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谈快递外卖“抢工”：制造业工资太低

　　快递外卖“抢工”，怪谁？

　　章铮

　　说到2019年的制造业用工荒，各类媒体上最常提到的原因，是快递、外卖等生活服务业抢了制造业的农民工。具体来说，与生活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工人一是收入低，二是不自由，以致“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

　　众所周知，大量使用农民工的生活服务业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样，“技术含量并不那么高”。既然同样“大家最终赚的都是辛苦钱”，为什么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会明显高于制造业呢？

　　换句话说，发生“抢工”，应该怪谁？是怪抢人的生活服务业有钱任性呢，还是怪被抢人的制造业不争气呢？

　　经济环境发生极大改变

　　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尽管所使用的劳动力同样是以农民工为主，但制造业与生活服务业这两个行业大发展的经济环境却极不相同。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发展年代，是上世纪80、90年代。举例来说，2000年，中国无可争议的农民工第一流入大省——广东省的在业流动人口中，就业于制造业的就占2/3，具体来说，是68.76%。

　　当年的经济环境是：

　　首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乡村劳动力大批进城工作，导致中国非技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

　　其次，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以2000年为例，该年城乡居民的年消费额：城镇为6850元；乡村为1860元。该年城镇商品住宅（不含别墅及高档公寓）平均售价为1954.3元/平方米，乡村住宅造价为244.6元/平方米。外出农民工的常态，是自己工作在城镇，家属（包括老幼病残及负责照看他们的劳动力）留在乡村。由于乡村生活水平与支出远低于城镇，因而农民工能接受的工资底线也远低于城镇职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的平均工资维持在大约相当于城镇职工60%的水平。

　　再其次，当年的政策只允许农民工进城工作，并不允许农民工全家进城落户；城镇住房大规模商品化是1998年的事。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特别是第一代农民工）也不会想到要为进城落户（包括买商品房）而多挣钱。

　　劳动力供过于求、加上农民工家庭大大低于城镇户籍居民的生活开支，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2004年前的民工潮年代，以制造业为主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二是制造业对廉价的“候鸟”式农民工产生路径依赖，以致在全国性民工荒出现15年后的今天，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仍然是低收入的代名词。

　　快递、外卖等生活服务业的大发展，是最近10年的事。例如，快递业务量2012年不过57亿件，到2018年就剧增到500亿件。

　　与制造业不同，今天生活服务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

　　首先，非技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

　　——全国就业人员数量开始下降，从2017年年末的77640万人下降为2018年年末的77586万人。这是该数字196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青年农民工数量在减少。从2011到2018年，全国16~20岁的农民工从1593万减少到692万，减少了57.6%；21~30岁的农民工从8266万减少到7267万，减少了12.1%。近5年来，50岁以上农民工的增加量超过了全部农民工的增加量。换句话说，50岁及以下农民工的数量，近5年不增反减。

　　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民工潮年代的2000年，农民工流入大省——广东省15~19、20~24、25~29岁这三个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分别占15~64岁（即劳动年龄段）流动人口的17.86%、30.71%与24.58%，合计占73.15%。生活服务业以外卖为例，2018年，美团外卖骑手中，1990年以后出生的（年龄在28岁以下）占39%，1985~1989年出生的（年龄在29~33岁）占28%。在全国就业人员总体供求平衡、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的条件下，生活服务业要想招募到合乎理想的员工，就得向青年农民工提供远高于制造业非技术工人的工资。

　　从事生活服务业的一线人员中，有不少青年是大学毕业生。美团外卖骑手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16%。无论他们算不算农民工（2018年，全部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0.9%；外出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3.8%），这些以落户城镇为底线的大学毕业生，对收入的要求高于其他农民工。

　　其次，是农民工城镇化的进展。

　　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与“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目标。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特别是大幅度地放宽了户口限制。

　　城镇化给农民工家庭提供了新选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进城落户后的农民工家庭需要承担城镇日常消费支出，以及在城镇购房或长期租房支出。如前所述，城镇的生活开支远高于乡村。笔者曾经作过测算，在现有平均收支水平下，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不具备城镇化的经济能力。农民工的平均生活开支水平本来就不高，全家进城后节衣缩食的余地是有限的。因而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关键，是要找到收入水平高且就业稳定的工作。

　　同样是进城落户，不同行业的农民工面临的选择也不一样。

　　制造业提供的是产品。在交通方便、物流（包括快递）发达的条件下，制造业企业（至少一部分）可以搬迁到内地。与沿海或一二线大城市相比，内地中小城镇的生活开支（特别是房价）相对低。只要当地制造业的收入水平足以承担全家在内地中小城镇生活的开支，制造业农民工就可以兼顾工作与全家团聚。

　　生活服务业提供给消费者的是实时服务，劳动者的居住地点必须邻近服务对象，因而生活服务业的农民工中，一大部分必须工作在沿海或一二线大城市。即使他们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落户，所需生活支出（特别是购房支出）也高于内地中小城镇，因此生活服务业农民工对收入的要求也就更高。

　　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抬高收入水平

　　城镇化、市民化的前景抬高了农民工的工资底线；劳动力市场上总体供求平衡、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的形势，使生活服务业农民工的高收入成为可能。

　　从农民工收入的角度去分析，许多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比如说，制造业农民工抱怨的工作不自由问题。今天珠三角的农民工，确实对天天加班与高工作强度下的现有收入水平嗤之以鼻。可10多年前，同样是珠三角，曾有农民工要求企业突破《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让他们多加班。这是因为今天高收入的生活服务业，当年或者还不存在，或者收入并不高，或者收入虽高，但规模有限、用不了多少农民工，因而制造业当时还是农民工的首选。可见，劳动者是接受还是拒绝工作环境带来的不自由，得看这种不自由能给他们带来什么，首先是能带来多高的收入。

　　再比如说，快递服务质量下降、快递件不送上门的问题。快递公司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是对快递员重罚。重罚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与快递员的收入高低相关。若快递公司走高端路线，快递运费贵、快递员收入高，则快递员珍惜工作机会，会尽量让客户满意，因而重罚有效；若快递企业靠低运费竞争，快递员靠量赚钱，他们就不会每天累死累活送货上门，被投诉大不了换一家公司继续干，因而重罚无效。如果罚得太狠，导致某个快递点的快递员跑光了，快件积压无人派送，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能由有关快递公司背锅。从自身利益考虑，那些低价揽件的快递公司，未必敢次次较真、重罚快递员。

　　总之，快递外卖“抢工”，应该怪制造业工资太低。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制造业企业为了降成本，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农民工同时又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过农民工城镇化、市民化来扩大有关市场的需求，首先就得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没有经济能力进城的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