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李学勤：我国三十年来的古文字与古代史

李学勤先生曾撰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古文字学的发展等内容，现将该文分享给读者，以为纪念。此文首发于2012年第1期《经济社会史评论》。

我在此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以及古文字学对于古代史研究所起的作用。

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这样的一个提法要从王国维先生说起。王国维先生的一个提法叫作二重证据法，近阶段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会提到二重证据法并有所讨论。所谓二重证据法，王先生讲到，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很多新的发现，这些新的发现使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就是把地下出土的材料和传世的文献互相对比、互相印证。二重证据法自王国维先生提出以来，一直也是研究古代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重要方法。近些年有一些学者特别是有几位外国学者认为，二重证据法有些弊端，提出一些批评，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一种历史学的偏向，太过于考虑与历史学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古文字学确实和古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他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和各方面的情况与中国并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传统。我们可以吸取别国优良的部分，可是中国自己的特色还是应该保存，这个问题在这里不着重谈。

我谈另一方面，王国维先生什么时候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的春天，接受了当时清华学校的邀请，到刚刚要建立的研究院，就是后来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担任导师。在同年4 月份，王国维先生全家搬进了清华的西院。当时清华研究院还未正式建立，没有招收学生。暑假期间，清华在校学生提出请王国维先生做一个演讲。7 月份的时候，王国维先生做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不是提出二重证据法的演讲，二重证据法是到了秋天学校开学后开设的一门名为古史新证的课程中提出的。7月份做的这次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所说的“最近二三十年”是针对1925年而言，换句话说也就是1900年前后以来的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讲二重证据法只是提到古史新证的课程，没有人提及王国维的这次演讲。实际上，王国维古史新证中的提法和这次演讲很有关系，应放在一起来看。因为在这次演讲中，王国维先生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自古以来，在学术史上发现一种新的学问（新的学术方向）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大的发现，一个是孔壁中经，另一个是西晋初年时候的汲冢竹书。这两次重大发现的共同特点就是带来了学术史上新的方向，即王国维先生讲的新的学问。王国维先生又指出，当代有四大发现，甲骨文、西陲木简、敦煌卷、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每一项发现都可以和历史上前两次大发现相比，所以说20 年代处的是一个大的发现的时代。我为什么说1925 年7 月份的这次演讲十分重要，因为有两点：第一点，王国维先生当时讲的这四大发现后来都成为极其重要的学科，甲骨文的发现成就甲骨学；西陲木简的研究成就简帛学；敦煌卷成就敦煌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成就文书档案学。四者都是目前国际上的大学科。这就是二重证据法的实际，即有很多会在学术史上起到根本影响和作用的新发现多数是和古文字学有关的，从而可以将地上的文献材料和地下新发现的材料互相印证，实际上就包含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这就成为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从王国维先生以来，中国的古文字学多是和中国的古代史研究有密切关系的。

回溯近3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1978年）也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年在吉林大学，由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主持召开了一次古文字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是“文革”以后第一次古文字学会议。当时在这个会议上弥漫着很强烈的气氛，一致建议，尽快把新闻媒体找来，发出一种呼吁，在我国古文字学快成为一种绝学的今天，要将古文字学继续发展下去，并成立了古文字学研究会。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开始，我们才有可能在吉林大学召开这个会，才有可能把这门学问进行下去。在此后，又逐渐招收了古文字学的研究生，发表了古文字学的论文，有了古文字学的专门刊物，将这项学问专门地展开。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说中国古文字学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可以说到20 世纪的后半期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学科里面是发展特别迅速的学科之一。在这30 年期间，古文字学已经发展成有四大分支的学科，包括甲骨学研究、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随着古文字学涵盖范围的扩大、学科专业化的加强，不可能有人掌握全面的知识成为真正的古文字学家。可见，在改革开放大的背景下，中国的古文字学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以下我就按照四个分支，谈一下改革开放30年以来古文字学的发展，特别是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古代史研究方面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第一，甲骨学研究。

