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研究院详解中国五大经济圈的发展潜力|京津冀_新浪财经

　　原标题：干货满满！国有大行研究机构万字长文详解中国五大经济圈的发展潜力

　　来源：行长要参

　　作者：朱勇王盛刚王婧溢李宜航赵景兰（建行研究院）

　　摘要：

　　区域经济圈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十四五规划要求“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目前，国家已陆续出台多个规划纲要（如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通过分析这些经济圈的发展状况、产业变迁、城市潜力，并据此提出建设银行支持国内经济圈协同发展的策略与措施。

　　一．区域经济圈概念与内涵。区域经济圈是指以一些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其他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形成一体化的圈域经济现象。经济圈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主导着一个区域的空间布局和战略地位，它能够加强区域内合作，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对实现要素优化配置和带动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区域经济圈及协同发展应充分理解四个观点：一是目前国内关于“经济圈”的概念比较混乱，“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等名词经常混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意思相同，本文统一使用经济圈概念。二是经济圈协同发展是各城市的共同发展，既不是零和游戏，也不是行政设置的简单合并。三是经济圈协同发展应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引导的原则。四是经济圈中各城市之间既有合作，也可能会有竞争，合作不排斥适当合理的竞争。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五朵金花”。我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五大经济圈。五大经济圈总面积 113.81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总数 7.03 亿，2019 年 GDP 总值达 63.67 万亿元。五大经济圈以全国 11.86%的面积创造了全国经济总量的 62.57%。五大经济圈科技创新实力强劲，双一流高校 107 所占全国的71.8%。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城独角兽数量占全国的 82%。区域内金融资源丰富，五大经济圈拥有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四大金融中心，贷款总量占全国的 60.2%。五大区域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者，无论是深圳特区、浦东新区，还是雄安新区的设立，都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但是，当前五大经济圈发展态势不一，其中：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优势明显，京津冀稍显疲态，长江中游和成渝未来可期。长三角一骑绝尘，对全国 GDP 的贡献度最高，接近 25%，远远高于其他区域，但京津冀对全国 GDP 的贡献近年来已经低于长江中游地区。从 GDP 同比增速来看，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增长势头较猛，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三、中国五大经济圈主导产业的发展与变迁。产业是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五大经济圈都在不约而同地发生一个本质转变，即核心城市正在从以“工业+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向以“商业+技术”为主导的城市转变。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五大经济圈的第一产业占比都有明显的收缩，到 2019 年五大经济圈第一产业的占比全在 10%以下；第二产业总体平稳，除京津冀第二产业占比下降明显，从 61%下降至 29%外，其他四大区域只有小幅收缩；而五大经济圈的第三产业都有明显的发展，其中京津冀的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达 67%，其余地区也在50%以上。

　　产业集群的变迁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梯度转移政策的体现。总体来看，工业、金融、批发零售、房地产、交通运输等产业仍是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的主导产业集群，而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工业是长江中游、成渝的主导产业集群。当前五大区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长三角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同时出现集聚下降，基础研究关系到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后劲，如何加强区域内基础研究值得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业集聚明显下降，本地教育资源稍显薄弱，珠三角 9 市仅有“985”高校 2所，“211”高校 4 所，每百万人口高校数仅为京津冀的 1/2；京津冀金融产业一枝独秀，第二产业占比下滑明显，重点城市辐射和带动效应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天津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滞后，未来需警惕“金融空心化”；长江中游金融业集聚明显不足，与其他区域不同，其金融业集聚反而出现下降，2019 年金融业产值不足长三角的 1/3；成渝两地产业重合较大，未来如何抛弃“瑜亮”之争，实现更好合作是双方面临的难题。

　　四、中国五大经济圈中重点城市的发展潜力。重点城市是支撑区域发展的核心。我们通过“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人口结构、交通便利、物价水平和生活环境”六个方面构建城市吸引力指数，比较 50 大城市之间的发展潜力，综合结果显示：北上广深吸引力指数居前四位。杭州、苏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紧随其后，但与四大一线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马鞍山、肇庆、盐城、泰州、石家庄的吸引力较低。

　　我们从“经济活力”和“生活便利”两个维度将所有城市分为三个梯队：北上广深位于第一梯队，其中深圳由于较高的房价和文化生活的匮乏落于低位，未来发展可能被生活不便利掣肘，而广州的发展较为均衡，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位于第二梯队的城市有杭州、南京、苏州、武汉、西安、成都、重庆和东莞，其中重庆和东莞发展有所“偏科”，重庆经济发展活力相对不足，东莞生活便利程度较低。大部分城市落在第三梯队，天津由于近年发展停滞已落入第三梯队，石家庄在省会城市中表现最差，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的部分三线城市由于区域内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太强落在了第三梯队后方。

