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斌：走出需求不足，要从政府投资、信贷投放、房地产三方面发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杨希北京报道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会议指出，明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为此，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备受市场关注的还有，在重点任务中，会议首次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是国内较早就需求不足和“内卷”发声的专家。2024年年初，张斌谈及宏观环境时表示，在所有的困难与挑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需求不足。他认为，应以更大逆周期政策力度释放经济增长活力。行至年末，张斌如何总结和回顾2024年我国经济运行的亮点和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提法究竟释放了哪些信号？带着这些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在北京专访了张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受访者供图

张斌表示，过去一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经济运行的亮点还是比较多的，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也受到市场欢迎，但同时经济运行的挑战仍然突出。张斌谈到，应对需求不足，当前政策空间还很充裕，从“926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对需求不足的危害以及政策选择的共识也在提高。张斌认为，要走出需求不足，明年重点要在信贷投放、政府投资、房地产三方面发力。

谈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张斌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走出需求不足的必要条件，如果真实利率太高，对市场自发的消费和投资都会形成遏制。充分降低利率，一方面可以降低债务成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资产的估值。提高资产估值对走出需求不足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在谈及地方政府化债时，张斌进一步建议，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最好能够“分城施策”，而且要把握好节奏，让地方政府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有些城市人口在流入，产业增长也不错，地方政府隐债的处理时间可以适当拉长。

经济运行存在两方面挑战

《21世纪》：回顾过去一年，我们的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存在哪些挑战？

张斌：总的来说，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部门，经济亮点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农业、制造业，包括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一方面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另一方面在竞争环境下，我们更注重知识和技术的投入。从组织形式看，可以看到产业格局和企业公司治理的变化，但更直观地是从产品和服务层面看。

比如农产品，市场不断涌现新产品，并且广受欢迎。在制造业，有包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在内的“新三样”，进口替代的过程一直在持续，商品的性价比也越来越高。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在升级，这也是制造业能力提升的表现。在服务业，比较典型的包括物流，批发零售领域的胖东来等。我们能够看到，在行业竞争过程中，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所以从整个供给方面来说，亮点还是比较多的。

但同时，挑战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需求不足，另一个是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服务业进步缓慢。

近期特别突出的挑战是需求不足。如果企业盈利不好，投资也不好，甚至包括劳动者收入、政府税收都增长缓慢，长期持续下去，信心和预期就会偏弱。

拉长时间来看，虽然供给有很多亮点，但在一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服务业，比如科研、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我们的进步速度不够快。比如大家常谈到的住房、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城市拥堵等话题，背后都是相关服务的缺失。其实无论是为了消费升级还是产业升级，都需要这些服务业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

展望明年，我觉得可能还要考虑外部环境的挑战，包括特朗普再次上台的影响，这部分我们还要边走边看。

《21世纪》：刚才谈到的这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我们有哪些方式可以释放行业的潜力？

张斌：这其中牵涉到一些改革的问题。首先从根本上讲，对于可以由市场来承担的服务业，需要做到公平竞争。这就牵涉到很多改革，比如事业单位改革。能否更多交给市场来做，公平的市场竞争背后就是企业能够平等准入、平等竞争。

还有一部分服务业是由政府提供的，特别是偏基础性的服务，比如医疗和教育、城市公共管理、社会保障，这方面需要政府进一步增加投入，提升服务品质。这里面需要一些对政府激励机制的改革，在政府的工作考核中增加这方面权重。此外，还要有来自于被服务对象的监督问责机制。

走出需求不足的“三支柱”

《21世纪》：过去一段时间，你一直在就如何走出需求不足发声。你的观点是市场需求不足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表现为市场失灵，并可能导致经济进入负向螺旋循环。行至年末，能否请你再谈谈，应当采用哪些手段，来阻断需求不足的传导？当前的政策是否还有进一步加力的空间？

张斌：首先，我认为我们的政策空间还是很充裕的，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走出需求不足，最主要是要靠逆周期政策，通过逆周期政策带动全社会的信贷增长，以及全社会的支出水平上升。

比如在货币政策方面，政策利率还有很大空间。财政政策的空间就更大了，我们的债券受到市场欢迎，也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在这两项政策之外，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可能需要对房地产企业进行重组。

