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力如山
对于国内券商这个行业，有过两种排名的方式。
一种是按条条，根据每个细分业务的全国业绩来排名，靠的是背后站的全国性集团势力。还有一种是按框框，根据各区域实力的大小来分座次，靠的是背后站的地方性政府实力。
当年的中金和中信，争的是条条上的第一。而那些比他们更早成立的券商们，都是按照各自框框的大小来分座次。至于为何后面排名的方式会变？无他，只是因为早先按照框框排名的都爆掉了，包括当年排在最前面的“三座大山”。
1992年，除了证监会在当年成立，国家还批准组建了三大证券公司：北京的华夏证券、深圳的南方证券、上海的国泰证券。这三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0亿元，而同年在深圳组建的君安证券，注册资本才5000万元。所以这三家成立伊始，就被业内称为用钱堆起的“三座大山”。
当年，即便是北京、深圳和上海这三大城市，其中任何一个也没办法轻易的拿出10个亿。而这三个城市也没有一个傻的，对于“大山”的组建全都是一毛不拔，只提供最重要的注册地。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来了，等再想走就由不得你了。
牵头组建华夏证券的是工行，组建南方证券的是农行，组建国泰的是建行。三大行出手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输送本行的高管。来自工商银行的邵淳去了华夏，来自农业银行的沈沛去了南方证券，来自建设银行的周汉荣去了国泰，分别担任了这三家的高管。
不过，银行输送的高管们都没能待长久。
1998年，受制于《商业银行法》对银证分离的规定，三家公司的银行持股部分被分别划转给了北京、深圳和上海，人事和党务的管理权也从中组部下放给了地方金融党工委。地方政府们，终于开始启动了收割。
首都向来都是先出手。1999年，借着华夏证券的航母事件，北京市政府完成了对华夏证券的人事调整。2002年，南方证券发生巨额亏损，深圳市政府第二个出了手，实现了对南方证券的完全控制。
最后是地处上海的国泰证券，情况却有些特殊。一直到与君安合并，国泰证券仍保留了中央军的特点。倒不是上海按捺得住，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便是用了吃奶的劲儿，也只安排进了一个监事长，好在权利要比职工监事强一点。至于其他的高层职位，仍然被上面牢牢的掌握在手里。
来接替周汉荣任国泰董事长的是金建栋，不仅来之前就是央行的司长，而且这三大证券公司的设立，当年也都是他在央行金融管理司任职时审批的。而合并后的国泰君安，担任首任总裁的也不是普通人，是来自证监会的期货部主任姚刚。
没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姚副主席。
01
一直都要做大做强的是国企。但在过去，还有着比国企更强大的存在—军企。
在证监会成立之前，证券公司的设立申请，都要报送央行的金融管理司进行审批，但能否通过审批的前提，是你要能把这份申请报进去。
把守着这道申报大门的，就是央行各地省分机构的证券管理处。当时，全国最牛逼的证券管理处，是设置在深圳人民银行，其在1987年就协助申报了全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
1980年，深圳人民银行的证券管理处，迎来了新任副处长张国庆。张副处长在此期间，不仅协助申报了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还帮着申报了招商证券的前身—招商银行证券部的组建，这才把处长前的“副”字给去掉。
1992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又再次画了一个圈，当年就圈进去了12万下海官员。这12万人中，除了有创办“汇源”的朱新礼、创办“建业”的胡葆森，还有我们创建“君安证券”的张国庆。
当然，不要被成功者的自传所欺骗。朱新礼是因为没能当上副县长才被迫下海的，胡葆森在下海之前是方风雷在河南工作时的副手。而张国兴的下海，是因为受1992年深圳“8.10”股灾的影响，作为当时具体操办证券业务的他不得不离开。
1992年8月，张国庆拉了五家国有企业投资筹建了君安证券，注册资本仅5000万元，而且实际到账的钱连一半都没有。钱不在多，有牛逼股东就行。
这五家国企中，除了有农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这两家金融机构，用来方便申请证券牌照外，还有一家最重要的公司，那就是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二部的下属军企合能公司。这君安中的“君”字，便是“军”的谐音。
在宝万之争中，很多人都奇怪王石在初次面对姚振华时，为什么把姿态摆的那么高？倒不是因为看不起姚振华卖菜的出身，毕竟王石的第一桶金也是来自于贩卖玉米。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早在宝万之争的二十年前，王石就已经干掉过“门口的野蛮人”，那时的姚振华，还只是个刚本科毕业两年的稚嫩青年。
那场战争被称为“君万之争”，张国庆扮演了门口提溜着大棒的“野蛮人”，在1994年3月的一天，敲开了王石办公室的大门。
