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中国应让家庭部门分享更多财政收入_新浪财经

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等逆风让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挑战，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认为，气候和安全方面的长期危机值得关注。对于中国经济当下的挑战，他表示，中国应让家庭部门分享更多财政收入。

2001年，斯宾塞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23年，他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知名投资人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跨界联手，共同撰写了《长期危机》一书，为修复全球经济提供指南。今年6月，该书的中文版《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面世。

斯宾塞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之后，他获得罗氏奖学金就读于牛津大学，并获得数学硕士学位。直到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斯宾塞才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作为一名加拿大后裔，他还喜欢打曲棍球。“我上大学时一直打曲棍球，甚至在牛津大学也是如此，我很喜欢这项运动。但我现在不再打曲棍球了，我会游泳或者滑雪，也会花很多时间在海边。”他说。

拿到博士学位后，斯宾塞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目前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荣誉退休菲利浦·H·奈特教授。他还拥有很多跟中国学界相关的头衔，包括阿里巴巴罗汉堂的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些知名委员会的委员等。此外，他还是投资管理公司Jasper Ridge Partners和成长型股权投资公司General Atlantic Partners的高级顾问，以及新加坡金融科技集团Surfin的董事会成员。

一些人认为现在就像1929年的前夜，很多国家开始用热战思维来处理经济和政治问题，对此您怎么看？您在《长期危机》里说，世界在悬崖边缘摇晃不定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爆发更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什么？

我理解人们为什么担心这一点，因为地缘冲突增加，民族主义抬头，在重要问题上的全球合作显然减少。意外是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会以一种难以控制的方式升级，这就是风险所在。

未来值得所有人关注的首先是气候问题。中国在该领域取得巨大进步，无论是碳排放，还是能源转型技术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问题是世界其他地区是否利用了中国取得的成果，如今似乎存在一些障碍，欧洲和美国限制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相关技术的进口。

除了气候变化，安全是另一个威胁。我们有限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使用的条约，但需要更多的条约来建立既定规范。我们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未来可能正慢慢地向悬崖边缘移动。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中年危机”，您在书中提到了经济增长的顺风，如新兴经济体追赶，万物的数字化，能源转型以及生物科技革命，也提到了阻力，在此消彼长的过程里，各国政府应该如何发动全球经济的新增长引擎？

技术是解决增长问题的潜在途径，明智地运用数字技术可能在多个维度上提升经济福祉，例如在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引发的生产力激增。我之前写过一些关于AlphaFold的内容，谷歌DeepMind能够以相当高的准确度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的能力，这对生物医学科学来说是一个巨大提升。未来的挑战是应对这些技术的潜在风险，确保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正面潜力。

你曾说过，中国将再次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来源。中国新能源企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那么，全球可持续发展如何才能减少敌意并进行合作呢？

中国现在是、将来也必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来源。最大的挑战是不仅要遏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上升的趋势，还要以相当快的速度将其降低。只要在世界各地有正确的领导力，我们就可以想象取得重大进展，汇集资源，确保技术在各国之间流动，找到解决方案。

《长期危机》提出中央银行从“消防员”变成“纵火犯”，如今中央银行表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怎么评价当前的美联储政策，他们应该做出哪些改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通胀问题并不严重的环境中至少有二十年。政策制定者和在商业领域以及央行工作的人们从未经历过通胀环境，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都是在这种长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人们会陷入思维滞后状态并犯错。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等事件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管理得当，负责管理它们的人可能忘记了，你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期限错配和利率变动可能带来的麻烦。

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挑战，您觉得如何解决当前困境？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可以帮助缓解过渡到状况更稳定的过程，在两到三年内，这将对家庭财富产生积极影响。家庭财富的稳定，进而是消费的稳定，通过消费可以促进服务业等领域的就业增长，这似乎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需要得到重视，需要进行全面的财政改革，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中国在政策制定方面有很多聪明的人，他们就能取得重大进展，或者至少能务实有效地解决问题。

再次，政府必须现在就决定私营部门与国有部门的关系，但在这一领域的信息传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这很可能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的构成必须从投资转向消费或政府服务。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进展太慢了。

我认为，在政策制定上，可以考虑让家庭部门分享更多财政收入。目前，政府仍然拥有大部分国有企业部门股份，如果把这部分收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退休金等，这可能会导致总需求的整体方向发生转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过去遇到的问题。撰文/马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