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学的建立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王国维先生一生的贡献里面最主要的方面之一。甲骨文是哪年发现的呢？甲骨文是1899年发现的，1898 年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老百姓发现甲骨是在1898年，但那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学术意义上的发现是有界定的，确定是一种古代文物才称为发现，所以甲骨文是在1899年发现的。1899年王懿荣在北京见到了甲骨。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荣因疟疾买龙骨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可信，王懿荣的几个儿子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说法。1899 年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罗塞塔石发现一百年，这些发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没有一部世界科学史书不记载罗塞塔石的发现，一部没有偏见的世界科学史书也都会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甲骨文发现的最大意义在于把中国可信的古史在当时疑古思潮笼罩的情况下向前推到了商朝。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商朝的存在，可以怀疑夏朝的存在，但商朝是一定存在的。甲骨文的发现带来了殷墟的发掘，带来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对它的前期探讨。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甲骨学上是正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什么新的阶段呢？就是20世纪后半期在甲骨学上有两个最主要的贡献，这两点都影响到古史研究。第一个是甲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甲骨文太多了，有字甲骨的出土到今天为止究竟有多少是难以讨论的，而且也无法精确化，因为甲骨的脆弱，所以片数很难明确统计。最近历史研究所一位人士做了一个统计，为13 万片，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13万片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在13万片甲骨中大多数是非发掘品，是当地人挖出的，盗掘、偶然发现等都包括在内，现在仍然不断在发现。这些材料，特别是非发掘的材料是零散发表的，还有很多在公、私藏家里面，世界上有十几个国家都有甲骨文。甲骨文分散的现状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甲骨文方面的书籍很贵，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够掌握的。可以说材料的搜集、整理、辑集是甲骨文研究上

的最大障碍。搜集全部资料包括流传在国外的，这项工作是在20 世纪后半期基本上完成的，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出版的《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这还不够完全，最近正在编写《甲骨文合集三编》，准备再补两万多字。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发掘的材料和国外一些书籍材料等，这些材料的结果使得我们今天的甲骨研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一套比较完全的资料，这对于甲骨文和有关商代历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这项工作虽有不理想之处，但基本完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古文字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和主要成果。认为整理甲骨只是资料性工作，而不是研究工作的看法是不对的，胡厚宣先生就十分反对这种说法。

改革开放以来，甲骨学上第二个重要工作是殷墟甲骨分期。甲骨也是一种考古遗物，所有考古遗物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做分期、分区，对于殷墟甲骨没有分区的问题，主要是分期。任何考古遗物如果没有很好分期的基础，是无法使用的，也就成为混沌的一片，也失去了意义，所以要用进化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点也正体现了现代考古学的特点。现代考古学有一个哲学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进化论。过去的古物研究没有进化论的观点，也因此不具备现代考古学的两个基本方法：层位学和类型学。没有层位学的观点，发掘就无法实现，因为发掘是按照层位的标准来进行的，而层位的本身就是进化的；没有类型学的观点就不能区别古物的成器时间，类型学的基础也是进化论的观点。进化论的观点作为一个哲学观点指导了现代考古的科学实施。甲骨文研究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很好的分期研究是无法科学进行的，分期研究又是从考古发掘的实际开始的。关于甲骨分期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并于20 世纪末基本结束。对于甲骨分期的个别问题虽仍有争论，但大体趋势已经确定。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在掌握分期理论的基础上，史学界的研究者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甲骨文材料。

甲骨学还有一个层面的发展，就是范围的扩大。过去一讲甲骨就仅指商代甲骨。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甲骨已经不再限于商代，有很多的发现指出，西周也拥有大量甲骨。改革开放以后，在陕西周原凤雏遗址发现了大量甲骨。周原遗址附近的岐山周公庙也发现了甲骨，这项发掘工作仍在进行。西周的甲骨文虽然数量不多，但已在陕西、北京、湖北等许多地方发现，从时间和地域上已经远超过了殷墟的范围。即使是商代的甲骨文，也