不像姚振华第一次跟王石见面，聊天花了整整四个小时，事后还被王石讥讽“收不住嘴”。军人出身的张国庆，只自顾的说了五分钟，没听完王石的回答就扬长而去。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张国庆这五分钟的开场，已经提前准备了将近一年，始于1993年的5月，王石前岳父退休的那一天。
过程不细表，得益于郁亮北上拉到了张育军及其老师的关系，这一局终以万科险胜结束。
“君万之争”虽然让君安出了名，但真正让其在市场上挣大钱的，靠的是张国庆的左臂右膀—杨骏。
杨骏曾经是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总裁廖熙文的秘书，之后又担任公司内几大业务部门的总经理，如果不是廖熙文后来心灰意冷，可能君安根本就请不来杨骏，毕竟廖熙文是张育军的同门大师兄。
那个年代的杨总，真可谓是生逢其时。在投行部负责做项目的时候，深圳证券市场三分之一的股票都是特区证券承销的，结果市场上三分之一的招股说明书签的都是杨骏的名字。而在发行部负责B股发行的时候，深圳还只有特区证券这一家证券公司，结果最早一批投资中国市场的国际投资者，跟杨俊混的都很熟。
杨骏来到君安后，不仅一手带起了投行、自营等业务条线，更是亲自指挥君安的自营盘，两年间在四川长虹上获得40多亿元的利润。
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环境中，一些高速成长的企业背后，通常都会隐藏着耐人寻味的神秘。而君安的这种神秘，随着一封内部举报信的寄出，终暴露于世人面前。
1997年，君安证券增资扩股到7亿，张国庆等高管通过“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12.3亿元左右，并先后动用其中的5.2亿元，将君安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增至77%，变成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而君安职工持股会背后的股东是“新长英”和“泰东”，分别为张国庆和杨骏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
然而，这次扩股却把原大股东合能公司的持股给稀释到了仅剩7.71%的地步，明显已经忘记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二部的原名，叫做情报处。
1998年7月24日，新华通讯社旗下的中国证券报，在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布国泰、君安两大公司的合并消息时，用短短的一句话，给君安的失败定下了官方的调子：
君安证券公司的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
一代君安，生于军产，死于侵占。
02
1998年7月，证监会期货部主任姚刚调至君安证券担任董事长，接替出事的张国庆主导与国泰证券的合并。
此时国泰证券的董事长为金建栋，前央行计划司的司长。金司长来国泰之前，在央行批的最后一份人员调令，其内容是把未来的肖钢主席，从外汇交易中心调到了央行的货币资金司。
国泰与君安的员工，分别代表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两股不同的血液。在当时的环境下，合并后的名字自然要把国泰放在君安的前面。当然，即便是在今日，国也是要永远放在君前面的。
国泰君安的首任董事长为金建栋，因此公司的总部用的仍是老国泰的总部大楼。而国泰的这股抠唆劲儿，让君安的人实在是受不了。
君安的人员习惯陪客户在高尔夫球场谈笑风生，国泰的员工们则爱和客户在卡拉OK里对吼《打靶归来》。君安的大型营业部老总一年都能拿个七八十万，而国君的新任董事长每月的工资却只有5000元。
就连新任总裁姚刚，也看不上国君专门给配的别克，特意又从深圳调来了在君安时用的那辆浅色奔驰。
当然，国泰的抠唆也是有原因的。当初国泰与君安的合并，大家都以为是为了救坏帐累累的君安。但如果你看过合并时的审计报表，就会发现国泰的资产状况也很恶劣，同样是处于破产的边缘。
因此连累当时的上海政府，为了真正能拿下国泰君安，特意为这次合并注入了18亿元的资产，包括14亿元的现金。就这样，也只比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政府多了1%的股权。
这一次，上海险险拿下大股东的位置。
03
2001年，陈良宇副市长升为上海市代市长，同年国泰君安进行了合并后的第一次股东变更，上海市政府收了深圳市政府等86家股东的股权。
上海市政府，开始慢慢变为真正的实际控制人。
第二年，姚刚被调回证监会，由上交所的副总经理刘慧敏接替国君总裁的职位。低调的刘总裁，直到来了国君半年后，才第一次在全体员工前露面。
2003年，董事长金建栋卸任，由原上海银行的副行长祝幼一接任。至此，券商中央军正式完成了全面地方化。当然，中央也留下了救命毫毛，同年中央汇金增持了国泰君安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
就在中央给国君加持完庇佑之后，证券行业开始倒霉了。
2004年，证监会开始对券商展开综合治理。同年，南方证券、闽发证券、云南证券、辽宁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汉唐证券被托管。第二年，民安证券、北方证券、五洲证券被托管。
