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力如山
在银河证券成立之前，券商所起的名字中，最霸气的就是“华夏”了。特别是在无人敢用“炎黄”的情况下，哪怕是同年成立的“国泰”，在跟华夏儿女的概念相比，仍然还是差点事儿。
敢在国内用这种概念作为自己名字的，除了有大想法的皮包公司们，就是那些背后确实站着一个大能量的公司了。华夏证券就是上述第二种，只不过其背后站的大能量不是一个，而是四十一个。
1992年，国家批准组建了三大证券公司：北京的华夏证券、深圳的南方证券和上海的国泰证券。其中华夏证券是由工商银行作为牵头方，并联合其他41家大型企业共同组建而成。
要想了解这三家在成立时分别都是什么地位，可以从各自的英文名中看出些端倪。其中国泰证券的英文名：The GUOTAI Securities Co．，Ltd．，读起来倒是有气势，只是这股子气势让外国人不太好理解。南方证券的英文名：China SouthernSecuritiesCo．，Ltd．，虽然能让外国人看得懂，不过在气势上就略逊色了一些。
而我们华夏证券的英文名：China Securities Co． ，Ltd，不管你是谁，看了之后有什么不服的吗？
在那个年代里，最要面儿的公司，在刚开始成立时都会特别选择一个有特色的注册地。正如华夏证券，其初期的注册地就设立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三号楼，比放在物资大厦的南方证券和浦东乳山路的国泰证券要洋气多了。
当然，人家要的不仅仅是洋气。西苑饭店是一家早在1984年就成立的五星级酒店，其所在地位于北京动物园附近，过去曾是帝王狩猎的专用场所。
也许在一开始，国内的证券市场在华夏证券眼里，就是一个狩猎场而已。
01
华夏证券是有这个底气的，而这个底气则来自于工行。
早期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不仅是由央行来负责审批和监管，而且绝大多数也都是依托于银行背景才得以成立的证券公司或者信托投资公司。所以国内的四大行，就成为了当时证券市场上最大的四位小弟。
至于市场上的大哥是谁？自然是既吹哨又下场踢球的央行了。
当年的四大行，在资本市场上最活跃的就是工行和建行了。虽然组建国泰时的建行行长是周道炯，而组建华夏时的工行行长只是刘延焕，但工行却拥有当时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
这个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就是工行上海分行下辖的静安证券营业部，不仅在84年代理发行了“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这两只国内最早的股票，而且小平同志在86年赠送给纽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的“小飞乐”股票，也是出自于这家营业部。
工行上分后来还以此营业部为基础，从央行上海分行手里接过了申银证券，并将其打造成了可以同国泰证券并肩的另一巨头，共同矗立在东方的魔幻之都上。
但当建行迎来了王行长，且前任行长周道炯调任证监会主席的时候，建行在资本市场上的步伐，开始逐渐的赶上工行并将其超过，包括最终处置华夏证券的各方也都同建行或多或少有着联系。
华夏证券的第一任老总是从工行出来的邵淳，虽然不如农行出来担任南方证券老总的沈沛更出“名”，但其在华夏的那段经历，也比从建行调至国泰证券的周汉荣要精彩多了。
这三位银行系出身的大哥在去各家券商之前，最舒服的要属担任过工总行计划部副主任，之后又去负责华能集团财务公司的邵淳了。说真的，四大总行出来的央企财务公司负责人，放现在也是个千金不换的位置，所以再挪地方的原因也就只剩下本人想要再去“进步”了。
只是这种“进步”的想法，能成人，亦能毁人。
一张嘴就带着张家口口音的邵淳，虽然正经毕业于央财金融系的本科生，但读书期间考试成绩大多处在及格水平的他，在66年毕业时并没能拿到建行的OFFER。毕竟当时全国就只有建行这唯一的一家商业银行，其录取率比现在任何一年所称的“最难毕业季”的都要低。
好在对那时的大学生来说，毕业就下乡去种田并不是什么羞愧的事。一年种田的时光，加上十年县文化馆搞版画的生涯，让邵淳在遇到机遇的时候，“进步”的渴望会比任何人都要强烈。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当年除了在国家层面上开展了自卫反击战，常年拿画笔的邵淳也借着农行恢复成立的消息，为自己的未来打了另一场“反击战”。就在这一年里，有着央财金融专业本科文凭的他，从县文化馆直接跳到了农行河北省分行。