　　五、银行策略。中国经济圈的协同发展为银行提供了业务拓展的机遇，银行在支持我国经济圈协同发展上将大有可为。针对区域发展的“智慧城市、住房租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和重点城市”，商业银行可以采取以下五个措施：

　　一是以金融科技为引领，全面打造“金融 City”生态圈，助力智慧城市发展。

　　二是金融深度介入住房租赁，解决住房痛点问题，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解除后顾之忧。

　　三是完善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加大区域特色创新，助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是发挥好金融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功能，为区域一体化的产业集群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五是大力推进重点城市行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支持区域重点城市发展。

　　一、区域经济圈概念及内涵

　　（一）基本概念

　　区域经济圈是指以一些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其他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形成一体化的圈域经济现象。在国外它表现为“都市圈”、“城市群”、“湾区”等多种形式；在国内，一般表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如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它是一个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导着一个区域的空间布局和战略地位，能够加强区域内合作，有效减少交易成本，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对实现要素优化配置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研究区域经济圈及协同发展必须理解四个观点：1）目前国内关于“经济圈”的概念比较混乱，“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等名词经常混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意思相同，本文统一使用经济圈概念。2）经济圈协同发展是各城市的共同发展，既不是零和游戏，也不是行政设置的简单合并。3）经济圈协同发展应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引导的原则。4）经济圈中各城市之间既有合作，也可能会有竞争，合作不排斥适当合理的竞争。

　　（二）国际经验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英国、日本曾先后发展形成多个经济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先后形成了东北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南加洲、五大湖区等大型经济圈，这些经济圈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具体呈现出三种模式：核心带动模式、齐头并进模式和多中心格局模式。

　　1、核心带动模式。以东北部经济圈为代表，主要特点是：1）核心城市作用突出。2）区域分工格局合理。3）多元化产业呈现聚集趋势，各城市都有各自的优势产业，若孤立的看，每个城市主导产业都是唯一的，只是形成了若干优势产业群落。4）航运中心地位突出，港口是核心带动模式中城市群发展的基础。

　　2、齐头并进模式。以五大湖区经济圈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并无一个城市居于绝对核心地位，多个中心城市在功能上各有所长、互相依存、共同发展，齐头并进。主要特点是：

　　1）产业集中度高。区域内主导产业集聚趋势十分明显；2）区域合作性强。由于城市主导产业单一，专业化程度很高，单个城市必须依赖整个生产网络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使得城市经济协作十分紧密；3）产业互补作用明显，各城市在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3、多中心格局模式。以南加洲为代表。经济圈中城市布局是以组团模式发展起来的，打破了市区和郊区的传统规则，是典型的同核城市群。工业城、商业城甚至大学城犬牙交错，没有市区、郊区之分。空间结构上，由相对独立的部分或次城市构成，每个次城市各自形成一个小中心，成为平面化的城市。

　　（三）主要启示

　　一是通过经济圈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美国三大经济圈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再由这些大经济圈向内陆辐射，形成了全国均衡发展的动力源。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东北部经济圈的 GDP 约占全美国总量的 24%，大洛杉矶区占21%，五大湖区占 20%，美国三大经济圈的 GDP 总量达到 6 万多亿美元，约占全美国 GDP 的 67%。

　　二是在政府主导同时引导民间团体的主动作为。由于制度差异，国外政府在主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政府管理能力和行政事务办理的效率相对较弱。因此，城市管治离不开民间组织的巨大帮助。如在纽约、芝加哥等城市，商会组织往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对城市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三是充分发挥经济圈中区域规划的引导作用。在美国，各经济群都非常重视区域规划。以纽约区域为代表，1922 年纽约大都市区就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 1929 年、1948 年和 1966年发表了三份地区规划，促进了各个城市的有序发展和规模经济，从而为纽约大都市区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是更加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各经济群在竞相发展以网络、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更加强化资源节约，注意保护和节约土地，实行土地资源有限开发、有序开发和有偿开发，并增加对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投入，加强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市场准入、技术标准、排放标准等措施限制高污染企业进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五朵金花”

　　（一）五大经济圈发展快速且举足轻重

　　我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五大经济圈。这些经济圈或凭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资源禀赋、悠久的文化传承，或有力的政策支持，率先发展起一批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并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在全国经济增长、改革开放、科技创新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在全国经济增长中举足轻重。五大经济圈总面积113.81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总数 7.03 亿，2019 年 GDP 总值达 63.67 万亿元。五大经济圈以全国 11.86%的面积创造了全国经济总量的 62.57%。虽然五大经济圈人口密度高，但人均 GDP普遍高于全国水平。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的人均 GDP 分别为 16.15 万元/人、12.4 万元/人、7.48 万元/人，远高于全国人均 GDP（7.1 万元/人）。