不仅仅发现在殷墟，50年代初时，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两片有字甲骨，其并不属于殷墟时期且未必属于真正的卜辞。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发现了真正和殷墟相当的卜辞，大辛庄也是继殷墟之后最早报道发现商代遗址的地方。大辛庄遗址出现的商代的遗物非常珍贵，不仅有青铜器，还有卜甲、卜骨，此处卜甲和卜骨与殷墟的非常接近。这是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甲骨卜辞经过104年之后的又一次发现。随着甲骨学的范围不断扩大，其对于古代史研究的贡献也就更多了。

第二，青铜器和金文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古文字学最大的发展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青铜器研究的重点不能完全放在文字上。中国从汉朝以来，就已有人研究青铜器上的文字了。《汉书·郊祀志》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汉宣帝时在今陕西法门寺地区出土了一个鼎，被认为是天降祥瑞而被贡献给了朝廷，汉宣帝大喜。时任京兆尹的张敞是一位很优秀的研究古文字的专家，他将鼎上文字释读出来，说此鼎乃西周时期一个人立功后、王给予的赏赐，和祥瑞无关。从那时起到北宋，中国研究青铜器的人主要是先看上面是否有字，到今天也是如此，先看有无铭文。不过这样我们形成一个偏向，对金文的研究只是研究字而不去考虑它的形制、纹饰等方面的发展，这样的偏向也造成对青铜器的研究非常不够，特别是对时代分期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也带来种种问题。

这些情况到近二三十年逐渐得到很好扭转。所以青铜器研究要看五个方面：第一是青铜器的形制，即什么样子，叫什么；第二是纹饰，纹饰特别重要，有学者讲纹饰就是青铜器的语言，这种语言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时代的，因为纹饰也是一种艺术，有流行性、时尚性；第三是文字；第四是功能；第五是工艺，是从科技角度来看。从这五方面研究青铜器，是近几十年来的新趋势，只有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好青铜器分期、分区工作。现在中原地区或者说跟中原文化直接有关的地区的青铜器的排队基本上已形成，可能个别东西在前后的细节上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可总的不同意见是不会有的。至于其他各个地区，根据其文化特点、地下材料，有的在分期上不够完备，那是由于出土材料的问题，不是由于研究方法的问题。而从金文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殷周金文集成》，还有一些其他书籍也给学习金文提供了很好的查阅资料。殷周金文已超过一万件，再加上秦汉部分，数量还要大得多。另外还有很多重大发现，这些金文的发现意义重大。例如2003 年春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一个青铜器窖藏，里面有一个盘子，盘子上有许多铭文，它使我们第一次看到周文王一直到周宣王的世系。商代的世系是早先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文考定的，甲骨文的研究，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证明《史记·殷本纪》基本是正确的，而且由于最近新的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和发现，我们会认为比过去想的更正确一些。商代的王朝也因此才能真正被确立下来，不再动摇，而西周世系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考古学的证明，没有得到很好的确立。“文革”期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发现的史墙盘对西周的世系记录从周文王到恭王，而杨家村窖藏青铜器的出土也使得西周的世系得到了证明，也证实了西周的王系和《史记·周本纪》所讲完全一致。近几年来的新发现很多，对于周初历史的研究都很重要。所以这个学科分支对于古代史研究的推动是非常大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里面，学者们做了一个西周金文历谱，此历谱虽不能说绝对的正确，但是目前能做的最好的工作，应该说此历谱从2000 年通过国家验收之后到现在已经出土的11 件文物中，只有两件和历谱有些差距，所以说基本上还是可用的。

