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保6”增长与中长期制度改革并不矛盾

　　原标题：王勇：我为什么支持余永定教授增速保6的观点？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不重视经济总量的必要增速是错误的，以为实现中高速增长很容易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不够快，不是政府意愿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保持必要增速是促进改革，而不是拖延改革。

　　讨论当前各种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首先对当下的GDP增长目标与经济形势做出自己的基本判断。当前我国宏观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指标，今年前三个季度以不变价格计算同比GDP增长率分别为6.4%， 6.2%与6.0%，第四季度增速破6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不少人甚至在担心2019年全年的GDP增速是否会跌到6%以下。 对比一下，2018年的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 6.8%、6.7% 和、6.5%，与6.4%， 2018年的年度真实GDP增速为6.8%，创下1991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保第四季度GDP增速6%？或者至少要保2019年全年增速6%以上？

　　着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教授最近在《财经》杂志上撰文《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提出我们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让GDP增速不断大幅下滑的趋势“刹车“，要保6。该文引发很多讨论，包括反对的观点。比如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博士在《保6有必要吗？能保6吗？和余永定教授商榷》一文中明确反对保6，列举了诸多反周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后果，认为保6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若为此继续之前的宏观刺激政策，只会带来更糟糕的宏观后果。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题为《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的某论坛发言中，谈到自己团队的研究认为2020年-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都在6%以下，中国正在发生增长的长期趋势性的下降，所以当前最好是用制度改革的办法应对长期趋势，而不是继续使用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保6%的增长。

　　我个人比较赞同余永定老师的观点，主张政府应该出台相关举措，力保增长。首先需要说明，余永定老师的观点，核心主张在于保增长的政策倾向，6%这个数字在当前政策讨论下是一种观点符号，本身不应做过度解读。6.05% 还是5.95%， 这不是重点。在那些反对保6的学者当中，一部分人主张废止所有的反周期刺激政策甚至进行逆向操作，而另一部分学者，包括陆挺与刘世锦在内，都不反对当下采取一定的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都认同防范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重要性。那么与后者观点相比，余永定教授与之真正的分歧之处在于，我认为，中国政府当下是否应该继续实施积极宏观政策，甚至比前几个季度强度更大的反周期宏观干预。为了使得讨论不至于失焦，我认为，从政策实际操作的角度，将我国今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目标定为6%、或者退一步，至少2019年全年的GDP增长目标定为6%，并无不可。我的理由主要有六点。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第一，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检讨过去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执行过程与相关实际效果，并根据当前形势与未来趋势，及时做出积极改善与调整。“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出发点是好的，方向是对的，目的是想减少资源错配，做好改革，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执行过程中，“三去”和“一降”的力度都比较大，实际效果属于紧缩性的政策，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周期性波动低谷时期，非常不利于经济的提振（如何看待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宽松的还是紧缩的？）。加上环保等结构性改革力度的加大，大力“反腐”以及非经济发展考核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建设上的“不作为”倾向，都导致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经济环境吃紧。

　　比如，所谓“一降”，即降成本，表面看是说减税负，我国也的确需要减税，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某些显性税收收入相对降低，而税收收入增长依旧是考核相关官员经济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再加上因为整治地方政府债务率，在“去杠杆”的压力下，导致各种隐形税收提高，在很多地方企业与居民所面临的实际税收负担并没有减低，而在那些真实税收收入的确下降的地方，不少政府投资项目被迫流产或者半途停工，实质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诸如这样“事与愿违”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政策失误不少。“去杠杆”的力度更是导致大量企业资金链收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受到很大影响。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宽松的结构性政策，多在“补短板”方面考虑，补中改革，才是增量改革，并在对应投资中化解一部分产能与库存，吸收就业进入部分较新有潜力的产业，达到同时平稳短期经济和促进长期增长的目的。稳增长应该不等于强刺激，不等于标准反周期凯恩斯政策，还应该包括如何做中长期生产性的投资，促进低质量向高质量的产业升级，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量举措，这部分还是需要足够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环境下才可以更好地实现。

　　第二，我认为国内学界目前有种对经济增长速度重要性的低估倾向，有种似乎低速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潜含判断，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大概在美国20%的发展中国家，不重视经济总量的必要增速是错误的，以为实现中高速增长很容易的想法也是错误的，那是被中国四十年高增长惯出来的富贵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不够快，不是政府意愿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落入低速增长以后想再回升到中高增速会格外吃力。保持必要增速是促进改革，而不是拖延改革。因为当蛋糕增速显着下降以后，如何分蛋糕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矛盾，不仅容易影响社会稳定，而且让本来可以进行的很多改革，包括增量改革，因为这些加剧的利益冲突反而无法推进。特别是，降低甚至放弃增长目标，并不自动带来有利的改革，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自动增强。有学者以中国经济总量大，即使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也能带来每年较大的绝对增量为理由，弱化“保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此逻辑，我坚决反对。真正应该比的是人均真实GDP的上升幅度，而不是GDP总量的绝对增幅。正因为我国的人均收入很低，还存在巨大的技术模仿空间，在很多地区劳动力成本依旧低廉，而且制度和政策有改善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后来者优势并非已经枯竭，经济增长潜力目前应该仍然超过6%。如果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让公众与决策者都形成一种普遍性的中国增速预期低于6%，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让悲观的预期自我实现。

　　第三，现在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反对保增长的学者，通常是根据Solow单部门增长模型的标准做法估算我们全国的投资回报率，估算TFP增长速度，然后发现投资回报率降低了，就以此为主要定量证据说中国投资过多了，投资效率太低了。虽然这是国际标准做法，发达国家也这么分析，但是我们必须有多部门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视角。

