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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力如山
在这个行业里，绝大部分券商一直都以北、上、深这三大城市作为聚集地，哪怕身后的势力是来自于其他地方。
北方看首都，南方唯深圳。单单剩下一个上海，无论将其归为北方还是南方，都不太合适，因为他肯定会一口回绝：我不要面子的啊。
其实，真正属于上海的地方在南北之外，我们称之为东方。除了上海标志性的建筑物被称为东方明珠外，包括98年在上海成立的东方证券，就是为了对照在深圳成立的南方证券才这样起的名。
1988年的上海，虽然同87年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的深圳相比，走的是稍微晚了一些。但其第一步迈的比谁都要大，接连在当年的7月、8月和9月，前后成立了万国、申银和海通三家证券公司。
至于说当年的北京，依旧还沉浸在“全国的，就是自己的”的梦想之中，直到4年后才从梦中醒来，开始操心起华夏证券的组建。而北京之所以没有跟风成立北方证券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名字，早在87年就已经被沈阳提前给占据了。
作为上海成立的第一家证券公司，将申银证券比作太阳一点都不夸张，不仅成立时直接隶属于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后来更是转让给了当时拥有“全国最大证券交易市场”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而且申银的第一任总经理吴雅伦，也在转让后被调去筹建上交所，并成为了上交所的副总经理。
而作为上海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极其反感当时银证不分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在那几年里就像是后羿一样，变着法的要把依靠银行信贷抢业务的“太阳”给射下来。
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万国除了前面有大佬管金生带队在市场上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是还有汪道涵市长在背后的关心和支持。
只比这两家成立晚了一个月的海通证券，虽然是依托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可跟上面这两位大哥比起来，还真不算个什么，毕竟整个交通银行在87年也才重新组建完成。
只是谁都没能想到，夕阳西下之后，在黑夜里发光的也只有月亮了。
01
同阚治东和管金生的大起大落相比，海通的第一任老总汤仁荣所做的“成绩”，顶多算的上是微小的工作。不是汤总无能，实在是两大对手都太狡猾了。
90年代的证券公司，真没什么太多的业务可做，最挣钱的也只有“国库券买卖”和股票承销这两大业务了。
在股票承销业务上，当年预备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同深交所的情况一样，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本地的，主承销商的竞争也主要发生在上海的券商之间。
不过，主要是申银在同万国竞争，一家是有着工行的配套信贷支持，另一家则有着上海市国投的支持，而双方的竞争在合并之前就没停止过。
海通实在也是自己不争气，当时人行上海分行的行长李祥瑞当了交通银行的董事长，亲自出马从申银手里抢了真空电子的增发业务，结果将近40%都没卖掉，生生自己包销了910万。现在910万看起来是不多，但当时海通的注册资本也才1000万。
从此，再没办法签包销协议的海通，投行业务的剩饭都没得吃了。
至于在每家券商都躺着挣钱的“国库券买卖”业务上，海通可以称得上是倒了血霉了。
当年还没去申银的阚治东，虽然在工行只管着静安和虹口两个证券营业部，仍敢找工行上海分行申请了1000多万去外地收国库券，甚至在运输途中还聘请了持枪保安，专门护卫每趟换回来的十几箱国库券。
万国的胆子也不小，即使姿势稍差了一些。相对于阚治东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接卖单电话，管金生则是亲率手下全国到处跑，假装“黄牛”去找散户收国库券的。而万国聘请的护送保安，也都没有配枪的资格，只能靠人躺在上面用肉体来看护。
最后到了海通这儿，一是没主动来找的，二是在交行体系内，也没办法到处去找散户收，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老大哥大赚特赚。
这人一眼红啊，不是机会也楞当作机会来用了。当国库券第一次在北京市场化发行的时候，全上海也就海通一家券商去了，倒不是因为汤总终于信息灵了一回，而是申银和万国都拒绝了这次汤总的邀约。
为什么其他家都拒绝？因为当时各地的资金都有定额，是由财政部行政摊派的，每个省之间的资金也是不流通的。而这次去北京买国库券，就相当于上海的资金公开流向了北京。别说闷精的阚治东不会去，就连管金生也不会去，毕竟管总是大胆，但不是傻大胆。
果不其然，当海通从北京买回来一个亿国库券的事，被上海政府和交行领导知道之后，不仅在内部严厉的批评了汤仁荣，转手还向央行举报了这次海通的行为。这一手做的，至今让你都无法判断，究竟算是卖队友还是清兵线？