　　二是科技创新引领全国。据 CB Insights 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在全球 436 家独角兽中，中国占据 166 家。从国内分布看，这些独角兽集中于五大经济圈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城独角兽数量占整体的 82%，估值占比更是高达 93.3%。其中北京独角兽数量最多，共 69 家，占比 41.6%，上海、杭州、深圳依次为 35 家、20 家、13 家，占比分别为 21.1%、12%、7.8%。同时，五大经济圈汇集着中国顶尖高校资源，共有双一流高校 107 所，占全国的 71.8%。

　　三是集聚全国最强的金融资源。五大经济圈拥有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四大金融中心，全国前 100 家大银行中有 65家银行的总部汇集在五大经济圈，五大经济圈的贷款总量占全国的 60.2%，同时，汇集了全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及众多券商、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

　　四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者。1980 年深圳设为经济特区，吹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2013 年-2015 年上海、广东、天津自贸区相继成立，成为探索对外开放新路径的前锋；2017 年，雄安新区设立，开启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局面；2019年，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再次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前列。与此同时，五大经济圈对外开放程度全国领先。2017-2019 年，五大经济圈的出口金额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23.9%、22.1%和 22.3%，分别高于全国比重 5.5、4.2、4.9 个百分点。

　　五大经济圈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未来，五大经济圈的发展仍将是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政策下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二）当前五大经济圈发展各有千秋且发展态势不一，其中：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优势明显，京津冀稍显疲态，长江中游和成渝未来可期

　　从经济增长看：长三角一骑绝尘，对全国 GDP 的贡献度最高，接近 25%，远远高于其他区域，但京津冀对全国 GDP 的贡献近年来已经低于长江中游地区。在人均 GDP 上，粤港澳和长三角都远高于其他区域，京津冀次之。从 GDP 同比增速来看，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增长势头较猛，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从“投资、消费、净出口”看：在投资方面，长三角始终处于高位，京津冀地区相较于其他区域有所放缓，成渝则有加速趋势；在消费方面，长三角作为“包邮区”优势明显，其余地区差别不大；在净出口方面，京津冀是唯一一个进口大于出口的区域，而长三角、粤港澳的出口优势明显。

　　从产业结构看：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五大经济圈的第一产业占比都有明显收缩，尽管长江中游和成渝的农业较为发达，但是，到 2019 年五大经济圈第一产业的占比全在 10%以下。第二产业总体平稳，除京津冀第二产业占比下降明显，从 61%下降至 29%外，其他区域的第二产业只有小幅收缩。而五大经济圈的第三产业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京津冀的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达 67%，其余地区也在 50%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五大经济圈都在不约而同地发生一个本质转变，即核心城市正在从以“工业+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向以“商业+技术”为主导的城市转变。五大经济圈是拉动全国第三产业占比提升的主要驱动力，2003-2019 年五大经济圈多数中心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提升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五大经济圈中的核心省市在过去十年中均呈现出了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和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收缩的大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核心城市主导产业的转变，正在从传统“工业型”城市向“技术及服务型”城市发展。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1、区域协同发展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政策突破。区域协同发展需要在政策规划、交通网络、环保治理、市场交易、行政管理、民生生活等多方面实现协同，而在现有行政设置下，区域各省市行政权力相对完整、发展水平和结构各有千秋，各自利益客观存在，能否找到合作发展的契机和突破点，需要政策上更大的智慧和突破。如粤港澳大湾区客观上存在“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套监管制度”。由于制度的差异，香港、澳门与大陆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上存在差别，跨境融通业务上存在政策上的困难。

　　2、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和升级。区域的协同发展可以让区域内部不发达的地区通过承接发达城市的一些落后产业实现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发达城市转型升级。但是，目前我国五大经济圈内部还未形成明确的产业分工，各区域或多或少存在重复投资建设问题。比如，冶金、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受到地方政府广泛青睐，在 23 个长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别有 13 个和 12 个城市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发展石化和冶金产业。粤港澳大湾区除深圳、香港、澳门外，均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趋同，当前支柱产业仍集中于机械制造、金属冶炼、纺织、食品、化工等中低端制造业。

　　3、交通生活等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仍然较大。当前，各区域内部的核心城市虹吸效应显著，这说明区域内部的交通网络、医疗教育、文娱生活等方面的资源并不均衡，区域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善。另外，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都在疏散人口，缓解城市压力，这就需要大力建设周边城市的交通网络和各类基础设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交通建设有了大幅提高，但是与国际主要大都市群相比，五大经济圈在线网密度和人均里程上都存在较大差距。

