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关键时刻：蚂蚁改变了金融还是终将被金融改变？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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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改变了金融，还是终将被金融改变？

　　作者丨邢若峰

　　11月3日，蚂蚁暂缓上市的消息在金融界引起了巨大震动。“马已经服”一时间也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词。

　　原本热火上的蚂蚁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原本要创造的全球最大IPO记录，也变成了全球IPO史上的一场大变故。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说：“过去几天是蚂蚁集团和阿里历史上最黑暗、最艰难的两天。”

　　而从支付宝开始，这只小蚂蚁就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家成立短短16年的企业，历经了生死五重天，才走到了今天。

　　2003年10月18日，西安工业学院学生焦振中在淘宝网上拍下了一台标价700多元的二手富士相机。

　　这台相机的主人名叫崔卫平，当时正在日本横滨留学。

　　“有一个业务过来了，让我们确认！”在杭州，一位淘宝财务妹子狂奔进担保交易小组办公室，通报了这一喜讯，办公室里的人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但没过两分钟，财务妹子又狂奔回来说：“买家又不想买了，说要退款！”

　　促成这两个相隔3000公里的年轻人达成交易的，是支付宝的前身——淘宝的“担保交易”，但和今天比起来，当时的情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买家焦振中不愿先付款，相机的主人崔卫平也不愿先发货，买卖双方无法相互信任，成了交易达成的最大难题。

　　起初，崔卫平想先把相机邮寄到西安的朋友那儿，让朋友和焦振中同城交易，但这一计划最终泡汤。

　　郁闷的崔卫平误打误撞，看到了淘宝网的“担保交易”功能，于是他把支付链接发给了焦振中。

　　最终，焦振中在财务妹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下没有退款，“支付宝”担保交易的第一笔业务就这样诞生了。

　　▲支付宝的第一笔交易清单

　　在担保交易上线初期，整个团队只有三名工作人员：财务经理、会计、出纳员，所有财务结算工作就是这三位工作人员完成的。

　　那时候，用户都是通过银行、邮局转账，把钱打到淘宝网在各大银行的账户，因此很多工作都必须靠人工完成，比如人工对账。

　　人工核对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要逐笔查看，甚至手动修改用户的名字，确保提现成功。负责客户资金的工作人员，每天还要从银行搬回一摞摞凭证回执（一笔交易一张凭证），纯手工整理。

　　▲支付宝创业早期的纸质记账本

　　有时买家备注经过跨行转账后消失不见的情况，汇款和交易无法对应，担保交易团队只能在淘宝网首页登一个“寻钱启事”———搁到现在，这可是天价广告位。

　　尽管一开始手忙脚乱，手段粗糙简陋，但同事们惊喜地发现，买家对担保交易的热情飞速高涨，成交量猛增。到2004年年初，淘宝已经有70%的商品支持担保交易。

　　“现在、立刻、马上！启动支付宝！”

　　“如果要坐牢，我去！”

　　2004年，马云一通电话急匆匆打回国内，下达了启动支付宝项目的命令。

　　一年之后的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印发《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

　　正如这一年年初，马云在达沃斯论坛说的，“2005年成了中国电子支付元年”。

　　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当年，对整个蚂蚁金服来说，或许叫它“中国网络信任体系元年”也不为过。

　　在2004年的达沃斯论坛上，马云说他一直在想：怎么才能让淘宝用户更活跃？因为人们很少信任陌生人，导致淘宝上真正的交易并不多。

　　在会场，马云发现所有人都在大谈“企业社会责任”，乍一看对淘宝没有任何帮助，但当他深入思考后发现，淘宝网之所以发展不起来，缺少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中国的电子商务要想发展起来，必须有个公开、透明、公正的信用体系，如果支付宝不去做这件事情，总会有人去做。

　　在数次寻求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合作无果后，马云意识到：靠别人不行，要构建“信任”，必须自己去闯。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通电话。后来马云回忆说，这是他在阿里巴巴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2004年下半年，淘宝每天交易超过8000笔订单，而两名银行支行员工一天完成4000笔已经是极限，跟淘宝合作的工行西湖支行工作人员找到淘宝，说，“我们干不动了”。

　　与此同时，在担保交易团队进行人工对账时，经常有用户十分豪爽地表示：“不用退款了，先留你们那儿吧，等下次买东西的时候我再用！”