终于能专业对口的邵淳，从省分行办公室的秘书文员做到张家口支行的副行长，只用了三年时间，并在第四年直接被调到了工总行计划部。如果把邵总在农行四年的升迁之路，看作是高速行驶的话，那么调至工总行之后的邵总，就是下了高速换高铁了。
在工行半年就从处级升为副主任的邵淳，在六年后调至央企华能集团掌管其财务公司，后来又来到了华夏证券。这所有的一切，均缘起于邵总“进步”的引路人—工行常务副行长黄玉峻，同时也是华夏证券的首任董事长。
由四大行常务副行长亲自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当然不能给领导只留下一个董事长的位子。黄董事长治下的华夏证券，上到副董事长、总裁和副总裁，下到大部分中层和基层员工，全是出自于工行系统，包括邵总的夫人也是在华夏证券初创时期加入的。
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公司里担任投行部老总的王东明，是来自于一家房地产公司。
那家房地产公司叫做华远，国外留学回来的王东明虽然只在那里干了三年的副总，但除了结识了同事“任大炮”以外，当年也有很多向陈元董事长汇报工作的机会。
当然，东总毕竟不是个纯承揽业务的“串串”。从华远出来后的他，是先在加拿大丰业银行的证券公司部里学了五年的金融手艺，这才跑去华夏证券的。
后来跳去华夏还是源于在一次同业应酬中，酒后的王东明多介绍了几句在联办工作的弟弟。当天同席的邵总虽然没说什么，但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找王东明喝早茶，通过许以投行部老总的位子邀其加入华夏。
年轻时的东总，也是一个没少被公司坑的主儿。这第一个大坑就来自于华夏，当王东明往华夏引了不少业务后，当初给的能根据业绩再“进步”的许诺却成了一句空话。愤而带着项目和手下出走的东总，接受了南方证券抛来的副总裁职位。
当然，那时的王东明并不知道，这南方证券会是他遇到的第二个大坑。
虽然将王东明带至南方证券的四个投行项目又抢回了大半，但邵淳也因此与自己当初招揽进来的“黑马”开始交恶。1996年，证监会信息部副主任林义相来到华夏证券担任副总裁。
1997年，已经接任华夏证券第二任董事长的邵淳，想挖南方证券的副总裁王巍却未能成功时，也许并不清楚东总和王巍不仅做过同事，也都同属于老“海归”的一派。否则，估计也不会做出后面能惊动高层亲自批示的“大事”来。
两年后，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陈耀先亲自来到华夏证券，除了宣布“华夏证券公司严重违规，最近又有新的发展”外，专门又宣布了邵淳的停职检查通知。
这“新的发展”，就是来自于朱总理亲自批示的华夏证券购买航母一案。
02
除了盛产美女以外，乌克兰还是个出劳力的地方。在苏联解体之前，能造出航母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就坐落在那里。该船厂作为黑海地区最大的一家，也被老铁们亲切的称为黑海造船厂。
不过，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包括接不到持续大订单的黑海造船厂，为了维持生计，也开始办起了绝缘油漆粉刷厂、家具厂，甚至是施工队等副业。甚至要变卖家里的两个“大家伙”，而其中那艘“瓦良格”号航母，最后就被我们给买了回来。
买船这事，用的是我国在国际上一贯的做法，站在台面上来操作的是一位“爱国港商”。不过，当年那位“港商”的钱兜子稍微薄了一些，事还没办完竟被香港的金融危机给闹破产了，无奈之下只能在国内又到处找钱。
第一个找的是马蔚华，人倒是找对了，但找的时机不太对。当时的马行长是人行海南省分行的行长，还不是招商银行的行长。其实，人行省分的行长多少还是能让当地机构给凑点出来的，但关键马行长呆的那地方，正是刚抹了泡沫的海南省。
而这第二个人，就找到了华夏证券的邵淳。找华夏也是有道理的，毕竟要找证券公司的话，第一个自然要去找“China Securities”。爱读金庸的邵淳最懂“侠之大者”是什么意思，二话没说就让华夏下属的实业公司出了2000万美元。当然，也是因为出面跟邵淳谈这事的是“两把菜刀”前辈的后人。
有时候在钱的事上，找经营机构的是要比找监管机构的好办。但也有时候，监管机构的人可能不是办不了，而是压根就不想给你办。比如这买航母的事，一开始在政府高层就有着不同意见。这前脚钱刚花出去了，后脚带着朱总理批示的陈耀先就来到华夏，亲自摘下了邵淳的帽子。