　　4、区域政务一体化壁垒仍然存在。目前，国家层面虽然出台了很多区域一体化、城市群协同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但各区域内部并未实现社保一体化、治理一个章、民生一卡通、公积金异地互认购房等，这大大影响了区域内部的生活便利程度，限制了区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制约了区域的增长潜力，尚未发挥区域一体化的制度优势。

　　三、中国五大经济圈主导产业的发展与变迁

　　产业是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进一步揭示五大经济圈的产业状况，我们分别采用了IAI指数（产业集聚指数）和IACI指数（产业集聚变化指数）来反映五大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水平和变化。当IAI指数超过1，说明该区域这一产业与全国该产业比较具有相对集聚优势。同时，当IACI指数越接近于1，说明该产业在该区域上集聚效应在增强；而指数越接近-1，则说明该产业的集聚效应在变弱。

　　（一）长三角：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其产业变迁既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涨带来的红利，也体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变化规律。从时点看，批发零售、金融、住宿餐饮、工业是当前区域的主导产业集群。从变化看，金融、建筑业集聚变化明显，但是，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同时出现集聚下降，如何加强区域内基础研究值得关注。

　　具体来看，批发零售在长三角集聚水平最高。这充分反映该区域近年来消费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在“2018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 100 强”的7家零售企业中，3 家（阿里巴巴、苏宁易购、拼多多）均位于长三角地区，且这3家互联网零售企业在全国批发零售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金融则是长三角集聚变化最高的行业。这充分反映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金融实力，也说明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目前，长三角汇集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消费金融公司等各类机构，涉及股票、债券等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 26 个。截至 2019 年末，上海的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到 1659 家，约占全国的 36.1%，远远高于北京（17.4%）、深圳（7.8%）、广州（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集聚快速提升，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同时出现集聚下降，我们认为基础研究关系到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后劲，如何加强区域内基础研究值得关注。

　　（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工业、房地产是当前大湾区的主导产业集群。在五个区域中，大湾区的制造业集聚变化最高，发展较快。但是，大湾区的本地教育资源稍显薄弱，大湾区教育有待发展。

　　金融是大湾区集聚水平最高的产业。区域内，香港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球物流中心，具有较强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的优势。同时，近年来深圳发挥紧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数字货币等领域中先行先试。深圳还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全国首个向个人及境外投资者开放的碳交易市场，2017年，成交量和成交额在全国两项指标占比中排名第三。

　　在五个区域中，大湾区的制造业集聚变化最高，发展较快。目前，区域内产业分工较为完善，拥有 300 多个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内地 9 市作为“世界工厂”，正在向先进制造业升级，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从 A 股战略新兴行业上市公司数量来看，珠三角 9 市占全部的 20%。珠三角 9 市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为行业前两位，已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动力。

　　但是，大湾区近十年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教育行业在集聚效应上呈反向变动。一方面，该区域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集聚效应提高，反映区域人才吸引力很强，科技和创新能力较高。2019 年研发费用投入（R&D）超过百亿规模的城市中就有深圳、广州、东莞、佛山、惠州和珠海，其中，深圳的研发费用投入更是达 1328 亿元。但是另一方面，教育行业集聚效应在下降，说明本地教育资源稍显薄弱，大湾区教育有待发展。目前，珠三角 9 市仅有“985”高校 2 所，“211”高校 4 所，2019 年珠三角地区每百万人口高校数仅为京津冀的 1/2。

　　（三）京津冀：金融、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是该区域的主导产业，金融及科学研究等集聚变化明显，但是，近年来区域第二产业占比下滑明显，重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效应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天津经济和制造业发展滞后，未来特别要防止“金融空心化”问题。

　　金融业在京津冀产业中一枝独秀。无论是集聚水平还是十年间集聚变化，金融业都是最高的。特别是北京作为京津冀金融业发展的龙头，总部经济发达，是全国金融监管机构和绝大部分商业金融机构总部的所在地，属于金融管理和政策制定中心。2019年，北京金融业增加值6544.77亿元，同比增长10%，远高于天津的1907.86亿元和河北的2416.13亿元。

　　京津冀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实现了较强的产业集聚效应，说明京津冀科研实力强劲，创新能力强。据相关报告显示，2017年京津冀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3.09%，明显高于江浙沪的2.81%。京津冀985高校数量约占全国的1/4，211高校数量在全国该类高校中占比超1/4，远超其它区域两类高校数量占比水平。京津冀地区高校质量和数量均在全国领先，综合教育实力强于其它区域。

　　但是，京津冀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实力较为悬殊。北京、天津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但是到目前为止，区域内的中心辐射和引导作用没有充分释放，使得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差距越来越大。京津冀的制造业集聚虽有所增长，但从全国来看，该地区的第二产业在五大经济圈中比重最低。2019 年，河北、天津两地制造业产值在全国的排名分别为第 16 和第 23 名，相较于 2010 年，分别下降了 5 位、4 位，其制造业优势逐渐丧失。

