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李葆华与银行改革二三事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配合《中国金融》杂志相关专栏，选取部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金融改革和重大金融事件的文章，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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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国金融》2007年第1期

中国人民银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重灾区，银行被并入财政部，银行业务萎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任命李葆华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恢复了银行机构。李葆华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儿子。李大钊蒙难以后，国民党想斩草除根，李葆华被迫亡命天涯，远走日本。回国后，他隐姓埋名，化名赵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才恢复本名，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他曾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为大批干部落实政策。李葆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他首先对大批干部落实政策，把银行的骨干解放出来，同时，对银行制度进行了改革。 

李葆华作风民主，依靠群众。当时银行干部奇缺，我建议他举办研究生部，招收大学毕业生，择优录取，自己培养干部。他听取了我的建议，说办就办，成立了研究生部，培养了大批银行骨干。他没有建立自己小圈子的意识，也没有为部门利益斤斤计较。他认为银行应当改革，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要求独立出去，他研究后同意。法国的一些商业银行表示愿意为人民银行提供外汇贷款，李葆华同意并特意派一些干部组成代表团，包括韩雷、王伟才和我，要求我们调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最新状况。后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沃尔克邀请人民银行派团访问，他又指定我和尚明、李元洪（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陈国强（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郑唯业等参加，要求弄清楚美国国家银行是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李葆华成为银行改革的领军人物，开始了银行的中兴。 

“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务院制定了“财政六条”和“银行六条”控制乱投资和乱发票子，把金银输出国外，买进小麦和白糖，制成高价点心和高价糖果，把多发的票子收回来。为了将这些政策法制化，由段云（财贸办副主任）领头开始制定银行工作条例，人民银行派我参与这项工作。银行工作条例旨在肯定财政与银行分口管理的原则。这是苏联模式的“精髓”。它规定银行只能发放季节性临时性贷款，企业投资只能依靠财政拨给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银行实际上只是现金出纳机构，财政也只是记账机构，经济大权由政府直接掌握。由于政企不分，缺乏监督，造成投资效益低下。财政名义上是投资者，但对企业无法监督，因为它的机构很少，对企业没有经常性接触，够不着，管不住。银行机构虽然多，但对企业无权过问。由于财政资金紧缺，无力增加投资，造成企业设备陈旧，生产能力低下，连经常运转的定额流动资金也无法获得。因此，苏联模式的财政与银行分口管理有名无实。段云说：银行当出纳，财政管账，政府管投资这有什么不好？但实践却证明，这个原则根本实行不了，而且使国民经济陷于停滞的境地。因此我对苏联银行模式产生了怀疑，认为必须另谋出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李葆华的带领下，我们开始考虑银行改革的方向问题。 

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指出，资本主义“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他预见到“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杠杆发生作用”。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信用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统计机关，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银行和辛迪加准备了社会调节机构”。 

列宁观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支付都要通过银行，银行对企业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对企业发放贷款。银行成为公共簿记、神经中枢，实际上对生产资料起了分配的作用。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保留银行。需要打破的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压迫机构，而银行、信用社、邮政局等一类机构要保存下来。可惜斯大林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忽视银行的作用。我建议我国放弃财政与银行分口管理原则，改由银行管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供应。李葆华对此非常重视。后此建议经薛暮桥转交给胡乔木，由他向党中央反映。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外汇收付吃紧，拟派代表团向法国的几家商业银行借款。李葆华决定派乔培新、韩雷和我去，并借此机会考察一下资本主义银行的现状，供国内银行改革参考。 

我们到了法国、意大利，对银行进行了考察。发现两国银行业都对企业除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之外，还办理中长期贷款（包括1年到7年期的中期贷款和7年到15年期的长期贷款），企业用固定资产贷款购进新的机器设备，进行技术更新。法国的银行1978年贷款1万多亿法郎，其中短期贷款占37.8%，中长期贷款占62.2%。意大利1978年短期贷款800亿美元，中长期贷款150亿美元。西方国家西德、日本、美国、英国都开办了中长期贷款。苏联20世纪30年代信用改革时，正值1929年资本主义大危机，于是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危机时期银行应急措施，实行由财政部门对企业无偿拨付基本建设和定额流动资金贷款的做法，银行只贷季节性临时性流动资金。但从1967年起，凡五年以内能够收回投资的基本建设，可由银行发放贷款，1976年苏联银行贷款1961亿卢布，其中，中长期贷款占341亿卢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开始恢复，但企业资本薄弱，证券交易、直接信贷一时恢复不了，主要依靠银行中长期贷款提供设备更新资金，恢复生产。我们认为，我们不能食古不化，盲目坚持资本主义银行为应付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临时禁止银行发放固定资产贷款的做法。为了贯彻凭借经济办法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应该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开办中长期贷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的鼓舞下，各地纷纷进行各种改革试点。其中，四川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做法最引人注目。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李葆华派我们到四川考察。我们到了成都后，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建议我们对四川各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进行考察。我们接受他的建议，到都江堰、攀枝花、乐山、自流井、重庆、成都等地的试点单位考察，足迹遍及工厂、矿山、商店、外贸企业等。在考察过程中，企业职工改革的冲天干劲感动了我们。我们在重庆访问了一家橡胶厂，厂长是工人出身。这个厂原来都为新办工厂制造大型橡胶管，改革开始后调整基建规模，橡胶管奉命停产。他们不甘心停产、吃亏损饭，看准农业大上需要灌溉用的水管，便派职工出去找米下锅。他们不但不甘心停工，而且想多生产些水管。但是水管上下工作台都靠几十人一齐动手搬上掀下，一不小心就会被水管反弹打伤，于是工人们想制作一个自动搬水管的设备。但在资金来源上，财政没钱给；他们想向银行借钱，但不符合银行“不能发放设备贷款”的原则。这位厂长问我们：“你们来自总行，你们看这种钱银行能不能贷？”我们认为该贷。这位厂长说：“当地银行已经贷了。”当时四川的工厂，纷纷上一些技术革新项目。在乐山，我们访问一个缫丝厂，工人用手从滚开的水中取出蚕丝，劳动条件极端恶劣，但无钱购买新的设备。我们回到成都后，向四川省委汇报，认为企业、职工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了，大家都希望添点设备，搞点技术革新，进一步发展生产。