目前看，对需求不足问题的认识，包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需求不足，还是有很多分歧的。大家对需求不足的认知角度有很多，政策建议也有很多，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也还存在分歧。这需要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

从“926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我们对需求不足的危害以及政策选择的共识在提高。现在我们是把需求不足作为最突出的一个挑战来应对的，政策上也做了很多部署。

那么，接下来明年怎么看？还是要看政府工作计划，包括赤字率、新增债务情况、利率如何降等。现在具体的数字还不明确，还需要再观察。

我认为要走出需求不足，重点看明年的政府投资、信贷投放，还有房地产，这是三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政府通过举债提高政府支出，这不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基金，也包括政府主导的平台公司支出，是广义的大政府支出。支出增速必须要大于名义GDP增速，才能构成支撑，拉动需求增长。

第二个支柱，必须大幅度降低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降幅要远大于通胀的降幅，这样才能实现真实利率的下降。

第三个支柱，必须要有对房地产企业的重组。如果大型房地产企业一直处在危机边缘，整个行业也一定是不正常的，所以稳房企和稳住地产行业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非常好，但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对大型房地产企业展开重组。

《21世纪》：你今年在不同的场合，也多次分析过我们“为什么这么卷”。这次我们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这释放了什么信号？有哪些措施可以有效整治“内卷”？

张斌：“内卷”的形成有长期的原因。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下，个体再努力，整个行业也没有办法获得好的结果。这不是个体努力能够改变的，但个体又不得不努力。供给方在努力，需求不支撑，收获与努力不匹配，也就是所谓的“卷”了。

另一方面还有长期结构性的问题。行业增长潜力无法释放，赛道太少了。比如前面提到的一些服务业的赛道，本来可以产生大量的中高就业机会，如果这些赛道都开放，就业者的选择就很多元。赛道太少，能容纳的人太少，大家都努力，但是效果不明显。

关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21世纪》：我们也很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万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形债务，并承诺明年将提供更多支持。如何看这一措施可能产生的效果？

张斌：总体对地方政府是有帮助的。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经过了一些置换，但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成本是比价高的，自身偿债能力也比较差。通过增加债务限额，让地方政府多发一些新债，归还一些高成本的旧债，对于缓解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偿债压力，以及对地方财政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特别是专项债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我们正在开展试点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好。地方政府如果完全不能掌握债券的发行进度，有时候可能就会面临流动性问题，或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如果更多地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就能更好地匹配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

但光靠这一点，还不足以支撑充分的信贷增长和政府支出增长。这更多能够解决一些存量问题，对增量有一点帮助。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非常受市场关注。在你看来，这可能带来货币政策的哪些具体调整和变化？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如何进一步发挥？

张斌：这个变化是非常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走出需求不足的必要条件，如果真实利率太高，对市场自发的消费和投资都会形成遏制。如果说能够充分的降低利率，一方面可以降低债务成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资产的估值，包括房地产和股市。提高资产估值对走出需求不足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跟过去相比态度更加积极。通常使用的政策手段包括降准和降息，但相较而言，降息是更重要的。

除了降准降息，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方面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看央行能否推出类似2015年PSL（注：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即抵押补充贷款，是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以支撑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比如支持保障房建设或者城市更新。在这方面如果有4至6万亿的规模，对我相信对明年走出需求不足是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1世纪》：12月末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了。这里面也有一些提法，说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打好政策“组合拳”。这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号？

张斌：增加赤字率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过去我们的赤字率一直都在3%左右，这次如果能够大幅提高赤字率，就逆周期政策来说，是一个更积极的态度。这牵涉“三类钱”，第一是债务率，如果赤字率有所突破，就可以多发国债；第二是专项债可能也会增加额度，包括适用范围和决策主体都会做一些优化，这都是很好的；第三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也要增加额度。可以说政府的几个主要融资渠道都有提及，动作是非常积极、有帮助的。

需要补充的是，我认为在政策制定的时候不能只考虑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基金支出，还需要对政策进行细化和调整。比如，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最好能够“分城施策”，而且要把握好节奏，让地方政府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有些城市人口在流入，产业增长也不错，地方政府隐债的处理时间就可以适当拉长。因为化债最根本的落脚点并不是减债，而是提升收入，提升偿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