　　与此同时，区域内的国有工业比重偏大，中小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相对不活跃。京津冀区域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国有企业工业比重不仅远高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且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企业规模结构看，京津冀的工业结构偏“重”，大型企业比重偏高，中小企业比重较小。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的外向型经济规模较弱，引资能力和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还不够强。

　　（四）长江中游：上游西连成渝，下游东连长三角，南靠珠三角，以发达农业为基础，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支撑，在区域产业发展上起着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但目前，较大的问题是其金融业集聚程度不足。

　　农林牧渔业在该地区的集聚水平最高，其集聚水平仅次于成渝地区。长江中游自古以来农业发达，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土地和气候环境，一直是全国重要的粮食、油菜、生猪、水产等基地，是我国最大的稻谷高产区和棉花单产最高的区域，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9%。为国家农产品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产业集聚变化来看，制造业集聚变化最大，出现大幅上升。这既是我国区域经济梯度转移政策带来的结果，也与长江中游是我国发展较早的传统工业重地分不开。长江中游主要以钢铁冶炼、汽车制造为主，其中湖北有以冶金、能源、建材等为主的原材料生产加工基地和纺服、化工、汽车零部件、医药等产业；湖南在工程机械、汽车制造、家电、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上具备优势；江西则以有色金属冶炼为主导产业，同时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和电器机械制造上发挥着特色优势。

　　目前，长江中游最大的产业问题是金融业集聚程度不足，发展有待提高。相对于其他四个区域，长江中游金融业集聚水平排名最后。而且，近十年来金融业集聚反而出现了下降。2019 年长江中游金融业产值为 6301.14 亿元，，与其它区域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不足长三角的 1/3。

　　（五）成渝：生活服务行业集聚水平最高，金融集聚变化最为突出。未来成渝之间如何抛弃“瑜亮”之争，实现更好合作是双方面临的挑战。

　　具体来看，成渝的服务业发展迅速，在全国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其住宿与餐饮业居该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首位。川菜享誉全国，旅游业发达，带动住宿与餐饮业发展。截止 2019年，四川省餐饮业营业额为 299.9 亿元，排全国第四。从城市餐饮企业数量排名看，重庆排名第一，有 28.4 万家企业，成都排名第三，有 19.4 万家。

　　区域金融业发展迅速，产业集聚变化最高。根据 2019 年中国人民大学“天府金融指数“显示，成都作为西部金融中心，实力排名全国第六，西部第一，重庆排名仅次于成都，双城在金融方面持续提升竞争力。据成都和重庆市政府预计，2025 年成都、重庆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分别有望从 2019 年的11%和 9%提升至 13.4%和 9.5%．

　　作为农业大省，该区域的农业保持着较高的集聚程度，在五大经济圈中排名第一。2000-2019 年，成渝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达 9.3 %，超出全国同期 8.4%的平均增速。农村的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其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综合经营性收入稳定在 2000 亿元以上，产业规模效益持续领跑全国。

　　但是，成渝地区产业布局相似，在产业规划上核心产业重合度较高，竞争大于合作，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重合度较高的传统制造业面临“触顶”风险。从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分布看，成都和重庆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三个行业的收入均位于前列。而成渝双城在主要行业上存在同质化发展的问题。例如，汽车工业是重庆市“6+1”支柱产业之一，成都也有着“汽车城”之称。成渝汽车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中低端车型，随着我国汽车市场的阶段性饱和，其汽车产量及销量也接近“触顶”边缘。2016 年成渝汽车产量达到顶峰后持续下降，2019 年重庆汽车产量同比下降 19.91%；四川省汽车产量同比下降 17.78%。在同质化发展态势下，川渝地区汽车产业发展均受到拖累。

　　五大经济圈产业集群的趋势性变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梯度转移政策的体现。未来，五大经济圈应各自发挥其优势，补齐短板，加强产业的分工协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中国五大经济圈中重点城市的发展潜力

　　重点城市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十四五规划要求“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在现有行政区划下，我们认为，在一个区域中会出现多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形成依靠主要中心带动次级中心，次级中心带动其它城市共同发展的格局。区域内各个城市将面临各自的区域定位、产业集聚、人才引进、科技创新、交通建设、政务便利、生活设施建设等多个纬度的战略思考和定位选择。