　　可是，这些钱怎么留？留在哪儿？于是，担保交易的虚拟账户建设被提上日程——让每个用户把钱存放在里面，卖家完成一笔交易收到一笔钱，就自动划入虚拟账户，等到想用的时候一并划到银行。

　　2004年12月29日，支付宝账户体系正式上线，有了自己独立网站的这一天，也被看做是支付宝的“独立日”。

　　2005年2月，马云进一步宣布支付宝推出“全额赔付”，号称“你敢付，我敢赔”，只要用支付宝担保交易而出现问题，损失多少，支付宝赔多少。这一举动给当时对网络支付还很陌生的网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到2007年，马云在中国网商大会上宣布，支付宝用户突破5000万大关，超过中国信用卡用户3000万。

　　支付宝全年交易额达到476亿元，占整个电子支付市场的近乎半壁江山（47.6%）。

　　但一场由外而内席卷而来的风暴，正在悄然迫近。

　　“烂！太烂！烂到极点！”2010年1月22日，支付宝年会上，马云勃然大怒，大骂支付宝负责人。

　　底下的人噤若寒蝉，不敢作声，他们进公司以来，第一次看到马云发这么大火。

　　马云之所以发怒，是因为这一年支付宝被用户骂得太多，马云甚至亲耳听到：“假如有另一个支付宝，我一定不用你们的！”

　　的确，当时支付宝用户体验十分糟糕。

　　2009年，支付宝的平均支付成功率只有62%，平均每5次下单就有2次失败。

　　消费者在淘宝买东西，平均要跳转7次页面才能实现付款，每多跳转一个页面，客户支付流失率就增加了5个百分点，频繁的页面跳转大大降低了支付成功率。

　　2009年年底，支付宝的注册账户总数超过2.7亿，日交易量超过12亿元，和所有爆炸式增长的初创企业一样，支付宝该怎么从一个担保交易的“手工小作坊”，完成向国民级线上支付平台的惊险一跃？问题横亘在每一个人面前。

　　对用户体验的忽视，使支付宝处于“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外部用户的抱怨声不绝于耳，内部的淘宝抱怨支付宝没有给予自己很好的支持。

　　“很多公司活不到五年，活到五年以上的公司没有这么一次疼痛走不长，今天是支付宝正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

　　看到年会现场昏暗的布置，马云又说：“你们像在开追悼会，但如果再不重视，这就是支付宝未来的追悼会。”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马云调来了当时阿里的CHO彭蕾来全权负责。

　　“你去做支付宝的CEO吧。”马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彭蕾。

　　“我不懂，完全不知道金融该怎么做。”彭蕾非常意外。

　　马云半开玩笑地和彭蕾说：“我相信你可以，你就告诉团队一句话，‘我不懂金融，但是有一天我比你们还懂的时候，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彭蕾的人事任命让支付宝上上下下都犯起了嘀咕，很多人在想：这个HR（人力资源）出身的女人懂支付吗？

　　彭蕾刚上任，就召集支付宝所有p8以上员工开了一场战略反思会，会上做了三件事：

　　第一，汇报工作，相互了解情况；

　　第二，一起喝酒，在酒精作用下敞开心扉，大胆提出问题；

　　第三，大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连开了4天4夜，后来被阿里人称为“骆驼大会”，因为若没有骆驼一样的毅力，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彭蕾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她经常出没于贴吧等论坛，搜集用户对支付宝的看法，在内部还成立了一个名叫“杀虫剂”的小组，专门负责解决系统里影响用户体验的故障。

　　用了大半年时间反思与攻坚，终于在2010年年底，彭蕾给出了解决方案：快捷支付。

　　把网银统一接入支付宝，由支付宝代为扣款，用户只要输入支付宝密码和手机验证码就能完成支付，无需跳转，支付成功率大大提高。

　　银行开放接口需要投入成本，这对他们没有好处，一旦出现资金损失，吃亏的还是银行。

　　于是彭蕾抛出了“存款”的香饽饽。当时各个银行都有存款的指标，而支付宝可以向银行提供存款、预存手续费，这对银行来说是实打实的收益。

　　另外，彭蕾还给出了“十万分之一”的资损率标准，并在银行放了一笔保证金。如果低于这个标准，损失全由支付宝承担。

　　这样，银行一来不需要承担风险，二来有利可图，但还需要行长们拍板。

　　于是马云亲自出马，一年内拜访各大行行长不下十次，终于在2010年年底敲定了与工行、建行、中国银行（维权）的合作，快捷支付得以顺利推出。

　　此后，支付宝的支付成功率一跃而升到95%，奠定了在支付领域的龙头地位。

　　2011年，美国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阿里巴巴第一大股东雅虎紧急发布公告称：马云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转移到了马云与谢世煌（阿里创始人之一）设立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马占股80%、谢占股20%，后来的蚂蚁金服）。支付宝的总转让价格为3.3亿元人民币。