当然，在发生了“327”事件的那个时代中，汤仁荣从海通的黯然离开，终究还是与国债的事脱不开关系。
在“327”的事件中，虽然海通没有亲自参与，但却把仓位借给了本是多头的辽国发开了空仓，好在汤总在最后及时止了损。不过，这个止损是针对海通而言，而辽国发交给海通的5000万，最后亏得是只剩下了600万了。
海通的汤总，也额外做了一件算是仁义的事。在指挥完清仓之后，汤仁荣马上去上交所找了尉文渊为其提供“327”的处理建议。毕竟汤总在来到海通之前，在尉文渊手下也参与了一阵上交所的筹建工作。
甚至在“327”事件发生没多久，汤总还将自己拟的《紧急建议》，分别传真给了央行副行长戴相龙、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和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
只是在这份《紧急建议》中，其所提到的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建议，却是因之后自己所参与的另一场国债事件，才最终被上方接受。躲过了“327事件” 的汤仁荣，没能躲过之后的国债“319合约”事件。
这次的海通，仍然是跟辽国发掺和在一起下了空仓，只是超额开仓的空头最终没能打下去超额开仓的多头。甚至在最后关头，为了自救的汤总亲自去“忽悠”阚治东，要给申银一次“一起发财”的机会。
阚总还算仗义，虽然当时又给汤总“忽悠”了回去，但在事后交通银行认定汤仁荣渎职，并向上海检察院提出查处要求时，作为全国青联成员的阚治东还是帮着做了不少工作。因为当时负责调查此事的正是上海检察院二分院副检察长倪蓉，也是上海青联第七届的副主席。
汤仁荣虽然逃过了法律上的处罚，却没能逃过公司的责难。不像尉文渊在被讨论免去上交所老总一职时，作为参会理事之一的汤仁荣还能发表些不同意见来支持尉总。当时海通的内部，在有着从河南调来的一位强势董事长的环境之下，是无人敢为汤总发声的。
此事没多久，汤仁荣就离开了海通，虽然又在山西证券做了一年总经理，但终究还是离开了资本市场。
祸兮福所倚，三家券商中混的最差的大佬，却也是唯一一位能幸免于牢狱之灾的。
02
交通银行能被称为第五大国有银行，不是没有原因的。
特别是在当年，就连行里的一些年轻柜员们，你都猜不到他们的背后都站了哪些人。而海通能从上海走向全国，也要归功于交通银行开始真正的支持。
如果不是银证分离的启动，让交行决定将全国各分行的证券营业部都划归于海通，可能这真正的支持还要再多等几年。不过，在国企的世界里，不顺手安插点人的支持，能叫真支持吗？总行也借此特别调来了郑州分行的行长董文标，来筹备海通的这次改制并担任董事长。
至今海通仍号称自己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证券公司中，唯一未被更名注资的券商。说来可笑，在当年花钱都买不到营业部的环境下，能从全国收来那么多营业部，谁还需要注资？
就像同年的招商证券就花了大价钱，又搭上万建华的脸面，也才从农行的手里收了深圳的六家营业部，就这还必须再共同经营一年，才能完全将这六家过渡给招商。而兴业证券就更惨了，整个全国都跑遍了，也没抢到一家可以收归旗下的营业部。
董文标毕竟是交行出身的自己人，在无人举报的前提下，不仅在两年内就顺利完成了内部的整合，还为自己选好了一位优秀的继任者。两年之后，仍继续追求“进步”的董总，攀上了经叔平老爷子，跑去担任了民生银行的筹备组副组长，之后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
其实，隔代传位的现象，并不止是只在某些特定地方才会有。就像董文标看好的继任者王开国，在当上海通的老大之前，就先让交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长李惠珍先接了董事长的位子。
往往风云人物在现世之前，命运总会提前安排个配角来扮演“垫脚石”。就像我们的李董事长，只暖了两年的位子，就以被免职这个“最蹩脚”的方式下了台。
不过，李董事长走的时候并不孤单，一起被免职的还有申银万国的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的总经理马庆泉，其中阚总还额外获得了“5年市场禁入”的行政处罚。
这几位大佬能一起被处罚，起因于这三家券商当年在二级市场上公开坐庄，采用“连续买入卖出”和“大量对敲”等最露骨的方式操纵股价，被《人民日报》公开点了名。监管之所以会处罚的这么严厉，恐怕不仅仅是受《人民日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其运用的手法，实在是太不professional了。
这也导致海通未来的“常青树”王开国，还没能按照董文标留下的指示，把重要岗位都轮上一圈，就在这个尴尬的场景下被提前扶上了马。不过，在他历练的这两年里，好在已经把投行业务抓在了手上。
不像现在的很多大佬们，先工作再去“考”个博士。在那个年代的博士大佬们，大多拿的都是全日制的第一学位。就像王开国是先读了厦门大学的博士，才正式开始参加工作。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董文标和兴业的兰荣董事长就是工作后才去厦大读的书。
农民家庭出身的王开国，第一份工作并没有直接来到金融机构。倒不是拿不到好offer，而是从古至今，大部分底层出身的读书人都会有着更高的追求，比如当官。
