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西北农民银行的创建与发展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配合《中国金融》杂志相关专栏，选取部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金融改革和重大金融事件的文章，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作者｜杜斌「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副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11期

晋绥边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与各敌后武装及共产国际联系的交通要道和主要屏障，多次粉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妄图越过黄河摧毁延安中央领导机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为党中央的战略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北农民银行作为根据地政府和边区人民的银行，在1937～1948年存续的十二年间，通过整顿货币、发行货币、发放贷款和管理外汇等相关金融活动，为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保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民抗战的高潮，同年9月，八路军120师进入晋西北，当时由于货币种类繁多，加之阎锡山在山西滥发晋钞，导致晋西北地区金融市场混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针对这一状况，晋西北党委决定：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委托，共产党员刘少白由太原返回兴县全权负责银行筹建工作。刘少白多方筹划，带头拿出全部积蓄，凑足了铺底准备金5万余元。根据银行的革命性、实效性和基础性，把银行命名为“兴县农民银行”。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建立了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银行。1937年11月初，刘少白在银行第一次董事会上被一致推举为银行经理，兴县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运营。1938年6月，兴县农民银行发行货币10万元，绝大多数资金用来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武器和补充军需，支援八路军抗战。

“晋西事变”后为切实解决边区的经济困难，经中共中央和晋西北行政公署批准，1940年5月10日，在原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西农币（农币）。西北农民银行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晋绥边区国民经济情况和对日作战需求应运而生的政治经济策略。各项银行业务的积极开展，维护了边区金融市场秩序，提供了边区购买军需的资金，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高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根据地的信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粉碎日军的经济封锁，实现市场上的流通货币统一，西北农民银行通过与伪钞、法币、银洋三种货币的斗争，巩固和提高了农币的地位，进而维护了边区金融市场的稳定。

晋绥边区对伪钞一直采用坚决肃清，杜绝使用的政策。首先，加强宣传，让群众自觉抵制伪钞，粉碎日军“以战养战”的阴谋；其次，严令党、政、军拒用伪钞；最后，组织合作社，统一对外贸易，积极组织货源，力求解决边区军民必需品供给问题。同时，给予违反者严厉批评。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伪钞，使日伪妄图以伪钞挤进根据地的目的破产。

晋绥政权建立初期，允许法币和农币共同流通。到1941年初，法币只允许保存，不允许流通。在1942年秋冬，随着法币价格的不断下跌、边区土产的不断增加，边区政府通过募集金融公债、增加实物储备等措施，逐步具备了停用法币流通的条件。到1942年11月9日，正式宣布停止法币流通。

根据地内禁止银洋流通。西北农民银行成立之初，根据地外贸入超很大，如果放任银洋自由流通，就会使大量资金落入敌手，对根据地产生不利影响。1941年11月，晋绥边区政府颁布了《修整扰乱金融惩治暂行条例》，强调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农币是根据地唯一合法本位币。1943年11月，晋绥边区政府彻底禁止银洋流通，一切业务必须使用农币，禁绝银洋政策的落实，使得银洋在市场上的流通逐渐减少。

通过农币与伪钞、法币和银洋等非本位币的斗争，改变了晋绥边区货币纷乱繁杂的局面，基本实现了货币统一，巩固和提高了农币地位，打破了日伪利用非本位币扰乱边区金融市场的阴谋，推动了边区金融市场的稳定。

战争年代根据地财政困难，依靠发行货币来支持根据地建设是战时金融的显著特点。西北农民银行根据革命形势，合理控制农币的发行量。1940年农币的发行全部用于财政开支；1941年财政开支用款占货币发行额的93.33%；1942年货币发行全部用于财政开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逐渐扩大和战争局势的好转，1943年财政开支仅占到货币发行额的三分之一；随后，1944年、1945年农币的发行量又经历了紧缩和扩张的过程，但财政开支仍占据重要地位。