　　而作为阿里巴巴集团大股东的雅虎，对于马云转移支付宝的行为毫不知情。

　　马云在阿里巴巴股东大会上强调支付宝转移绝对合法，目的是尽快获得监管部门的牌照。

　　而雅虎表明“必须获得赔偿”。

　　雅虎声称，马云转移支付宝并未获得董事会许可，这在华尔街看来是严重违背公司治理规则的。

　　作为近50年来第一个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的中国企业家，马云素以诚信闻名，此时遭到了生平最大的一次失信质疑。

　　美团创始人王兴认为这对中国商界领袖在全球的声誉造成了持久伤害：“我仍然认为他有诚信问题。”

　　而马云说，他做了一个艰难“不完美”但“正确”的决定。

　　在支付宝剥离生效后，阿里巴巴集团与支付宝、雅虎、软银等就管理未来集团与支付宝的关系达成了一份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支付宝公司将会支付知识产权许可费用和软件技术服务费给阿里巴巴集团，该项费用为支付宝及其子公司税前利润的49.9%。

　　这样，作为阿里大股东的雅虎同样能分享蚂蚁金服（支付宝）成长带来的红利。

　　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去。

　　其实整件事情背后，马云有着更深层次的动机和考量。

　　雅虎的注资的确对阿里巴巴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帮助，当时恰逢与eBay激战，急需大量资金，雅虎雪中送炭般拿着10亿美元入股阿里巴巴，成为名义上第一大股东。

　　但是2009年，雅虎公司创始人杨致远卸任CEO后，接替他的是卡罗尔·巴茨。和杨致远相比，巴茨的目光短浅，在任期间就是“想办法把雅虎拆了卖钱，让华尔街的资本少些损失”。

　　搞不好，哪一天巴茨就拆到了阿里巴巴的头上。作为阿里巴巴的大股东，这个可能性让马云充满了危机感。不久后，他等来了一个机会。

　　2010年6月，中国央行出台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而支付宝和相关部门沟通后，得到了“有外资持股的第三方支付企业，要获得支付牌照，必须走国务院的通道”的回复。

　　于是，马云以牌照作为借口，将支付宝转移到自己控制的“浙江阿里巴巴集团”，而且是在董事会不知情情况下私下操作，直到几个月后雅虎发现并向美国SEC提交了报告。

　　当事情已成定局，雅虎再怎么愤怒都无法越过太平洋来制裁马云。这时候，在雅虎和阿里巴巴都有投资的软银，跑出来干起了“和事佬”的活儿。

　　6月24日，马云在日本与软银孙正义相互拥抱，惺惺相惜；5天前，马云在美国与雅虎杨致远共享餐宴，谈笑风生。

　　而支付宝、财付通等27家公司顺利获得央行颁布的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

　　2012年，阿里巴巴集团和雅虎达成协议，阿里巴巴动用63亿美元现金和不超过8亿美元的新增阿里集团优先股，回购雅虎手中股权的一半，也就是20%股权。

　　而如果没有马云当初对支付宝的私有化，也就没有后来蚂蚁集团IPO的机会。

　　2013年，支付宝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落后了。

　　2012年9月，一年前“横空出世”的微信，用户数已经突破两亿，日活一亿，还在迅速增长。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腾讯已拿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船票”时，当时的阿里巴巴和支付宝竟然没有一款拿得出手的移动端产品。

　　后来彭蕾回忆时心有余悸：“我们在手机上有什么？就好像已经被一个全新时代抛弃了。”

　　事实上，支付宝从2010年开始就已经在做无线方面的尝试了，但是在之后的三年里，进展非常缓慢。

　　▲2009年-2015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

　　直到2013年年初，支付宝6亿用户多数都集中在PC端，移动端只有100万活跃用户，活跃功能只有转账、信用卡还款和手机充值。

　　不仅支付宝，当时整个阿里巴巴集团都没有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危机感霎时间笼罩了整个公司。在马云、彭蕾等公司高管眼中，阿里巴巴和支付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2月28日，马云发表公开信说，阿里巴巴要All in无线，此后，手机淘宝、手机天猫、钉钉等众多无线产品依次亮相，阿里无线开始崛起。