不管怎么样，没有这档子事，也就没有未来的“辽宁号”，也许局座召忠会留下更多的眼泪。
虽然之后，并没有从邵淳身上查出这次买航母涉及什么“回扣”的事。但是国企董事长的一句话，就能随意调动公司手里2000万美元的资金，也已经暴露出华夏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了。
这次购买航母的钱是华夏的下属实业公司出的，而把华夏拖垮的，也正是其大肆兴办各种实业公司。说到这个兴办实业的问题，不得不又要提起南方证券了。
1993年，人行召集南方、国泰和华夏这三大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开会，要求各家汇报自己未来的工作计划。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南方证券提出了“实业与证券两个轮子转“的发展思路。
思路虽然看着不错，但这群银行系统出来的高管们，是把股民的保证金看作银行存款的。所以，公司后来就拿这些钱开始投资高速公路公司、房地产，甚至酒楼和典当行等实业，而按照法律的规定，这应该叫做“挪用客户保证金”。
忽悠了华夏一起搞实业的南方证券，之后比华夏证券还先一步被接手，并被改为了中投证券。而作为其接手方的建银投资，在当时成立还未满一年，正好为三年后接手华夏提前试了下身手。
邵淳的离开，代表了工行一系的衰败。而之后的华夏，除了有自己的一堆烂摊子以外，又变成了证监会和北京市的“权利角斗场”。
摘了邵总帽子的证监会，是先名正言顺的派人进驻的。1999年，证监会将以赵大健为首的四人工作小组“推荐”给了华夏的董事会，此时距离华夏证券的发起股东将所持股份转让给北京市政府也才刚满一年。
赵大健是央行团委出身，在94年跟着老领导金建栋来到了国泰证券，最后做到了国泰副总的位置上。而在国泰与君安合并前的一个月，特意又被从国泰调到了华夏，并陆续安顿了23名老“国泰”的同事，借此还把华夏里工行系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等各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给替换掉了。
也是调来这23名同事的做法，导致四人小组中其他成员的不满，特别是证监会提前两年派来的原信息部副主任林义相。四人小组的内讧，让虎视眈眈的北京市政府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
2001年，上海方面出手收了国君的股权。同年的5月，北京政府也派出了周济谱去担任华夏的董事长，对其直接下的命令就是要“恢复公司治理结构”。很快，四人小组的成员就被周济谱带来的工作班子换掉了三个，但赵大建仍能继续留任总裁，根基深厚的他必须要周济谱来亲自出手。
周济谱的过往经历也很丰富，不仅在万通集团、华诚集团都干过副总裁，来华夏之前更是一直在“神秘”的中经开下属公司里任职。恰逢“银广厦”事件的爆发，这才从中经开一系脱身至华夏。
作为资本市场上的老操盘手，周济谱来到华夏之后，开始对太极集团、西藏矿业这两只股票进行调查，想借此把赵大建给撬下来。2002年，经济观察报以《庄家华夏》一文公开了太极集团这只股票的秘密。但事后，证监会并没有什么表示，或许是因为没看到《财经》杂志发出什么声音吧。
一计不成的周济谱，接着又砍掉了自己控制不了的13个省级分公司的老总。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针对周济谱的举报信开始像雪花一样飞向北京市政府，甚至在公司内部的民意测评上，评分也开始掉到了赵大建的后面。
2004年3月，周济谱想体面的离开华夏，便以“身体原因”向北京市政府提出了请辞申请。但一直到三个月后，证监会接受了一并拿掉赵大建的建议，北京市政府这才用自己的方式同意了这份辞职申请。
2004年6月，北京市政府同时免去周济谱和赵大建的职务。同年9月，北京市审计局派出了审计组对这两人进行专项审计。
第二年的3月4日，这份专项审计的结论报告被分别递交给了北京市政府和证监会，其中对两人的描述分别是这样写的：
对华夏证券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期间经营的巨大亏损，华夏证券前总裁赵大建应负主要责任。
周济谱同志履行了董事长的职责。
但就在审计报告到达证监会的第三天，赵大建被任命为民族证券的党委书记并主持工作。而周济谱却被赋闲了很久，多年后才到北京城乡集团混了个老总当当。
