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北四行”和“南三行”|中国共产党_新浪财经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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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配合《中国金融》杂志相关专栏，选取部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金融改革和重大金融事件的文章，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作者｜潘连贵

文章｜《中国金融》2003年第1期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商业银行形成了一些民族资本的金融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四行”和“南三行”。“北四行”是北方的金融集团，即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合称；“南三行”是南方的金融集团，即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三家银行的合称。

北四行中的盐业、金城、大陆三行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创办起来的。1915年3月盐业银行开业，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盐业为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创立盐业银行，目的是控制盐政。1923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吴鼎昌任总经理后，改为商办，增加资本至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为当时全国商业银行之冠。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5月，总行设在天津，周作民任总经理。到1927年，金城银行纯益累计达1065万元，奠定了作为北四行主要支柱的基础，1936年存款总额上升为1.8亿元，一度居全国商业银行首位。大陆银行从1918年9月开始筹建，次年4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总管理处在北京，谈荔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6年时存款额为1.22亿元，居全国商业银行第三位。

北四行中并非所有的总行都在北方，中南银行的总行设在上海。它是南洋华侨资本创办的银行，主要发起人是爪哇侨商黄奕住。1921年6月中南银行成立，黄任董事长，并聘胡笔江任总经理。中南之所以属于北四行，起源是与金城、盐业、大陆三行合办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1921年9月，吴鼎昌自海外访问回国，道经上海，介绍国外的银行联合经营，资本雄厚，以调剂金融，辅助实业。他与胡笔江、周作民商议后，于11月成立了盐业、金城、中南三行联合营业事务所。1922年7月大陆银行加入，改为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由吴鼎昌任主任。四行联营后，首先在1923年3月成立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纸币。因为中南系归国华侨创办，获得特许发行钞票的权力，四家银行联合发行，信用良好，到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前夕，中南钞票的发行总额仅次于中国银行，名列华资银行第二位。1935年发行权被取消，四行准备库宣告结束。四行联营采取的另一个做法是1923年6月成立四行储蓄会，进行联合放款，截至1936年，吸收储金总额在9000余万元，为当时中国储蓄量最大的金融机构。北四行联合经营，在中国金融史上是个创新，反映了近代商业银行初步呈现资本主义银行业的联合和集中倾向。

南三行中以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时间为最早，1915年，为适应营业扩展的需要，进行机构改革，将总行由杭州迁至上海，叶景葵任董事长。1918～1927年间，它的存款额曾五次居全国商业银行的首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本是一家规模很小的银行，但总经理陈光甫有很强的金融管理才能，很快跻身于大银行的行列。1928年后，除个别年份存款额不如金城银行外，在全国商业银行中长期独占鳌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是浙江实业银行的前身，1923年3月官商分股，官股组成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组成浙江实业银行。4月，浙江实业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上海，李铭任总经理兼常务董事，他曾多次任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有助于该行声誉的传播。在发展国外汇兑业务方面，获利丰厚，是拥有外汇资产较多的商业银行。

与北四行相比，南三行没有联合经营的组织形式，通过董监事的相互兼任，业务上的相互支持，协力图功，也起着联合经营的效果。南三行以上海为基地，主要营业领域都在南方，有着经营灵活、讲求效率、重视服务质量等特点。特别是在致力银行近代化方面，较早推行新式簿记，使用机器记账和其他现代化设备，并十分注意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在兴办银行的理念上是比较新颖的。

不管是北四行还是南三行，始终与民族工商业保持着较广泛的联系。在这些银行的资金运用中，工商业放款占有不小的比例，不愧为中国商业银行的中流砥柱。不容忽视的是，民族资本金融集团具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北四行的大股东不少是军阀、官僚，故初期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在华北金融业务上具备仅次于中国、交通两行的操纵力。南三行的掌权人物多为江浙金融巨子，经济上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南方政治势力，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筹集巨款，提供军政费用。在中国金融史上，也有把南三行与中国、交通两行合称“南五行”的，主要指北洋政府后期，中交两行为了摆脱政府的控制，向商业银行转化，将营业重点放在上海，南方商股的势力进入银行的领导层。实际上，这已把中国、交通两行当作商业银行看待。然而，国民政府奉行金融垄断政策，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被改组为官僚资本银行，中断了商业化进程，北四行和南三行的继续发展也被延误。这对中国商业银行来说，实在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