当时四川试办的中短期设备贷款，实际上是在中国首次开办的中长期贷款，为了不与禁止银行发放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的规定相冲突，才改名为中短期贷款。后来国务院决定试办20亿元的中短期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中短期贷款会议，肯定了成绩，决定把中短期贷款推广到全国。现在已定名为中长期贷款。到2003年末，中长期贷款余额已增加到67252亿元，短期贷款余额87398亿元。

中短期贷款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当时规定总额为十几亿元，属于试办性质，当时既要改革，又要调整。1980年底，提出进一步调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防止通货膨胀。中短期贷款是计划外新增的项目，因此有人提出停办中短期贷款的意见。国务院召集会议，讨论中短期贷款的存废问题。李葆华行长组织大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提出，列入计划内的主要是大洋全的重化工业项目，当前调整需要增产轻纺工业产品，满足回笼货币的要求，而中短期设备贷款主要用于增产日用消费品的轻纺工业项目。因此要砍计划内项目，并逐步增加中短期贷款的项目。国务院作出决定，并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在天津召开中短期贷款会议，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中短期贷款工作。 

李葆华担任人民银行行长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推动专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为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银行贷款的展开促使各专业银行纷纷独立出来。此前，中国人民银行总揽所有银行业务。中国银行挂了牌，但只是人民银行的外汇业务部；农业银行三起三落，挂了牌又摘掉，实质上是人民银行的农业贷款部；建设银行原来也是财政部投资拨款的办理机构。 

由于发奖金、加工资及青年就业增多，银行储蓄急剧增加。银行运用这笔资金发放贷款，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银行业务得到很快发展，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去，机构、人员迅速增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邀请专业银行行长座谈，认为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财政部领导的建设银行也独立出去。从此形成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专业银行的格局。后来又实行业务交叉，银行机构倍增，满足了市场经济中增设机构的需要。王琢同志称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与银行信贷的高速发展有关，是信贷启动论发挥了作用。乡镇企业多由银行贷款启动。如广东顺德乡镇企业几年内获得迅速发展，其资金主要由银行提供。四通起家，也是依靠银行几十万元的贷款。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几家专业银行独立出来以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几位行长介绍情况，并邀请人民银行行长参加。在会上，韩雷等同志作了发言，认为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仍然沿用原来的方式，管小管微，缺乏宏观方面的研究和指导。我当时已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综合情况，提出必须成立中央银行。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另外成立中央银行，另一个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另成立工商银行，把人民银行原来经营的城市工商业务交给工商银行。姚依林副总理肯定了后一方案。 

专业银行分离及新成立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亏损问题，坏账约占20%到40%。这固然有银行经营中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经济矛盾的反映。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工商企业并不发达，企业无法依靠自己的积累发展壮大。企业发展依靠银行贷款，且长期占用，不能归还。没有企业的自我积累，银行资金就难以归还，资金周转就难以实现。近年来虽有好转，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时，我到王府井的银行办事处调查外地来京的客户，发现他们货物出售取得的货款存不进银行，因为票子太多，当天点不完。汇钱到外地，很困难，客户只得请人押送前去。一些银行的储蓄所又小又窄。银行不愿多开户，有些单位找到领导，才能开上户头。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都发展起来了，需要在银行开户，但银行却招架不了，叫苦连天。西方的银行都建有银行大厦，我国的银行却挤在破旧的街巷里。我们调查后才发现，原有的银行管理法规规定银行是行政机关，不创造价值，因此从严规定必须有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严格加以限制，先看银行机构能用几个人，然后计算需多少笔墨纸张，额外增加一把算盘，这就足够了。因此，即使业务发展了，也不允许增加业务人员，连点钞机等新设备也不准购买，更不允许盖高楼大厦。弄清情况后，李葆华向国务院写了报告，要求明确银行是金融企业，不是行政机关。因为当时有人引用列宁说的银行是社会主义的机关，有些同志认为这条规定不可更改。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翻出原文，原来这个俄文原词可翻译成机构或机关，并不含有行政机关的涵意。后来国务院终于明确了银行是金融企业，不再按行政机关加以严格限制，银行人员视业务发展加以增减，房屋视业务需要增减，可以购买点钞机及其他设备。这就大大推动了银行业的发展。 

我们深深地怀念银行改革的先行者李葆华。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认为银行是落实这些政策的关键部门之一。银行改革的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坚信数百万银行工作人员必将振奋精神，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以告慰前人。 

（责任编辑　刘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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