　　根据国家规划，五大经济圈涵盖全国 15 个省（市、特别行政区），重点城市 46 个，既有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有众多的二、三线城市及港澳。在上述城市中，内地一些重点城市近年来发展迅速，北上广深已步入国际大都市行列，但在人均 GDP 等指标上与国际其他大都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们以现有理论为基础构建“城市吸引力指数”，以比较城市之间的未来发展潜力。城市吸引力指数从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和”生活便利”两方面进行评价，具体从“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人口结构、交通便利、物价水平和生活环境”等六个方面测算，共构建 2 个一级指标、6 个二级指标和 27 个三级指标。综合指数的分值在 0-100 之间，分值越高，说明该城市的吸引力越强。

　　从综合得分看，北上广深吸引力指数居前四位。杭州、苏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紧随其后，但与四大一线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马鞍山、肇庆、盐城、泰州、石家庄的吸引力较低，其中马鞍山的吸引力指数最低，仅为 16.24，与第一名北京（75.97）相差了 59.73。

　　从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看：省会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和南京的优势较为明显，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兰州、南昌吸引力较低；非省会城市中，深圳、苏州、东莞、无锡和青岛表现亮眼，马鞍山、肇庆、盐城、泰州和扬州吸引力较低。

　　我们将 50 个城市从“经济活力”和“生活便利”两个维度进行比较，“经济活力”指标由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和人口结构三个指标加总得到，“生活便利”由交通便利、物价水平和生活环境三个指标加总得到。

　　总体来看，所有城市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北上广深位于第一梯队，其中深圳由于较高的房价和文化生活的匮乏落于低位，未来发展可能被生活不便利掣肘，而广州虽然经济活力稍差于深圳，但生活便利程度较高，广州的发展较为均衡，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位于第二梯队的城市有杭州、南京、苏州、武汉、西安、成都、重庆和东莞，其中杭州、南京、苏州、武汉、西安和成都六个城市发展较为全面，但重庆和东莞发展“偏科”，重庆的生活便利程度较高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东莞的经济表现较为亮眼但生活便利程度较低。

　　此外，大部分城市落在第三梯队，天津由于近年发展停滞已落入第三梯队，石家庄在省会城市中表现最差，经济活力较低且生活不便利，亟待加大经济发展力度。此外，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山和肇庆表现不尽如人意，中山的生活便利程度较低，肇庆的经济活力太弱，对大湾区发展有所拖累。同时，位于长三角的绍兴、南通、镇江、扬州、嘉兴、泰州、湖州等城市也集中在第三梯队后方，这主要是由于区域内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太强，导致这些地区劳动力流出较多。

　　五、商业银行支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策略与措施

　　经济兴，则金融兴；金融兴，则经济兴。中国经济圈的协同发展为银行提供了业务拓展的机遇，商业银行在支持我国经济圈协同发展上将大有可为。具体看，针对区域发展的“智慧城市、住房租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和重点城市”，银行可以采取以下五个措施：

　　（一）以金融科技为引领，全面打造“金融 City”生态圈，助力智慧城市发展

　　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深度渗入的时代，智慧城市已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首要目标和任务，也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核心内容。为此，银行应全面打造“金融 City”生态圈，着力三大主题“智慧政务、新基建、数字化经营”，实现金融流与政府管理流、企业经营流、个人消费流的全面融合，在 G 端、B 端、C 端同时发力，助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

　　1、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加快“金融+政务”新模式建设。一是积极推广已经成熟的云南“一部手机办事通”、山西“一部手机三晋通”和山东“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模式，使客户在政务大厅、金融机构网点或通过线上 APP 就可以同时办理金融业务和政务服务，实现“一站融合，便民惠民”，实现主动、整体式、智能化的政府管理和服务。二是进一步聚焦社会痛点、难点和堵点，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大创新，使更多的政务服务项目实现线上办理，并将银行更多的金融创新如住房租赁、医疗养老等生活场景融入其中，形成政银合作新场景，为政府、企业、个人提供全方位配套金融服务。三是要积极参与京津冀“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给予北京、天津、河北以及雄安新区等重点区域政策倾斜，倾力打造特色显著的智慧政务推广样板和标杆，并将相关经验在长三角、大湾区等区域推广。

　　2、以新基建为抓手，加大金融支持，积极助力智慧城市建设。新基建已成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据相关报告测算，预计 2020-2025 年5G 总投资规模将 2 万亿元，数据中心投资超过 2.4 万亿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超过 4.38 万亿元。银行应积极参与支持”政务云高速宽带、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数字乡村、数字公安、数字环保”等重点领域建设。总行和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专门成立新基建专项推动小组，加大对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行业研究，加快制定新基建各领域的授信和营销指引，做好新基建行业细分与目标客户选择，建立 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项目的“储备名单”。对于西方国家“卡脖子”的芯片、材料、算法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新基建行业，从总行层面进行全面梳理，并积极推动相关监管政策改革，为其设置单独的信贷额度管理。

