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争论与我国脱贫攻坚经验的思考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争论与我国脱贫攻坚经验的思考

　　来源：金融时报

　　杜晓山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 “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然而，学界对三位诺奖得主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学术界引起争论

　　一是学术界的不同观点。诺奖得主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在发展经济学里使用“随机控制实验”。可是，正是这种研究工具和研究内容，在包括学术界等领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不同的评价。

　　对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方法持保留意见或不赞成的学者认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验方法可以借鉴，但没必要迷信。这种实验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在诺奖得主看来，随机实验才算最科学的。在一些小的贫困问题上，比如通过发放帐篷解决疟疾问题，给孩子吃防治蛔虫的药帮助孩子提高上课出勤率，这些实验是有效果的，但在很多政策问题上无法做实验。如果研究只关注能做随机实验的题目，那么有可能只关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另外，实验能否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把实验由点到面铺开的话，就要考虑到很多现实问题，效果往往达不到试点时的水平。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当作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不能为了工具而工具。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证明，贫困问题的解决不是靠这种随机实验来解决的。

　　有学者反对发展经济学里使用随机实验，认为随机实验的方法在一个地方有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无效了。因此，做随机控制实验看起来很科学，但是在这个村的研究并没有办法推广到其他村，更别说推广到全中国或者是推广到全世界。

　　笔者认为，对诺奖得主有不同的评价是很自然的，因为世界是多维的，不同人的认识也是多维的。与肯定诺奖得主的学者一样，我赞成在减轻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的研究与穷人的真实世界更贴近了，而且以问题导向切入，有助于提高减贫政策的针对性和准确度，有利于减少扶贫资源的浪费，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投入产出比。诺奖得主用大量实例不仅测试特定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而且还调查了原因，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不过，减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微观的随机对照实验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减贫需要完整、综合、协调的合力才能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与对其他事物一样，对减贫的实验性做法在认识论上需运用辩证唯物论，防止认识上的绝对化，防止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经济学诺奖关注减贫是对的，但缺少中国样本就少了说服力。我国的扶贫和脱贫攻坚的经验是最成功的实例，当然也不能完全套用到其他国家，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各国国情不同。

　　二是我国也有扶贫减贫领域的实验性做法。 其实，在我国也有一些类似的随机干预/对照实验，而且有的规模不小。例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自2007年以来，从反贫困、实现社会公平角度出发，开展改善儿童营养方面的研究和实验，尤其是6至24月龄营养改善和寄宿制学生营养改善方面的研究。还有“阳光校餐”项目所覆盖的贫困地区达14个省、100个县、9561所学校，379万学生试点，约20%的学生家庭在精准扶贫范围内。贫困地区的学生由于有了营养改善计划，他们的营养和生长状况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再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学者开展的行动研究项目——若干贫困县扶贫小额信贷试验及后来很多农村贫困地区公益性小额信贷项目也是不同程度的金融扶贫的“实验性做法”。相关学者和第三方机构还对此做过随机抽样对照研究。

　　与诺奖得主商榷：小额贷款项目的减贫效果

　　诺奖得主班纳吉和迪弗洛等人在印度城市海得拉巴的贫困家庭中开展了一项小额贷款项目的先期实验。他们的实验认为，小额贷款对现有小型企业的投资只有很小的正面效果，并且对消费或其他发展指标都没有影响——无论是在18个月还是36个月之后都没有影响。在其他国家进行的类似实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墨西哥和蒙古——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相对于富人，穷人更难获得贷款来改变命运。因为穷人成功机会太低，追讨难度也大，还会造成一些社会事件，因此正规银行都不愿给穷人贷款，或者就是利息很高。穷人贷不到款只能转向小额信贷，甚至转向高利贷，能成功还好，但大多数人都是饮鸩止渴，进一步滑入贫困的深渊。

　　小额信贷作为重要的金融扶贫工具，国内外学者已使用了田野实验对其进行大量评估研究，针对小额信贷扶贫效果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金融扶贫以其特有优势可以减轻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压力，该种新型的扶贫工具有助于贫困户脱贫增收，有正面经济社会效应；另外有学者认为，由于贫困地区的地区局限以及贫困户自身能力、金融知识的不足，使得金融扶贫并不能有效地达到预期效果。

　　笔者认为，小额信贷对中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影响的确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根据我们的试点试验及对我国公益性小贷项目的多年跟踪评估，总体上对弱势群体是有正面效果的。而且根据对孟加拉格莱珉“穷人银行”的长期跟踪评估及其在世界（包括美国）几十个国家的借鉴推广看，结论也是如此。笔者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一般来说，规范的社会企业类公益性小贷组织对减贫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其他需要外部资金补贴的机构，如商业类和政策类小贷对穷人的影响则不一定。

　　我国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及需要改进之处

　　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年来，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提出了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任务，确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6年来，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中国的脱贫攻坚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最大最根本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执政宗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这些经验弥足珍贵，要长期坚持。

　　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扶贫脱贫经验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增长为带动力量，不断地深化改革，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为大规模减贫奠定基础和条件。二是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各级政府与部门人员签订责任状，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针对特定人群组织，实施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三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以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并扶智，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四是坚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五是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结合，政府主导、社会帮扶和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相结合，在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普惠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政策，做到应扶尽扶、应保尽保。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看看以上经验是否都落到了实处。面对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有的地方忽略实际情况，脱贫“摘帽”规划层层加码，有的贫困县领导政绩观有偏差，为了“早脱贫、早提拔”，急躁冒进；有的扶贫政策不精准、不落地，帮扶走过场，有的产业扶贫盲目跟风，同质化现象严重；有的“造盆景”“垒大户”，或“巧算账”搞“数字脱贫”。凡此种种，都是工作中重形式轻实效，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没有担当的表现。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的经济学学者们应有历史使命感，尽快合力推进探索和总结新中国70年成就，包括减贫脱贫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更好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作者为本报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

责任编辑：覃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