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舸:对外开放要上好“安全阀”

刘连舸:对外开放要上好“安全阀”
2020年12月04日 21:43 新浪财经综合

  来源:中国银行

  近日,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刘连舸在2020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的演讲。他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中国金融业要继续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调整,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好地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金融力量。

  一方面,要持续构建开放安全新体系,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优化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为开放上好“安全阀”。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安全体制机制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信息网络等领域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实现重要产业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此外,合理掌控金融对外开放节奏,把握好“开放”与“稳定”的关系,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

  ——在2020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的致辞

  中国银行董事长 刘连舸

  (2020年12月3日)

  即将过去的2020年,的确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不安。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下面,我想就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加入WTO以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速度开始加快,依托自身优势,中国成功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分化深化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外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贸依存度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最高时曾分别达到60%和10%左右。但在经济进入新阶段后,随着一些要素红利优势的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在外需明显放缓的背景下,内需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使然。

  其次,“双循环”是应对外部复杂形势的战略举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出现趋势性变迁。新冠疫情更是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一是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需求和供给同步收缩,侵蚀全球化基础。多家国际机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左右,未来仍将在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三低”环境中运行。二是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化遭遇“逆风”。近年来,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盛行,不断推出保护主义的措施,全球贸易投资不断萎缩。预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9%以上,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30%至40%。三是全球产业链稳定性受到影响,我国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疫情之下,各国对关键产业、关键技术的控制增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加大,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可能从暂时、局部的调整演变为长期、全面的重塑。

  第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持续提高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为促进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019年底,中国普通高校毕业人数约834万人,数量为全球第一。中国已成长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和物流基地,完备的工业及物流体系有助于增强产业链的粘性。今年4月份,中国美国商会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0%的企业没有因为疫情而考虑将产业链、供应链搬出中国。2016年至2019年,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9%,已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这一群体可能将增加到8亿人左右。

  习近平主席强调,双循环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既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被动应对、短期选择,而是中国的主动作为和长期战略,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要求调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以外促内、以内促外。在此过程中,我认为需要重点把握四个方面。

  一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开拓国际合作的新空间。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也意味着中国在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第一,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网上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第二,深入研究“一带一路”中各类项目商业可持续性措施,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问题,在更加注重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第三,充分发挥自贸区(港)连接“双循环”的特殊纽带作用,推动对外开放向更多领域、更多的地域辐射,形成纵深开放的新格局。

  二是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放在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在未来的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各国都需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和独特定位,以促进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更加稳定和高效。未来我国要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实现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转变。2020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创新指数中位列第14,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有17个科技产业集群进入全球百强,仅次于美国的25个,这为产业链向设计、研发等高端环节转化提供了条件。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也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这是构建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加快完善多边合作供给体系,降低高端制造产品供应来源单一风险,营造多元化供给的新格局。

  三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强调规则的对接。近年来,我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2020》当中,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已上升到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未来中国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生产研发基地等配置在中国。此外,在开放规则中更加注重融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内容,以适应后疫情时代全球绿色发展的需要。最近,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郑重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新规则树立了典范。

  四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强调风险防范。开放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持续构建开放安全新体系,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优化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为开放上好“安全阀”。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安全体制机制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信息网络等领域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实现重要产业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此外,合理掌控金融对外开放节奏,把握好“开放”与“稳定”的关系,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中国金融业要继续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调整,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好地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金融力量。

  第一,以创新为引领,打造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金融业要围绕科创企业融资中的痛点,优化金融供给、转变风控理念,形成跨市场、全周期、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制定更符合科创企业发展规律的融资体系,形成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银行创新型信贷等通力合作的新局面,完善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安排。顺应科技与金融加速融合的趋势,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提高对科创企业金融需求的响应速度。

  第二,疏通内循环的堵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金融业要按照产业协调、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的内在要求,不断助力疏通内循环体系。顺应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趋势,加大对高端制造业、数字经济、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为我国抢占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创造条件。把握养老、医疗、旅游等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加快场景生态建设,并开发与消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产品与服务。加强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持力度。

  第三,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疫情时代,加快绿色发展已逐步成为全球共识,金融机构要充分践行社会责任,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供给,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更为环保、低碳的领域。另一方面,要按照联合国提出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原则(ESG),加强中国参与绿色金融、社会环境、公司治理等金融规则的制定,促进全球治理迈上新台阶。在与欧盟投资协定的谈判中,环保标准和环保要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因此,我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在绿色发展等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在全球关心的领域有所承诺、有所行动,并积极兑现,不断增强我国的国家公信力。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一是不断扩大对内开放,支持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高水平“引进来”,方便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业务开拓。高效利用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全球化布局的优势,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开拓市场。二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全球资源,吸引当地和各类国际金融机构加大对 “一带一路”和RCEP等关键市场的资金支持。三是把握全球低利率或负利率的市场新变化,调整和优化基于国别维度的资产与负债布局。

  第五,加大对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实现包容性增长。普惠金融是“十四五”时期和实现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金融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基调之一。“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回顾全球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衍生出众多背离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金融业要继续加大对民营、小微、三农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在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同时,打造自身发展的“新蓝海”。在低利率环境下,大型金融机构要更加注重承担社会责任,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利用新型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县域、乡村的金融服务网络,打造便利、快捷、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生态圈。中小金融机构也应发挥更加熟悉当地市场的优势,设计符合当地地域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金融产品,加大对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还将加速变革。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将更好地发挥连接学术、实业和政府平台的独特作用,以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担当,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应用创新等方面做出新突破,展现新作为!中国银行也将充分发挥国际化、综合化的优势,与社会各界一道,为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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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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