第三，战国文字的研究。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文字学里发展最快的分支，因其发现量最多。中国在商周时期文字是统一的，到了春秋以后，随着国家政权走向分裂，逐渐文字异形、言语异声。我们仅知道秦始皇统一文字还是不够的，还要研究战国文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研究古文字从汉朝就开始了，唐宋和明清时期也对此研究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北宋以后着重研究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这些研究是依据《说文》作为基础进行的，但《说文》是汉代的成果，如果根据汉代的小篆研究商周文字，中间就出现了断档，缺失了战国文字研究。战国出现了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的现象，如果放弃对这一时期文字的研究，就无法将文字的历史衔接到一起。

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汉朝时已开始。秦始皇焚书坑儒，诗书百家语一律被烧毁，只保留了术数、医药等技术性的书籍。在秦挟书令仍有效用的期间内，没有任何书籍敢超出其规定的范围。汉朝时期学术界最大的工作就是四处搜集未被烧毁的书籍，接续文化传统。在汉朝初年，有很多学者研究战国文字，中国也开始了古文字学，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文字的基础。战国文字发展最快的是楚国文字，楚国墓葬中多有积水，文字较容易保存下来。现在对楚国文字的研究带动了整个古文字研究。通过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也能更好地了解商周文字。

第四，简帛（简牍）学研究。

我们今天的简帛学研究实际上分为了两个学科，研究简的学者也分为两类，一部分人研究的是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出土的汉晋时代的木简，这些简是文书（document）不是书，还有一部分人是专门研究书（book）的。文书的范围广，数量大。最大的发现是在湖南里耶出土的秦文书，有三万余片，有字的有一万多片。此次出土的简的时间段是从秦始皇二十五年到秦二世元年。还有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数量也很多。目前研究文书简的范围可以扩大到韩国、日本等国。我们发现，中国人不用简了，日本人却开始用简。日本人不承认他们用简是跟中国学的，但我们看，就是跟中国学的。竹简书主要出土在带水坑的楚地墓葬，例如1973年长沙汉墓马王堆竹木简和帛书，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90年代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的简（上博简）。这些简堪称地下图书馆，其影响也是很大的。

以上很简单地回顾了四个分支。这四个分支告诉我们，古文字学已经和古代史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传世的古书经过新发现的印证也重新现出了光辉，也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术发展之快。

最后我再谈一个想法。新的发现有很多，今后重大发现还会层出不穷。但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这些方向的学者慢慢演变成集中专追新材料的局面，随着更新材料的出现，又很快冷下了前面的研究。我个人认为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我认为在古文字学界包括古代史研究方面，应该树立认真踏实工作的态度，提倡基础工作的研究，不要片面地追新求异。

本文摘自推动者系列丛书之《守望精神家园》，刘未鸣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

丛书简介：改革开放40 年间，不论物质生活的方式如何变化与创新，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眷念从来没有中止过。在我们精神家园的众多守望者中，我们选取侯仁之、吴冠中、张君秋、谢晋、李学勤、王蒙、傅庚辰、冯骥才、刘心武、叶小钢等人，他们关于文化大国建设的思考、对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探求、启迪，感动了无数人。

在他们当中，王蒙身体力行地推动文化大国建设，走在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探求前沿；冯骥才投身文化遗产抢救，影响深远；谢晋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在不同时期都引领中国电影主流；侯仁之一生守护北京城，率先开展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与申报工作；吴冠中打破“中国画的围墙”，将中国传统艺术与欧洲油画完美结合；张君秋长期致力于京剧艺术的传承工作；李学勤从先秦追到远古，一生致力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傅庚辰唱响人民音乐主旋律；刘心武开创新时期文学的方向；叶小钢将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有机融合、浑然一体……

40年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进步的同时，文化大家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眷念、对现代文明的探寻从未停止，他们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在时代前列，自动承担起探索大国文化建设的使命，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份共同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期盼：守望精神家园。

感谢关注我社官微：中国文史出版社

更多资讯，欢迎洽询热线：010-81136602/6603/6605/6606；010-81136601 010-81136698 010-81136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