2010年，祝幼一被调任上海国际集团任副总经理，原上海国际集团的总经理万建华接任国君董事长。一正换一副，就是为了推动国君早在2007年就提出的上市计划。
祝总在任的那几年里，为推动国君上市所做的工作，可能就是把国君的总部搬进了漂亮的上海银行大楼里。
招商证券董事长出身的万建华，最出名的还是因为筹建了银联而被称为VISA之父。只是当他再回转到证券行业时，公司里的争斗不再像当年在招商那样能被他所掌控了。毕竟万建华在“五道口”读研时的同班同学刘渝，负责筹建的是招商银行而不是国泰证券。
2014年，就在国君上市前的两个月，万建华离任国君董事长。甚至接任者也不是他力荐的顾颉，而是八个月前从上海国际派下来担任总裁的杨德红。
也许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在等待2015年11月13日那天的到来。
04
有一部日本电视剧《半泽直树》，虽然剧情看起来显得从业人员情商都略低，但剧中反复说的一句话，也道出了一个金融行业的规则：“人事，就是一切。”
正如国泰与君安从合并的那天开始，关于人事的纷争就没有停止过。君安与国泰两系人马，一方腰杆硬，一方钱包鼓，明里暗里的争斗一直是互有输赢。
这种情况，直到君安一方开始主动撤离才有了改善。
2002年7月，担任国君深圳分公司副总的老君安人高洪星辞职，前往江门重组江门证券为华林证券。同年，张国庆重出江湖，在深圳的一家投资公司里担任顾问。
2003年1月18日，张国庆现身上海兴国宾馆，为其复出后第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二十天后，证监会正式批准华林证券的增资扩股事宜。
当年第一批入职华林证券的员工，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来自国君，包括当时电脑技术部和人力资源部的老总。而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深圳立业，在当时还是广发银行的十大股东之一。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
也不是所有老君安的人都走了，还有三位舍不得走。
一位是君安副总裁出身的陈耿，在国君待了将近十年，最后做到了国君总裁的位置。最重要的，在姚刚调任君安负责与国泰的合并事宜时，时任君安副总裁的陈耿是其最得力的助手。
一位是在姚刚担任国君总裁时的总裁秘书顾颉，也是万建华力荐接替其担任董事长的人选，只是在与总裁杨德红竞争时败下阵来，甚至事后都没有得到杨德红的总裁位置，而是败给了老国泰出身的王松。
2014年，国君的研究所所长黄燕铭，获得了新财富的杰出研究领袖奖，在场的国君副总裁顾颉激动落泪，只是不知这泪为谁而流。
还有一位是阎峰，2012年接替陈耿成为国泰君安国际的董事会主席，曾在国君为姚刚担任过办公室主任的阎峰，在香港仍经常为“老领导”履行办公室主任的职责。
但当时候到了，这三位不想走也不行。
2014年，陈耿因“裸官”问题辞职。2015年9月，顾颉辞去副总裁一职。同年11月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11月23日，国君于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自18日起就未能与阎峰取得联系。
真别说，还是搞研究的会蹭热点。23日当天，时任国君首席宏观分析师的任泽平，向跟着万建华从银联来国君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林采宜隔空喊话：
以后请不要把任泽平和林采宜两个团队并列
……
希望还是有所区别，以免客户误解
……
热血的唱多者，果然还是在唱空上更准一些。201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此时的张国庆，又重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有人说他在光彩49集团担任执行总裁，也有的人说他已经穷困到开始做饭店服务员。孰真孰假，无人再问询。
乔峰疑枉死，慕容确该疯：
七八名乡下小儿跪在坟前，乱七八糟的嚷道：“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面乱叫，一面跪拜，有的则伸出手来，叫道：“给我糖，给我糕饼！” 慕容复道：“众爱卿平身，朕既兴复大燕，身登大宝，人人皆有封赏。”
……
众人都悄悄退了开去。但见慕容复在土坟上南面而坐，口中兀自喃喃不休。
只是这慕容复，到底姓张还是姓姚？
后记
2006年，万科的发展如日中天，王石也在当年推出了其自传《道路与梦想》。书中不仅详细讲述了当年的“君万之争”，还特意多黑了几句当年已出狱的张国庆：
张国庆：“既然是主任发话了，就是一盘子臭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咽下去。
“呐，我担心你受表哥的牵连。如果君安改组了万科，表妹你平安无事，如果万科平安无事，张国庆定会迁怒你。”
如我预料，一个月后黄蕾被解聘。
也许，对于想更多了解姚老板“人格”的朋友们，可以期待王总的下一部自传了。
责任编辑：杨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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