　　3、加大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经营能力，全面融入数字城市建设。银行自身的数字化经营本身就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组成部分。要及时总结银行智慧银行网点的建设经验，完善相关功能，积极稳妥推进智能银行网点建设。要完善零售客户入口，把所有生活场景和服务无缝融入银行 APP 中，真正融入客户的衣食住行，用一个 APP 即可为客户提供全新的生态服务体验和有趣便捷的金融服务。要通过新设立的数字化工厂，推进银行轻量化转型，通过数字化手段颠覆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和服务，最终实现数字化银行架构。从成本收益角度优化业绩曲线，进行数字化端对端流程改造，进行流程再造，并在每个环节中，统筹规划数字化生态体系，与生态体系各参与者合作，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客户需求各旅程中。

　　（二）金融深度介入住房租赁，解决住房痛点问题，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解除后顾之忧

　　随着人口向大都市圈聚集，核心城市人口流入速度加快，租赁市场需求将不断扩容。国家持续保持严格调控地产战略定力，房价快速上涨预期得到控制，各项“租售同权”配套措施逐步落地，租房正在成为居民的理性选项。通过金融支持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市场，将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发挥“降成本、引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利用金融的“手术刀”，盘活利用存量房屋，大力拓展租赁住房来源。发挥金融引导作用，在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之中，鼓励个人长期闲置的住房、存量公租房进入租赁市场，引入或委托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面向社会出租。引导国有企事业单位将长期闲置房屋委托给专业住房租赁企业，形成批量化租赁住房来源。

　　2、通过金融杠杆撬动各类资源，以新建、改建等多种渠道筹集房源，大力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合力推进人才公寓建设。通过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搭建资源平台，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鼓励和引导开发企业发挥专业优势，着力打造一批高质量政策性租赁住房项目。特别是在区域性产业园区和工业园区内，按照规定比例配套建设各种档次的人才公寓，满足企业高管、工程师、技术人员、产业工人等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促进解决新市民阶段性住房困难，补齐租赁市场缺少小户型低租金租赁住房的短板，有效增加住房租赁市场的特色供应。

　　3、围绕住房保障体系构建和住房租赁市场建设，做好金融业务创新，为建成“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债权融资方面，大力发展银行商业物业贷款、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和类REITs 证券化融资。股权融资方面，全面调动商业地产基金、外资投资基金、保险资管、信托项目等各方资金来源。积极试点以住房租赁项目为基础资产的公募 REITs 等创新型融资方式，引导住房租赁市场从当前信用为主的融资市场向未来专注资产价值的投资市场转变，为住房租赁市场提供稳健可持续的长期资金来源。

　　4、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打造住房租赁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促进住房租赁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自身金融科技的优势，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征信、支付等核心技术的创新运用，帮助政府建立跨区域的统一智慧住房租赁平台。提供房源核验、信息发布、信用信息查询和信用评价等服务，实现住房租赁信息化综合服务。把公租房、商租房、开发企业自持房源、中介房源、个人出租房源全部纳入平台管理，推行统一的住房租赁合同文本，落实租赁合同备案。为符合条件的住房租赁企业提供标准化的信息登记和披露服务，为住房租赁企业资产流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提供专业化服务，促进住房租赁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三）完善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加大区域特色创新，助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

　　我国人口众多，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均衡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质量和效率。因此，需要发挥好区域内经济协同发展特别是城乡发展的协同效应。与此同时，在五大经济圈中，一些区域如长三角、大湾区、长江中游、成渝本身就是中小微企业、传统农业发达的地区，有着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基础。

　　1、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顶层设计，提升区域金融均质化水平。近年来，各家银行在普惠金融业务方面都做了有益探索，应在继续做好已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做好各区域内普惠金融发展统筹规划，特别是区域内分行应针对不同区域经济规划的要求，制定各自普惠金融推进方案。这些推进方案既要有全行共性的打法，也要有各自的特色产品。同时，对经济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等，允许分行自行针对某类行业或某类企业，依托金融科技研究开发相关贷款模型，形成各自特色品牌，提高普惠金融的敏捷性和精准度。

　　2、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创新，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信息是普惠金融进一步提高获客水平、防范风险的重要基础。银行要积极参与区域内大数据建设工程，实现区域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并充分利用区域内共享数据及信息，在前期税务信息基础上，更多挖掘企业水电使用数据、知识产权数据、进出口数据等，深度开展数据挖掘分析，通过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构建更为合理的普惠金融客户群信用模型、风险评估模型和定价模型，实时动态衡量企业实际融资需求和贷款能力，降低客户信用识别成本，通过普惠金融创新助力提升区域金融的包容性。

