他的念头。比如最终把胡关金拽下来的，就是当年在国信投行部淘汰名单里的孙明霞。如果不是因为股权业务没做好，当年的孙明霞恐怕也不会打起债券业务的主意来，以致于十年后顶着“债券女王”的光环进了牢房。
2004年，当年交代胡关金把国信打造成全国性券商的深圳市市长李子彬，来到了国家发改委担任副主任。同年，带着孙明霞转战华西证券的胡关金，在和发改委财经司司长张东生吃了顿饭后，被推向前台的孙明霞开始陆续承揽胡关金老家浙江的企业债。
其实，在胡关金带领下“成家”的国信，走的大多也不是其所标榜的群众路线。直到下一任总裁胡继之的到来，国信才真正的依靠群众路线开始“立业”。
03
在胡关金打通“向上要权”的道路之后，来到国信的胡继之所要做的，就是前任没有做彻底的“向下放权”。
比李南峰年轻四岁的胡继之，从地处成都的另一所大学—西南财经毕业之后，追随众多校友的脚步进入了央行系统，一直在武汉做到分行金融研究所的所长，之后也来到了人行深圳分行，几年后从人行调到了深交所。
2002年，深交所副总胡继之去国信当总裁还真不是高攀，毕竟只比他早下海一年的上交所副总李明山，去的是海通证券。当国信来了这样一个“高配”的总裁，已经接替李南峰担任国信董事长的胡关金，其离开注定也只是早晚的事儿了。
多年后的两位胡总裁，在回忆同时在国信的那两年时，一位说自己没干事是因为早就想走了，另一位说自己没干事是因为在潜心设计改革制度。
当胡关金在2004年彻底离开国信的时候，在农村干过四年生产队长的胡继之，开始在公司的经纪业务推行“准企业家”模式，以试验自己的放权式改革。在这套模式下，每一家营业部都是一个独立的“狼群”，每一个营业部老总就是自己狼群的头狼，而每一个不够强壮的头狼，还会被自己群狼厮杀下马。
2005年，在三家券商竞标中获胜的国信证券，收购了当年被托管的民安证券的17家营业部。但在之后几年里，胡继之只将营业部扩展到68家便不再轻易扩张。
这以深圳泰然九路、北京平安大街、上海北京东路和广州东风中路营业部为首的六十八个“狼群”，为国信拿下了全国排名前五的交易额，紧紧贴着营业部数量三倍于国信的银河证券。只是发展到后来，羊不够吃的狼群开始互相厮杀，头狼的任命也逐渐开始变得任人唯亲。
1997年来到国信证券，历任广州东风中路、深圳红岭中路营业部总经理，并最终担任分管经纪业务副总裁的陈革，虽然协助胡继之带起了国信的经纪业务，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其提拔了大半的营业部老总。之后泰然九路营业部帮泰瓴资本“干私活”的事情，也揭开了内部经营混乱的一角。
2004年，投行业务迎来了保荐制度，各家券商都在收缩队伍进行观望，包括正处在权利交接期的国信证券。原本150多人的投行队伍，有些无能的被淘汰，有些优秀的去了华西，最后只给胡继之留下了70多人，好在胡华勇、吴卫刚和张群伟留了下来。
第二年，原深发展银行行长何如来到国信证券担任第三任董事长，其为国信带来的“见面礼”就是大鹏证券的投行业务及员工，将70多人的投行队伍扩充到100多人。
作为股东代表的董事长何如很少在外抛头露面，但在背后却给了胡继之不少支持，就像胡继之在一次采访中对其评价的那样：
能顾全大局、处事稳健，有很高的管理能力和很强的协调能力。
在投行业务中同样走了放权式改革的国信，只不过把 “准企业家”换成了“准合伙人”的叫法，倒还不如直接称为“大包干”显得更敞亮。
跟“平安模式”不同的是，在2010年就把投行队伍扩充到500多人的“国信模式”，其引进的“包工头”们更像是一群小薛荣年，无非是每一个的相似度都有高低不同而已。除了当市场不好时，“国信模式”会积累大量的人力成本以外，真正让其饱受诟病的是“保荐+直投”的模式。
国信证券旗下负责直投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国信弘盛，其当时的董事长就由时任投行事业部总裁的胡华勇兼任，而国信弘盛在2011年所投的六个成功上市的项目，保荐人全部为国信证券。更别提国信证券与和泰创投的关系，就像兴业证券与兴烨创投一样暧昧。
包括投行内部的一些员工，也是向公司有样学样。1998年加入国信投行的李绍武，让家人随便成立了一个公司，就干起了“直投+保荐”的全套服务，一直到十年后作为资本市场“PE腐败”第一案的主角，这才被暴露于世人面前。
同样在国信干了九年投行业务，并出过三本书的谢风华，不仅成为国内“保代内幕交易第一案”的主角，当案发时选择潜逃国外的他，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被国际刑警通缉的保荐代表人。
就在国信证券成功上市前六个月，胡继之离开了国信证券总裁的位置，去专心打造一年前从深圳市政府手中接下的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正如十八年前接下打造新帝国命令的胡关金一样，只是一位尚壮年，一位近暮年。
当年胡继之在国信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写着“圣人无梦”的字。但其放在家里的那副所对应的“大象无形”，恐怕才是他一生真正的所想。
04
前后两任都姓胡的总裁关金和继之，虽然分别带领国信实现了“成家”与“立业”。但业内的人们在谈到国信胡姓总裁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念继之而不是关金。直到其下一任总裁的结局出现，才转移了大家更多的注意力。
胡继之从深交所副总位置上离开的时候，陈鸿桥还在深交所担任创业企业培训中心的主任，一年之后才坐上副总的位置。当陈鸿桥从老领导手里接下国信总裁的位置时，两人在深交所共同的老领导张育军，已经在证监会担任主席助理了。
虽然本科跟胡继之同样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但张育军更感谢自己在五道口读硕士的那段经历，毕竟可以跟同届的朱从玖一起拜在刘鸿儒的门下。而其之后在北大读博士的经历，也只是让他多了陈鸿桥和郁亮这两个小学弟而已。
2008年就启动上市工作的国信证券，在陈鸿桥上任的两个月后进入了快车道，不仅在之后的两个月内完成了五次反馈，又赶在年底正式登陆了A股市场。只是一年后“复杂”的救市事件，让这位在深交所负责培训业务出身的学者型官员，开始感到“疲惫”不已。
2015年10月，陈鸿桥被发现在家中自缢。在之后陈总的追悼会上，其北大的校友郁亮说到：
陈鸿桥近年潜心学术，又肩负管理重任，压力之下生活不规律，乃至出现严重抑郁症状，同学好友都没有及时发现。
此时距离被传身患严重抑郁症的魏东跳楼身亡，尚不满八年。
接替陈鸿桥担任总裁职位的，是上交所交易部副总出身的岳克胜，也是一位在97年就加入了国信的老员工。
在国信证券工作的二十年里，历任经纪管理总部总经理、风险监管总部总经理、经济研究所所长、首席风险官和国信期货董事长的岳克胜，把除了投行外的各业务条线几乎都轮了一遍，也只有这种经历过两任胡总裁的老兵，才真正懂得国信的“红与黑”。而胡华勇这群国信投行的老兵们，大部分也都还在。
只是当年下场厮杀的众“英雄”们，没有了盾牌，尚能亮剑否？
责任编辑：杨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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