　　3月，60多人的支付宝北京无线团队全员迁移到杭州，和杭州的团队一起通宵达旦闭关了整整3个月，完成了支付宝钱包7.0版本的重构。

　　三百多号人带着行军床和枕头、毛毯，一块儿进驻了杭州黄龙时代广场14楼的闭关室。大家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无线产品。

　　在闭关过程中，技术团队完全改写了之前支付宝无线产品的代码，同时对几年的老代码完成清理，技术员每人负责一个平台，一个一个文件地过，删了几万行代码，连续几天干到凌晨，删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2013年6月，支付宝钱包7.0版正式推出。支付宝钱包不再只是简单的支付工具，而是定位为一个移动生活助手和移动金融平台，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大家身上真实的钱包，只用一部手机就可以行走天下。”时任阿里小微国内事业群总裁樊治铭这样说。

　　但是，光做出APP没有用，支付宝认识到，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抢占制高点，最佳切入点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型商超百货，以及遍布商圈和民宅附近的便利店。

　　于是，从线上到线下的大规模“地推”开始了，2013年10月底，支付宝线下团队成立。当年就与7-11等便利店达成区域性合作，并于2014年春节前在全国大型连锁商超推广开来。

　　2013年11月15日，银泰集团十五周年庆，全国门店正式全面支持支付宝钱包当面付，支付宝近250多人马上场，扯着嗓门招呼用户体验并馈赠礼品，还有人拿着4G上网卡到处“流窜”，逢人就说：“亲，装个支付宝钱包呗，我有网！”

　　银泰项目刚结束没多久，国内几家大型商超集团便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向移动端转移的战略也带来了直观的成效。2013年第二季度开始，支付宝手机支付活跃用户数超过了PayPal（贝宝），位居全球第一。

　　2013年，借力手机淘宝和“双11”，支付宝日常支付约有1/3的笔数来自手机，相比2012年的增长率在800%以上。

　　然而微信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支付宝头顶，掉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2014年除夕，在举国团聚之时，一场红包大战在春晚舞台上打响，微信红包仅用了七天七夜，让800多万中国用户开通微信支付、进行银行卡绑定，最终领取了四千万个微信红包。

　　那个春节，微信红包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同时把微信支付带火，而在战役打响前，微信屏蔽了支付宝的红包链接。

　　这场战役，无疑是一次奇袭。有人说，“微信支付在一夜之间做了支付宝八年来所做的事情”。

　　▲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份额变化

　　在微信红包推出后不久，阿里巴巴和支付宝高层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马云提前结束春节假期回国，开会时他说这是一次“偷袭珍珠港”事件。

　　为了想出应对的办法，公司接下来开了无数次的电话会议。那年春节，支付宝的很多员工都没有过好。

　　2014年起，阿里重磅推广的线下购物狂欢节“双12”，很多人都知道，“双12”力度不如“双11”，离得又近，为啥要搞？

　　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支付宝。

　　从2014年起，“双12”首次把战火从线上全面引到线下，支付宝、淘宝共联合线下近100个品牌、约2万家门店参与“双12”，活动当天使用支付宝钱包付款即可打五折，上限50元，引发罕见人潮，甚至有商店货架被搬空。

　　这次“双12”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移动支付的用户群被打开。

　　即便如此，支付宝人依然有一个强烈的执念：我们必须补上社交这一环，才能将用户留在支付宝。

　　2016年11月26日，与第三方合作运营的支付宝“圈子”功能突击上线，其中，正在进行灰度测试的“校园日记”和“白领日记”通过晒靓照求打赏，甚至出现了一些尺度非常大的照片。一时间，支付宝“圈子”因扯上“情色”信息，引发外界强烈质疑。

　　11月29日晚间，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正式发布内部信道歉：“错了就是错了”“过去的这两天，是我到支付宝七年以来，最难过的时刻”。所有有打擦边球嫌疑的“圈子”立刻解散，相关负责人也因追责被调岗。

　　此后，支付宝团队也开始深刻反思。危机的爆发体现了支付宝的焦虑，“不是说别人有社交，我们就一定要去做社交。”

　　彭蕾也在多个内部场合反复强调：“支付之争就是场景之争，场景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唯有把握住连接支付的生活场景，才能黏住用户。