农币的发行在满足晋绥革命根据地财政用款的同时，还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援。1946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共中央土特产药品折款7亿元农币，1947年，支援中共中央经费55.7亿元。1946年、1947年两年还为陕甘宁边区生活在晋绥的后方人员提供经费、服装费共2250亿元。1948年1月，晋绥边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向陕甘宁边区运粮5.5万石，供解放延安之用。晋绥边区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要支援中央政府和陕甘宁边区，发行货币成为此时唯一的选择。正如贺龙所说：“就全国来说，我们解放区最小，人口最少，晋绥、陕甘宁合起来才四百万人口，又最穷，但是负担最重，肩负的责任最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晋绥边区除采取军事侵略外，还发动了经济战争。西北农民银行配合边区政府，发放贷款，恢复和发展了晋绥边区经济。

西北农民银行主要通过发放农业贷款、工商业贷款和救灾贷款支持边区经济恢复和发展。在农业贷款方面，从根据地建立到抗战胜利，边区政府和银行共颁布了12项有关农贷的政策规定，开展了以农贷为主的春耕贷款、青苗贷款、耕牛贷款、水利贷款、一般农贷和植棉贷款等各项业务。根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记载：仅1944年全年开荒达750000亩之多、增产细粮160000大石、种棉153086亩。畜牧业也有了大幅增加，兴县、临县、河曲、保德4县比新政权建立前增加了50%以上。一些村、区、县已经做到了“耕三余一”，有的甚至已达到了“耕一余一”，为根据地农副业产品的完全自给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

西北农民银行发放工商业贷款主要以支持纺织业为主。纺织业是根据地的支柱产业。1943年，晋绥边区发放妇女纺织贷款120万元，用以购置纺织机具，发展民间纺织事业；1945年，为帮助新解放区恢复生产，给新解放的方山县的贷款200万元；1946年，晋绥行署确定新增农、工业贷款2亿元。为了帮助群众发展纺织，西北农民银行还以实物发放贷款，将大批棉花作为纺织贷款，直接贷给群众，晋西南解放后，晋绥行署给新解放区群众贷放棉花20万斤、发放无利棉花贷款6000斤。纺织业贷款的逐年支持使根据地的纺织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1947年根据地遭受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致使晋西北“约46万人口地区没有或极少收成，190余万人口地区普遍欠收，造成数十年来所未有的灾荒”。为帮助灾民度荒，1948年春晋绥行署相继发放贷粮、救济粮2000大石，贷款农币200亿元，集中用于灾情较严重地区的救灾救荒，解决贫苦农民春耕春种中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贷款和物资帮助了群众发展生产，扶植了贫苦人民翻身，促进了边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使得边区进出口贸易极不平衡。单以兴县为例，进口额就是出口额的两倍，面对严重的贸易不平衡，西北农民银行主要通过管理外汇和运用牌价改变贸易现状，实现贸易进出口的平衡。一方面，西北农民银行推行管理贸易政策，让外汇工作与贸易管理相配合。推出边区土产品，积极吸收市场出现的新外汇，并用外汇购买根据地急用物资，减少外汇浪费，提高外汇利用率，进一步平衡边区贸易。另一方面，对于输出一般货物所换回的非本位币进行严格管理，交于银行，银行按照挂牌价付给相等价值的农币。为了更好地发挥比价的控制作用，灵活地调控本币与外币的兑换比，西北农民银行加快了牌价的更换频率，积极变动挂牌，同时对黑市的市场价格进行分析判断，让银行牌价可以根据农币的涨落和边区经济发展的变化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牌价，从而让农币更多地流向西北农民银行而不是进入黑市。这些措施使得银行的外汇利用实力提高，进而提高稳定物价的能力。

边区政府与侵华日军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展开的经济、金融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每一次较量，都关系到晋绥边区民众和人民军队力量的存亡。西北农民银行在晋绥边区经济金融战场上取得的战绩，不仅推动了晋绥边区抗战事业的顺利发展，而且为新中国银行业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责任编辑  纪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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