2015年，赵大建因涉及“阿布扎比”的事被带走调查。已经退休的周济谱，现在没事会用“华夏老人”的昵称，在网上到处闲逛灌水。
2007年，由周济谱所写的《商诫——中国商人的生存手册》一书出版了，其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国企商人一定要认清权利的有限性，责任的无限性。
不知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的赵大建，有没有仔细读读“老朋友”所写的这本书。
03
2004年9月，四大资管公司之一，成立时就专门接收建行不良资产的信达开始与华夏证券进行接触，想对其进行注资，但一直被北京市压着没松口。
直到2005年初，北京的王市长专门召集了华夏证券的重组会议，重组小组的领导成员包括北京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和中信证券的董事长王东明，而另外一个合作方则由信达换成了跟建行跟亲近的建银投资。
最初的重组方案是由中信证券出资20亿元，用来收购重组后改名为中信建投的60%股权，但在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亲自给王市长打了一个电话后，中信的最终出资额降为了16.2亿元，但收购的股权比例不变。而这中间的差额嘛，自然是来自于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了。
中信建投的首任老总，就是来自于中信证券的张佑君。当王东明在95年加入中信证券的时候，张佑君也在同年来到中信担任交易部的老总。而王东明在2002年升任中信证券董事长的时候，张佑君亦在同年升任了中信证券的总经理。所以，抛去两人加入中信时职位的差异，其实双方“进步”的速度几乎是一致的。
这种近乎一致的“进步”速度，说明两人背后的关系也许很亲密，也许很对立。
2005年，张佑君被从中信证券派往中信建投，同时一并带走了时任中信投行部的总经理王常青，接替张佑君主持中信证券日常工作的是程博明。十年后，程博明因“救市”被带走，而已回到中信集团任职的张佑君，接替了退休的王东明担任中信证券董事长。
不像王东明留学回来后就长期在北京工作，央财硕士毕业的张佑君则是去了深圳，到平安做了一位卖保险的硕士员工。在人生路上开“飞机”的人，哪怕是个卖保险的，也能在毕业一年后就参与筹建平安保险的证券营业部，并担任第一任的经理。
平安保险当初筹建的这个证券营业部，就是如今平安证券的前身，只是他们的故事在未来还会有另外的主角来加入。
执掌中信建投六年的张佑君，将中信建投打造成了像自己一样行事“低调”的风格。业内把中信建投称为“75司”，传说来源于往年在给应届生的录取通知上会写到：
公司将为你提供富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整体水平居于市场水平的75分位之上。
即使是对应届生，当年这措辞也实在是有点吹牛逼了。
就像回来执掌中信后的张佑君，在17年6月跑去万达总部拜访了建林大哥。不知道面对已经挂网的这则报道，张总现在的心情又如何？
最终接任张佑君担任中信建投董事长的，是当初一起从中信过来的王常青，而不是此前所传的公司副总裁殷荣彦。
殷荣彦是北京市委办公厅秘书出身，到中信建投任职其是作为北京国资的股东代表。虽然那次北京市国资扩大话语权的想法没能实现，但在当时也没人能想到，殷荣彦会在五年后调任至证监会任职。
接替王常青担任总裁职位的，则是原银河证券的副总裁齐亮。这位来自银河的齐总，其实并不是外人。
出身工行系统的齐亮，在93年就加入了华夏证券，不仅从营业部总助的位子上一路升到总裁助理，而且从华夏各路人马纷争的时期安然过渡到了中信建投时代。
在刚成立的中信建投里当了两年副总裁的齐亮，又在2007年去了银河证券。虽然在银河证券呆了五年又回来了，但却历经了肖时庆、胡关金和顾伟国这三位不同的总裁时代。
作为银河证券分管经纪业务的副总裁，遇到了胡关金和顾伟国对经纪业务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而又能安然度过这两道坎的，也就只有在华夏看了12年纷争的齐总了。
一位在中信建投干了11年的董事长，再加上一位在华夏证券干了12年的总裁。不如你们来告诉我，未来的中信建投除了“稳”，还能有什么？
责任编辑：杨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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