　　支付宝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马云提出“新金融”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新”是专注于小微企业和消费者；

　　第二个“新”是用技术的方式、用大数据的能力，去构建一个更加透明、开放、平等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个“新”是基于新的金融体系而产生的大数据信用体系。

　　这也是马云对蚂蚁金服的野望。

　　“银行如果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马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有一半是出于无奈。

　　当淘宝走上正轨，支付宝也给电商交易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阿里巴巴的“两条腿”看起来走得很稳，但同时有一个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平台上的中小企业资金匮乏，缺少融资渠道，从传统金融机构融资又困难重重。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而阿里巴巴上又以中小企业为核心客户。

　　2007年-2008年，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海啸席卷而来，全球贸易大幅下滑，中国的大批中小企业订单锐减。同时，全球资本萎缩、融资困难，国内银行也普遍收紧信贷。

　　当时阿里巴巴一方面积极帮助中小企业开展贸易，甚至在CNBC、CNN、FOX等美国主流电视台投放广告，另一方面帮助中小企业在欧美市场开展深度营销。

　　想“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马云，选择担起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责任。

　　此前五年，阿里巴巴已经通过诚信通、淘宝等产品，成功建立了一整套针对商户的信用评价体系与信用数据库，为之后的小微贷款风险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开始，阿里巴巴并没有想自己去放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看能不能和大银行合作，阿里巴巴提供数据分析，由银行去贷款给客户。

　　阿里团队最先想到的是排名前两位的工行、建行，双方一拍即合。

　　银行发现，阿里巴巴正在做一件它们一直想做的事情，所以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一签就是五年。

　　然而，和银行合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阿里巴巴发现，银行有自己的风控理念，在现有的贷款评审体系之下，绝大多数企业仍然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

　　银行的诉求是多输送优质客户，只有区区2%的审批通过率，但阿里巴巴的诉求是信贷审批通过率要高，想服务的是规模更小、更广泛的小微企业。

　　阿里巴巴发现，想要转变银行的理念非常困难。事实上，这种商业模式可能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比如，商业银行派两个客户经理到中小企业去放1万元的贷款，所赚的利息可能都不够路费。

　　“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是马云2008年在“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说的一句话，在当时并没有被许多银行放在眼里。

　　而今天，深入小微企业贷款领域腹地的蚂蚁金服，让传统金融机构再也不能小觑。

　　“你们谁要是做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我就开除谁！”马云这样对阿里小贷的同事们说。

　　阿里小贷最大的特点是小额、快速，平均每笔贷款不到4万元，最快3分钟就能到账，户均授信额度约13万元。信贷成本也非常低，单笔信贷成本2.3元，而一般银行的单笔信贷成本则在2000元左右。

　　而为达到准确评估与高效决策，阿里小贷开发了数百个模型，在半年时间内，调查团队走访了几万家客户，收资料、拍厂房照片、数工人人数、拉银行流水……在大量的实地考察以后，总结出关键特征和规律，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跟银行的放贷模型完全不同。

　　比如，店铺响应时间是小额贷款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指标，反映的是店铺对客户的重视程度、客户的真实程度。而这样的指标，传统金融机构在做信贷考察时是不会纳入的。

　　凭借大数据技术、云计算，阿里小贷对贷款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和偿债能力等进行分析，决定给其的贷款额度、利率和期限，实现自动化授信的准确评估。

　　在网商银行成立后，原蚂蚁微贷、阿里小贷等小额贷款业务均并入网商银行，2018年网商银行为小微经营者提供了超过1万亿元的资金支持，其中96%发放给了贷款金额100万元以下的小微经营者，不良贷款率只有0.78%，远低于商业银行的1.74%。

　　马云把微贷项目形象地比喻为“都江堰工程”：

　　“如果我们把资金比喻成水，把大企业比喻成树，传统银行发放贷款就像一个农夫挑着水来浇灌这些树。而我们的中小企业就好比广阔无边草原上的草，如果再让农夫挑水灌溉，那是不切实际的。要解广大中小企业融资之渴，就必须建设水利工程，靠挖渠、铺水管来进行灌溉。”

　　2014年10月，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正式更名为蚂蚁金服，彭蕾担任公司董事长兼CEO，旗下业务包括支付宝、支付宝钱包、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小贷、网商银行等。