　　3、探索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依托的供应链金融，支持优质中小微企业发展。在区域经济推进过程中，银行应主动联合政府部门、核心企业及核心企业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建信息流、物流和金融流合一的动态数据库，如基于核心企业内部系统的供销信息或供应商仓单订单等自证数据，依托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供应链金融。当前，我国多省、市推行的“链长制”中的“链长”由地方主要领导挂帅，且产业链选择兼顾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地方特色产业或主导产业。银行可借力“链长制”，配合政府建立“链长制”政策研究智库，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创新金融介入方式。通过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既服务好区域内中小微企业，又更好促进区域中重点产业集群的发展。

　　4、积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能力。银行应继续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坚定数字化、场景化、平台化经营，大力促进乡村金融的发展。一是要继续推广线上平台，如建行开发的“裕农通”乡村振兴综合科技服务平台、农村集体产权管理信息平台和农民工工资综合服务平台等。二是进一步完善乡村综合金融服务网点，将普惠金融服务无感嵌入到乡村生活场景，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不遗余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三是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围绕农村产业集群和特色农业，通过数据的连接，沿着农业产业链条，整合金融和非金融资源，建设信息汇合、要素聚合、经济撮合、服务综合的农业产业链生态场景并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方案。

　　（四）发挥好金融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功能，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产业集群一般是政策和市场双重作用下形成的经济“高地”。一方面，产业集群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以整个区域的角度统筹兼顾，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有效避免重复建设，减少无序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并且为产业集群在人才、信息、资本等方面提供综合支持。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建行可以发挥经济润滑剂和催化剂的功能，为产业集群提供更好的支持。

　　1、积极支持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实践证明，现代服务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金融又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都提出了建设金融枢纽、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等要求。银行应针对各区域的发展规划，完善相关机构布局，支持区域金融中心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大湾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建设，积极参与区域内金融改革创新的试点，在跨境金融服务、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新基建金融、创新型期货、养老金融、航运金融、物流金融等方面加大金融产品创新。

　　2、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助推区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配合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制定和建立银行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总体规划。创建科技创新金融平台，支持区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助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条件。在传统金融基础上，建立适应科技金融的信贷政策体系，大力推广银行的技术流评分模型，在传统的资金流评判之外，辅以专利数量、技术含量等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在科技信用贷、贷款定价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3、坚持发展绿色金融，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绿色金融投入，推进区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打造宜居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制定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在五大经济圈内打造绿色金融示范机构，成为全行绿色金融发展的引领者和重要基地；严格执行环保准入标准，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加大对节能环保材料、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农业、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投入和服务；积极参与全国或区域内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探索发展排污权贷款等绿色信贷，加大绿色债券、绿色集合债发行，试点探索碳排放权，绿色保险、ESG 投资、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新型绿色金融产品。

　　4、顺应产业趋势，运用多元化融资手段，为不同梯度的产业提供金融支持。产业集群包含各类规模不同的企业，并且各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因此，金融对产业集群的支持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商业融资与政策融资的相互配合。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如传统企业与科创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传统业转型升级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等，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方案，综合运用信贷、债券、股权、产业基金、资产管理、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等融资工具及多样化组合，满足制造业不同规模、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金融需求。银行应积极学习国外先进银行做法，充分发挥战略咨询作用，积累大数据资源，以咨询顾问为处于各个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如上下游产业信息，业务解决方案、战略规划顾问等，提供更多的轻资产、轻资本、撮合交易、并购咨询等业务。

　　（五）大力推进重点城市行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支持区域重点城市发展

　　1、进一步完善经营机构布局。要积极研究最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结合最新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适时调整金融机构资源配置策略，积极支持重点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例如，支持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金融机构，可以考虑在天津或雄安设立结算中心、资产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总部，促进相关金融服务和金融功能形成集聚性发展。

　　3、加强金融服务的合作协同。进一步加强建立跨区域的银行信贷等信息共享和互认机制，提高信贷服务效率和质量。推动建立统一的客户管理系统，实现对跨省市集团客户的信息共享，以客户为中心，实现客户信息、营销、服务工作的协同管理。同时，在监管允许条件下，探索在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异地授信放款，提升金融机构除银团贷款、联合贷款外的自主放款功能。

　　4、做好金融服务的持续创新。在符合政策和监管规则前提下，重点城市行不仅要考核同业排名，更要在总行战略落地上作全行的引领者和特色标杆，在协同发展重点领域推出特色金融服务，创建金融业务拓展和管理的新模式。例如，长三角、大湾区城市行要在住房租赁、金融科技、跨境金融等方面加大创新；长江中游、成渝城市行要在普惠金融、乡村振兴、养老金融等方面走出新路；京津冀城市行要在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养老金融等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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