带着博士帽子的王开国，毕业时去的单位就是国有资产管理局，在当时还是归口于财政部直接管理。虽然这个单位看起来很硬气，但像王总这种没背景的高学历出身，通常都是被分到单位下属的科研所一直干到死。
王开国也提前预料到了这个结果，所以在科研所的五年里，他就专心只干了一件事：不断的写文章。书中自有黄金屋，当其所写的论文《国有股权转让研讨》得到朱总理的赞扬，并批转各地学习时，科研所王副所长也变成了政策法规处的王处长。正是借着“处长”的身份，之后才能顺利的进入国企海通。
担任海通董事长两年后的王开国，开始把自己当年在科研所的研究，一步步的运用在海通身上。1999年，海通在投行业务上开始实行“一司二制”，虽然比不上国信证券的“包干制度”，但也给予了海通员工很大的激励，毕竟其之前遵循的一直是交行的风格。
就在“一司两制”后的第二年，董行长也开始从民生银行不断的往海通输送大单，包括民生银行自己的上市和可转债项目。除此之外，海通还承揽了浦发银行的上市项目和深发展银行的配股项目。这已经很厉害了，毕竟剩余其他像兴业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行的业务，就是再多的激励也很难从兴业和招商证券的手里抢走。
经常在嘴里念叨自己 “二次创业”历史的证券公司，除了兴业，也就只有海通了。只不过兴业嘴里的“二次创业”指的是自己的创立大会，而海通嘴里的“二次创业”则指的是在2005年全员去承揽股改项目。
在当年的股改业务上，为海通立下汉马功劳的，是改制时所接收的全国各地的营业部。因为那个时代的证券公司营业部老总，地位是不比银行的支行行长差多少的，自然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了的。
比如担任过海通期货董事长的张建刚，就历任过海通武汉和深圳的营业部老总，而他是王明（金麒麟分析师）权的第一任秘书出身。直到王明权从光大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以及其妻子毛柏琳从海通纪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张建刚才从海通完全的离开。
就在毛大姐在位的时间段里，海通顺利的完成了上市，并成为国内第一家走借壳上市道路成功的证券公司。而这次借壳从启动到完成，其所用的时间也才不到一年。
那么，对于同时间开始借壳但却一路波折的广发，以及同一年借壳成功却迅速被查的太平洋和国金，你们怎么看？
03
海通的这次借壳上市，出了力的也不只有纪委书记毛大姐，还有公司新来的监事会主席柯大姐。
虽然柯大姐在上市当年才来到海通，但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暗中布好了局。此局的开始，源于柯大姐的女婿车峰，从“大庄”刘志远手里所接下的海通股份。
这次购买海通股权所用的资金，是通过环渤海集团从民生银行拿的抵押贷款。其中环渤海集团是天津的一家企业，而民生银行的董事长正是交行出身的那一位。
如果不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在当年被双规，恐怕刘志远也不会舍得轻易交出这些股份。交出股份后的刘志远，没多久就因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捕入狱。
而从成立时就喜欢借通道给庄家用的海通，在刘志远案中也频繁出现了海通营业部的身影，因此还被上海市经济侦查总队进驻展开调查，不过在迎来柯大姐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除了海通，车峰从刘志远手里接下的还有平安保险的股份。五年后，平安保险的IPO同样也顺利的完成。这所有的一切，都要拜背后那位交行党组书记出身的戴老板所赐。
不过，香港四季酒店的常驻，兼职“捞人”的大哥车峰，也偶有被坑的经历。
当车总一次酒后失态，吹起了当年海通的资金来源时，不巧被饭局中的阿布扎比•文贵记在了心里，事后就以此要挟车总花6亿买了盘古大观某栋楼以及一套“空中四合院”。而这份合同中注明的楼和房子，早已经被阿布扎比•文贵卖了很多手了。
2015年6月，车峰在北京被带走调查。一年零一个月后，海通证券董事长王开国辞职。当然，在王总离开之前，阿布扎比•文贵的阿中基金顺利认购了海通的H股配售，不过谁也没料到之后竟被套牢就是了。
接任海通董事长职位的是上实集团出身的周杰。作为正宗上海老国企出身的周董事长，哪怕嘴里的“改革”喊得再响，也挡不住像李迅雷这种能提前看透的人才出走。毕竟产“红双喜”的上实集团是拿不出“中华”的魄力的，哪怕都是同样的“红”。
王开国辞职后，网上还传过平安集团邀其加盟操盘并购基金的消息。恐怕出淤泥而不染的平安马总，还没傻到让人又重新将海通和平安联系到一起的。果不其然，之后就再无此类消息的传出。
其实，像王开国这样饱经风雨的大佬，终究会选择更低调的行动。比如你在中平资本的官网上，就看不到关于董事长王开国的任何介绍。顶多只能在零星的报道中，发现其与海通出身的中平老总吴斌在一起站台的消息。
海上升起的那轮“明月”，现如今看起来也比之前要暗淡多了。不过是因为月中那颗好像“永远砍不倒”的桂树，在失去庇护后终被砍倒。
只是不知这新种下的桂树，未来会由谁来“看护”，又会由谁来“砍伐”。
责任编辑：杨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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