　　具体来说，你是否可以假设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的总量生产函数的函数形式是外生给定而且不随时间变化的？ 标准TFP估算方法基本都做了这样的假定，比如假设CD生产函数并且固定不变的资本产出弹性。这对于增速较低的发达国家可能是一个较好的近似，但是高速增长国家比如中国，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是很快速的，细分产业的生命周期较短，因此产业构成的变动就比较快，所谓总量生产函数，是建立最终GDP与当期生产要素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函数关系，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这个函数形式应该是内生的，内生于产业结构的，也受到各种政策与扭曲的影响（比如，Ju， Lin， Wang， 2015，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总量函数的函数形式必然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那只是Solow Model的一个数学假设。

　　既然函数形式可能随时间变化，那么你在假设总生产函数形式不变的前提下估算TFP增长率，经济学含义是什么？ 作何解释？什么叫资本的边际产出？  这方面的学术工作也请参考Michele Boldrin 与 David Levine的一系列工作。技术绝大多数都是嵌在资本里面的，机器或者其他资本，把包含不同技术的不同种机器在不同的使用寿命下用对应价格加总起来本身就会有很大的误差，TFP的高低显然会反向体现出对资本与劳动的数据衡量的精准度。很遗憾，看到国内太多的学者谈论TFP与投资增长率，却没有思考过这些基本问题，原因是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宏观与增长模型假设为只有定量区别，没有结构区别，即使有结构区别也假设成外生给定的区别。当然，如何更好地估算投资效率，增长效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总体上，我更加相信对企业，细分产业的TFP估算和投资效率估算，而对那些一上来就做总量估算的模型表示审慎。有趣的是，不少这样做的学者一方面用不讲结构的宏观模型做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却又大谈结构性问题。

　　第四，反对保6或者反对使用反周期宏观政策的学者当中，有很多人都把过去十年我国GDP增速下滑主要归因于内部体制与结构的长期问题，而非外部环境影响与周期的短期问题。但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若主因是诸如国有企业、土地、户籍、老龄化等内部体制与结构的问题，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同一时期内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经济体同时经历较大的增速下滑。比如中国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降到2016年的6.7%，同期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从4.5%降到-0.2%， 巴西从7.6%降到-3.6%， 印度从10.3%降到6.6%。日本从4.7%降到1%， 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同期从15.2%降到2%，中国台湾从10.8%降到2.3%，韩国从6.5%到2.3等等。这些经济体中很多并没有中国的国企、土地、户籍、老龄化等结构性或体制性问题，但同样经历增速的大幅下滑。而且，同时期这些经济体，连同美欧等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取了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加以应对。另外，正如我2018年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一文的模型分析所示，如果是总需求不足导致相对衰退，那么价格下降；而如果是总供给不足导致，则价格应该上升。而我们过去10年主要是通缩压力而非通胀压力，这说明我们主要问题在于总需求的不足，而且实际产出应该低于自然产出，否则四万亿等一系列扩张性刺激政策应该带来通胀而不是通缩，更不应该在需要扩张性政策时反而执行紧缩性的顺周期政策。当然，我们必须正视供给端存在各种制度、技术与结构方面的重要扭曲与短板问题，但必须把逻辑想清楚，对症下药，把改革与反周期的关系协调好，而不是对立起来，把所有问题都笼统地归因于体制问题，那样做，要么是思维懒惰，要么是意识形态，把不同于发达国家现行的体制与做法统统理解成扭曲。新结构经济学主张，讨论“政策扭曲”，首先要考虑它们的内生性问题，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内生结构，与外部环境同时加以考虑。

　　第五，反对保6的学者中另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投资回报率低下。如何定量评估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一直是经济学中的难点问题，主要因为其作为公共品的外部性、作为耐用品的回报率期限比较长、除经济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以及需要考虑一般均衡效应。上海与北京之间的高铁运营即使经济账面上亏损，也不见得就证明不需要这条高铁。

　　当然，我们确实需要考虑防止浪费性基建的问题，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机制保证在事前论证，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的流程尽量规范化，实质化，专业化。尽量减少低效率投资。这很难，但别无他法，不能因噎废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硬件基础设施并不仅仅包括“产业中性”的生活用途的道路、公园、下水道，而且也包括“产业非中性”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比如专门服务某个特定产业园区的道路、码头、电站与通信基站。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存在大量技不如人的“追赶型”产业，还有很多的产业短板，这些都需要继续投资相关产业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趁着周期低谷时相对低廉的投资成本良好时机，助力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些短板产业。

　　第六，为保6增长的正确的短期宏观政策与促进中长期发展的制度改革并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正向激励的。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个人认为生育率应该马上彻底放开，一胎化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强。我看不到任何一条站得住的理由在现在还要控制我国的生育率。放开生育率以后，还将会有利于提升短期与长期的消费需求。

　　再比如，我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在各自行业的所有企业数目中所占比重，上游产业最高、下游产业最低 （王勇、2017），与中国的“垂直结构”问题，即上游产业国企垄断，下游产业民营主导并开放（李系、刘学文、王勇，2014），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改革的方式就是要打破那些与国防战略安全并无实质关联的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加充分地竞争，这样才能优化上游产业的效率，进而通过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有利于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此外，随着我国“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这三大类的产业比重越来越高，自主研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与切迫性与日俱增，而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普及等等方面仍旧非常落后，需要大力进行制度性改革与大量追加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长、折旧率最低、最能增加幸福感的扩张性政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与文化艺术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包括在医疗、体育、养老等产业上的健康投资。

责任编辑：蒋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