　　为什么选择蚂蚁这种小动物作为公司的象征？彭蕾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是从小微做起，从支付宝到蚂蚁金服，一直专注于小微的世界，以服务广大草根消费者和小微企业为己任。我们只对小微的世界感兴趣，就像蚂蚁一样，虽然渺小，但它们齐心协力，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在去目的地的道路上永不放弃。”

　　近年来外界对蚂蚁金服的定义是：一家带有科技属性的金融公司。

　　2019年蚂蚁金服副总裁黄浩表示：“蚂蚁（金服）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家金融公司，从来就是家技术公司。”最新数据显示，蚂蚁金服支付收入和技术服务收入占比已经持平，各占约45%左右。

　　但手握大量金融牌照的蚂蚁金服，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向公众厘清科技和金融在蚂蚁版图中到底孰轻孰重。

　　▲蚂蚁金服主要业务板块

　　根据阿里巴巴最新财报，在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12个月期间，数字金融服务已经贡献了蚂蚁金服总收入的50%以上，该项业务主要包括微贷科技、理财科技、保险科技三个类别。

　　而其中消费贷、小微信贷等零售信贷业务——也就是所谓的“微贷科技”收入在数字金融科技中超过62%，是蚂蚁金服如今最重要的利润增长项目。

　　蚂蚁的小贷公司只有约 30 亿元本金，蚂蚁会先把这些钱通过借呗、花呗借出去，然后把一笔笔债权打包成ABS（基于资产的证券化）卖给投资人，就像卖理财产品一样，接着再用这笔钱继续放贷，再卖债权、再放贷，循环往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透露，蚂蚁与国家银监会的监管要求基本吻合，问题就出在ABS发行上。由于证监会没规定ABS贷款资产可循环多少次，蚂蚁集团在资本市场反复融资，三年多时间里，用发行ABS循环融资了40余次，30多亿元的注册资本最终总计发放了3000多亿元的网上小贷，形成上百倍的高杠杆。

　　黄奇帆在6月举行的中国金融科技云峰会回忆“三大监管部门在争执”：央行认为放贷倍数超过 100 倍肯定要叫停；银保监会说系统里只看到 30 亿的资本金和 50 亿的贷款（其它 2000 多亿元债权已经被卖给其它投资方），符合监管规定；证监会则表示没有 ABS 循环次数的规定。

　　最后黄奇帆和马云与证监会商量，将ABS融资倍数控制在4倍以内。蚂蚁集团提高了注册资本，将放贷的杠杆倍数控制在监管要求范围内，还找银行联合贷款解决资金缺口，完成合规放贷。

　　11月2日，银保监会发布《小贷新规》也规定，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4倍。

　　怎么看待蚂蚁用30亿元资本金发放了3000亿元贷款这件事？这当然达到了极高的效率，但以蚂蚁今天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合适的网络贷款监管，企业追求利润增长可能促成更多贷款，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风险。

　　只看数据，蚂蚁的风控到目前为止依然表现出色。疫情之下，蚂蚁逾期 90 天以上的消费贷款比例从年初的 1.05%上升到年中的 2.1%。总体而言仍然在可控范围内。

　　技术创新和监管往往会存在冲突，金融业尤其如此。这是一个创新和稳定相互博弈的过程：管太严，金融创新会被抑制，需要的人借不到钱；管太松，金融机构冒险，引发危机，让社会陷入动荡，比如2008年那一次。

　　在 2019 年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央行表示中国部分低收入家庭的负债率反而更高。央行肯定了互联网借贷补充了传统金融业务的不足，但也担心互联网金融不完善，发生过度借贷、产生坏账。

　　蚂蚁对金融业的改变，包括对老百姓生活便利、小微企业融资难易的改变都是肉眼可见的，这客观上推动了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整体进步，但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其创新的边界、风险的管理不同其他行业。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对未来3年的金融科技工作做出了顶层设计。

　　其中就讲到，发展金融科技，本质是为了提升金融安全。金融安全的提升总体表现在两个层面：金融机构的风控水平和政府监管的深度与广度。

　　在蚂蚁IPO暂停后，阿里巴巴官方发言人也表示：“我们会和蚂蚁集团一起，积极配合和拥抱监管，我们相信蚂蚁的同学，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能力把工作落实好。社会希望我们更好，我们也必须用一如既往的努力实现和超越社会的期望，这是我们这群人的责任。”

　　成立十六年来，蚂蚁各主要业务几乎都跟监管部门打过交道，并在监管约束下继续经营。这16年中，蚂蚁飞速发展，它所带来的改变与进步也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