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3 期）于2020年9⽉23日举行。中国⼈⺠⼤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范志勇发布了题为“如何实现⾼⽔平经济‘双循环’ ？”的报告。
报告认为，对外开放和加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至少发挥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通过发展轻工业和国际贸易解决重工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对就业的排斥问题，保证赶超战略得以持续实施。改革开放之前，工业增加值在工业中的比重最高仅在1971年达到57%。由于无法同时解决资本积累不足和重工业对就业的排斥问题，工业化进程屡屡被迫中断。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在1992年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获得两次快速提升，并最终达到超过70%的高水平。
第二，外资不是我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通过内部发展战略，扭曲要素价格，解决了资本短缺问题。我国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倾斜，从而为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首先，劳动者报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下降；其次，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倾斜；第三，内需结构向投资倾斜。
第三，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但报告也指出，通过嵌入全球产业链，实现资本加速积累。但是这种资本加速积累机制付出的代价是经济失衡的加剧，包括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总需求结构失衡等等都是资本快速积累的副产品。
为了维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国家在政策上不得不加大对出口的激励，总需求相应地也越来越严重依赖外需拉动。与此同时，随着要素收入分配日益向资本倾斜，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下降，也导致了在总需求结构上出现的消费支出份额下降和投资支出份额上升等失衡现象。
因此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资本积累的方式，单纯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总需求调整政策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失衡现象。而且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一套过对依赖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正日益面临着挑战。
此外，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片面强调效率原则，自发的价值链分工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陷。一是忽略了产业链的利润分配问题；二是忽略了产业链的安全性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产业链分工的可持续性问题。
第一，上游国家利用垄断地位侵占下由国家利益。随着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我国企业正逐渐向由发达国家企业所垄断供给方渗透。一些企业在5G等高科技领域实现了较大的突破，威胁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发达国家还利用政府的力量，帮助其企业获得和巩固市场垄断地位，限制和打压我国企业向价值链上中高端攀升的努力。
第二，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整”的风险。疫情暴露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安全性的片面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和脆弱性。疫情结束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不可避免地将进行调整。作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全球产业链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造成直接影响。一方面，一些跨国公司的生产部门可能会从我国迁出，影响我国国内的生产和就业；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全球新设的生产部门也会对我国现有国内企业造成直接的竞争。
第三，在全球化速度放缓的形势下，各国间发生利益冲突，爆发贸易摩擦的可能性都将提升。我国企业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
谈及“双循环”战略，报告认为，“双循环”不等于人为压缩国外循环，也不等于人为割裂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的联系。新模式下，“双循环”不以单纯扩大总需求为唯一目标，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并创造新的国际市场。
报告分析称，国内循环方面，应注重产业安全，立足国内，从融入全球产业链到整合全球产业链，内需应成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来源。
国外循环方面，则应打造安全的经济环境，即人民币国际化和完备的支付体系，此外，还应深化全球化，把握“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
那么，该如何协调内外循环战略呢？报告认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提升我国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和安全性。第二，深入市场化改革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调整，创造稳定的总需求来源。第三，以国外循环为渠道，为国内大循环创造安全和宽松的市场环境。
报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单纯的“扩内需”，也不是单纯地追求对GDP增长的贡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发展的动力来源和经济安全底线；应该告别“以外促外”和“以外促内”的传统内外循环模式。
报告建议，第一，应持续推进制度和机制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基础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完善统一公平的全国大市场。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出口拉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突破“卡脖子“技术节点，围绕高科技发展新基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
第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以内带外”，完善产业链布局，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四，扩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全面对接，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在“双循环相互促进”方面，报告指出，人民币支付体系是国外循环和双循环的物质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安全的屏障。
报告分析称，人民币支付体系（包括独立的跨境支付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是的经济安全性的前提。单纯从经济效率角度看，单一跨境支付体系和单一国际货币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是这一结论仅仅适用于无摩擦的理想世界。当SWIFT越来越频繁的成为美国制裁别国的工具，建立新的跨境支付体系就具有了潜在现实的意义。
一方面，跨境支付体系对安全性和高效性有极高的要求，其建设成本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够承受的。即便是建成了新的支付体系，只有交易量足够高时才能弥补高昂的运行成本，保证支付体系具有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新的跨境支付体系需要有新的国际化货币。倘若新的跨境支付体系仍然主要用来支付美元，那么对美国的依赖从本质上也没有解除。
最后，报告建议，以“一带一路”带动“全球化”深化，为外循环扩展市场空间。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巨大，能够有效扩大全球总需求。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交通网络建设可以有效地扩大全球市场规模，提升经济全球化深度。通过建立双边或者多边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为共同为各国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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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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