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炼：两会给新基建带来的历史新机遇

　　曹文炼：两会给新基建带来的历史新机遇

　　沈建光博士宏观研究

　　京东数科研究院于2020年5月30日（周六）下午3：00-6：00，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带来主题发言“两会给新基建带来的历史新机遇”。

　　曹文炼指出，新基建是撬动未来经济新动能发展、扩大内需的主要杠杆，统计数据也表明新基建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很大。如何发展和抓住新基建？不仅要增加投入，更重要的是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运用方式的政策创新，当前形势下可以考虑一部分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曹文炼 

　　为了探索我国经济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外部条件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发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借助新基建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京东数科研究院于2020年5月30日（周六）下午3：00-6：00，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丝路产业与金融国际联盟理事长，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带来主题发言“两会给新基建带来的历史新机遇”。

　　曹文炼指出，新基建是撬动未来经济新动能发展、扩大内需的主要杠杆，统计数据也表明新基建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很大。如何发展和抓住新基建？不仅要增加投入，更重要的是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运用方式的政策创新。当前形势下可以考虑一部分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只要有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和确保支持重点，特殊情况下不是不可以超越财政央行的一般界限。如果经济回到常态或者基本接近于常态，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在财政金融的基本界限还是应该恪守纪律。

　　以下为发言全文：

　　曹文炼：主持人好，各位老朋友好，大家好！今天研讨会给我出的题目是谈谈新基建，我简单讲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新基建？第二，新基建对于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或者中国的长远发展到底能起什么作用？第三，政府应该如何从政策上支持新基建？企业有什么机遇？

　　对新基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这个概念最早是从前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随后各级政府部门（包括最高层）都反复强调和不断升级对新基建作用的重视。克强总理在这次两会的政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两新一重”的概念。“两新”指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一重”指传统基建，即交通和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工程，把新基建提到与新型城镇化一样高度重视。这让我联想起八十年代末刚加入国家计委不久提的“两基一支”，即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重视，后来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在加入WTO以前，用举国之力发展“两基一支”，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4年我国提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又用战略新兴产业和城镇化建设撬动新动能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记得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战略新兴产业还不到GDP的5%，因此无法称做支柱产业。通过“十二五”和“十三五”的加力发展，现在人们公认战略新兴产业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产业，目前大约占到GDP的15%。特别是今年一季度，GDP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时，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信息产业等却逆势上涨，增长速度超过10%。我国现在提出“两新一重”，将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并提，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4月28日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专门布置发展新基建，提出要以新基建“一业带百业”。新基建正是撬动未来经济新动能发展、扩大内需的主要杠杆。

　　对新基建的理解包括宽和窄两个定义。从窄定义来说，过去新基建在技术层面更多地讲的是5G+云+人工智能。从宽定义来说，今年4月2日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他提到三个方面：第一，新基建指从信息产业发展本身衍生出来的基础设施。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相关基础设施，如算力和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第二，新基建是融合型新基建，使新老传统基建相互结合，以新型基建发挥带动作用。第三，强调对各种创新支持的新基建。如果从这三方面来看，新基建就不那么狭隘了。

　　即使从狭隘的定义来看，统计数据也表明新基建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很大。以5G为例，估计5G今年可以带动的经济产出达到1.2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可以达到6.3万亿元。人工智能今年可以带动的经济产出将达到1万亿元，最近8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50%以上，引发很多热议。有些专家讲新基建没有什么用，我不赞成这一点，我认为应该从更宽广的角度、发展的角度理解新基建。今年中央深改委领导小组的第十二次会议也提出要新老基建结合，打造集约高效、经济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

　　如何发展和抓住新基建？不仅仅是要增加投入，更重要的是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运用方式的政策创新。我们国家实际上不缺资金。我们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海外有这么多资产，还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过去我们发展传统基建依靠的是政策创新的支持，包括发展政策性银行、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收费补偿机制、铁道建设基金、投融资平台、各种政府和私人企业合伙制（BOT和PPP）等等，关键是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才有了如今世界公认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我一贯主张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依靠传统的计划经济不行，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也不行，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成就。回顾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金融市场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产品创新，如企业债券、股票、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等等，都是我原来所在的原国家计委财金司最早推动发展起来的。

　　今年这么多财政资金要直接下到地方基层，除了支持民生和消费以外，能不能在运用方式上再多一些有效的政策创新？我基本赞同当前形势下可以考虑一部分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只要有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和确保支持重点，特殊情况下不是不可以超越财政央行的一般界限。理论应该随着实践发展和创新。如果经济回到常态或者基本接近于常态，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在财政金融的基本界限还是应该恪守纪律。前段时间我们莫干山研究院内部讨论时提出在地方建立一些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发挥财政信用的作用。另外风险投资公司和PE现在都面临LP融资困难，如何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来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现在要建立新的举国体制来支持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能不能通过一些财政性资金做LP，直接投到比较好的GP即基金管理司中。我过去在发改委任职时一直主张财政建设资金要逐渐加大通过以基金的方式投资，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前也有助于更好地支持新基建发展。

　　总之，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不可偏废，当前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强调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最重要的都是掌握好平衡问题。我前几天看过梁小民翻译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这本书，他开宗明义在序言中就讲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是从古典经济学到今天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关键是处理好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两手平衡，这个平衡也不是永恒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制度形态和不同形势下，有的时候政府手段多点，有的时候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多点，关键是如何能够更好解决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实现充分就业。

　　最近疫情缓解后我们到北方一些省区调研，感到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还是很高，但是地方政府的主动服务意识、国家有关部门的产业政策灵活性都还很不够。特别是民营企业要想上新的投资项目很难，疫情期间政府大院都不让进，很多项目怎么跟政府沟通呢？现在有钱也着急，缺乏好项目，即使有好项目也缺乏政府和银行的主动调研支持，如何打通新的政商关系？政府不作为或者不积极作为仍然比较严重地制约了我国不少地区经济的发展。

　　沈建光：谢谢曹理事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视角。我想问一个问题：在疫情下，中国经济复工复产的速度最快，一些“一带一路”国家还没有走出来，需要很大帮助。“一带一路”或许是推广中国产品或提升中国存在感的一个绝佳契机。但另一方面，疫情会加重非洲的债务负担。您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

　　曹文炼：这个问题很好，值得思考。近十年我接触“一带一路”工作比较多，包括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产能合作工作。我觉得，首先“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筐，有些人理解“走出去”投资都是“一带一路”，我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或者多边国际组织之间签订的协议框架下的共同经济合作行为，不是单纯的援助计划，是以商业互利合作为主的共商、共建、共赢行为，当然这个过程中中国也要努力为世界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如果所有走出去的投资项目都叫“一带一路”项目，那就乱了。

　　第二，我觉得“一带一路”在融资方式上应该主要运用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的力量来支持，包括一定的财政资金配合。赠款属于财政资金，而不是商业性金融。这几年中国发起组建的一些国际投融资机构，应该主要发挥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如果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都成了商业性机构，那么又有多大必要呢？现在并不缺少商业性的金融机构。

　　第三，疫情下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重建，的确需要适当和及时调整中国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规划与投资重点，更好发挥各类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中国要更大力度联合有关发达国家共同减免对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帮助建设公共卫生防疫实施，贯彻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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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